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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谁对谁错不好说。但就这个事情的本身来讲，不太靠谱。
在齐国，高、国二子代表着两个势力庞大的氏族，有威信，有人气。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还未完全过渡的情况下，他们就是齐国国君座位能否安稳的有力支撑。说句不好听的，国君的位子坐得牢不牢，要看他们的脸色。而且高、国二位在姜小白的即位上，可是出了大力。不仅提前报信，还出兵支持打公子纠和鲁国，保证新政权的稳固，没让姜小白被赶下台去国外旅游。高傒，大白兔先生，小白从小就和他就交好，联络国子一起把小白扶上台。这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相比之下，管仲刚从遣返的囚犯身份改行做相国，工作还没开展，就主动要求地位排在高、国二位之上，姜小白难道就不怕这两人对此不满？即使高傒能表示理解，国子的思想工作恐怕不太好做。况且，姜小白就算再有远见，也不敢断言管仲的改革就一定成功，拍胸脯保证霸主非我莫属。纵观姜小白的一生，对给过自己帮助的人总是很好，没有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现实人品。
而管仲要展开自己的抱负，刚开始急需强有力的支持。无论是国君的首肯，还是下面的通融、协作；都是成功的基本保证。国君答应得很痛快，而下面抡起铁锹和稀泥，事情也不好办。虽然管仲具有当仁不让的性格，可为了顺利改革，也犯不上自己搬块大号的拌脚石迈过去，来显示个性。以他的政治头脑和对形势的洞察力，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提出这么不着调的要求。
封地也应该是陆续给的。一下子给三块？姜小白那是不打算过了。排位和认干爹应该都是改革成功以后。齐国强大了，小白也做了霸主，管仲无论是在诸侯间的国际声望，还是在本国人民的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地位排在前面顺理成章。姜小白开始的时候没少干错事，感激管仲当初的谆谆教诲，使自己没跑偏；认做干爹，才在情理之中。
而且从姜小白的为人看，很实在，不抠门。爱惜人才不是空口说说过瘾，是真下本钱。比如宁戚，在街头击牛角伴奏演唱求官，姜小白听他歌中咏志，认为不错，带回宫交谈以后就赏，还要给官做。群臣反对，认为这家伙是卫国人，人品怎么样不好说，反正离着不远，先派人去调查一下再看看。而姜小白的说法非常大气：“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人总有小缺点，而因为小缺点不用有大才的人，君主就失去人才；派人去问，就是担心有小缺点，省省吧。政审都不用搞就给开工资，姜小白确实豁得出去。
由此来看，地位、封地、干爹的称号；都是姜小白主动给的，不是管仲老着面皮申请的。管仲伸手要待遇的这件事，不知道是谁造的谣？
两次长勺之战
宏伟蓝图规划好，就等着甩开膀子大干。偏偏不顺心，著名的“长勺之战”爆发了。之所以说它著名，是因为中学课本有这一段内容，里面的主角曹刿因此而家喻户晓，甚至被某些人上升到了古代著名军事家的高度。其实这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局部战斗，说它是以弱胜强，理由都不充分；而以少胜多的说法，更是完全不靠谱。
《左传》中对大规模的战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比如双方主帅是谁，是不是国君亲自带队，战斗过程等等；写得都很清楚。小规模的战斗，一语带过。而这次战斗的描述，也比较详细；但就是只描述自己，没描述对手。所谓齐军主帅是鲍叔牙的说法，完全是《东周列国志》作者的想当然。
况且，姜小白也没有大规模攻鲁的理由。去年秋天就大败鲁军，逼得鲁庄公跳车，换了辆轻车才安全跑回了家。幸亏同时还有大夫举着他的旗号在小路频繁出没做掩护，不然根本跑不回去。之后就是鲍叔牙领兵压境去要人。鲁国没讲任何条件，完全接受。杀了公子纠，放回了管仲，包您满意；召忽自杀只是个意外。
这样的有求必应，已经给足了面子。如果还是耿耿于怀，火气不消；那是精神不健康。转过春天来还继续跟鲁国过不去，姜小白不是战争贩子，就是精神出现了异常。从各方面的观察来看，姜小白两者都不是。而且，改革和战斗一手抓，他也忙不过来。
这一次的长勺之战，应该是一支小部队的骚扰。只为占块地，或者是抢点东西。鲁国刚吃了败仗，成了惊弓之鸟，以为齐国大举进犯，所以非常重视，才有曹刿的表现机会。从参战人数上说，鲁国只会多不会少，实力也弱不到哪里去。
《管子？大匡》对长勺之战也有记录，但发生的年份不一样。那一次发生在桓公三年，相当于鲁庄公十二年，起因是齐国攻宋，鲁国去救援，击败了齐国，姜小白愤而攻鲁，在长勺被鲁军大败。而《左传》记录的，是发生在庄公十年春，什么原因没说，也没提规模。
《管子》一书虽有稷下学宫管仲学派整理著书一说，但书中对其他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左传》所记载的相互吻合，而且更详细具体；可信度较高。这样看来，长勺之战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小规模的，《左传》记录了；《管子？大匡》没提，因为没有必要。第二次是大规模的，《左传》没记录，而《管子？大匡》有详细记录，还提到了规模。
两次长勺之战，胜利的一方都是鲁国，齐国两次被打得跑路；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为什么《左传》对第二次大规模战斗的胜利闭口不谈，而对第一次的小胜大肆渲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士气，一个是内幕。
第一次的胜利，正值鲁国新败，国民士气需要鼓舞；而且胜得理直气壮，所谓师出有名；所以大书特书。而且曹刿同志对曰的最后两句，明显有点故弄玄虚，画蛇添足。“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春秋至战国这段时期战争的主力兵种是战车，这个东西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在战斗中有冲击力，能打能撞，而且居高临下，杀人方便。但也有缺点，目标大，笨重，场地要求比较高，必须在平原上才能使用，进山容易翻车，过不去的沟沟坎坎要人来推，丘陵地带都不好使。所以，那时候作战，必须选择开阔地带，遇到泥坑都要绕着走。晋惠公就是在一次与秦国的作战中，马陷进烂泥坑，没人来推车，被活捉了。所以，在平原上打埋伏，搞不搞都一样；战车目标大，老远就能看见。步兵可以凑合隐蔽，可是步兵打兵车的埋伏，很不凑合，基本上是去填坑。所以，在此前和此后几百年的战斗里，都没人动这平原打埋伏的脑筋。曹刿同志的这个想法，多余！
第二次长勺之战虽然取得大胜，但在第二年姜小白组织全齐国武装反扑的时候，鲁国立刻服软，一劲求饶（自贬为关内侯，服从齐国领导）。接着又在与齐国的会盟当中，国君鲁庄公亲自持刀以同归于尽相威胁，曹刿胁从，用流氓手段要回了被占土地与和平。这些做法和行为，对于鲁国“礼仪之邦”的名声，显然有很坏的影响。国君带着大臣一起去绑票，好说不好听。有损国格和国体，记录下来真是丢脸。为了国家的体面，史官舍去了平常心，不与记录。
说到底，第一次长勺之战对齐国来说，是一场小规模的无足轻重的战斗。
既然无足轻重，姜小白也不折腾，大家还是安心搞改革。管仲改革的大刀第一个挥向了农业。在工业革命兴起以前，农业在世界上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毕竟大家都要吃饭，不吃饭还干劲十足的是神仙。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由于齐国粮食产量不仅一直上不去，还持续下降；所以，必须当头等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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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难流外人田
当时的土地制度不好，是井田制。这个概念很抽象，直接说不容易明白，换个说法就好理解。土地大部分是国君和领主（就是国君赏赐了封地的人）的，叫公田，相当于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很少，叫私田，相当于自留地。农民先要耕作公田，等于给人民公社出力；但无论干得怎么样，这个公社都不发给工分，换取生活用品，什么也不管，完全是尽义务，白干。干完公田才能去自留地劳动，这个收成才归自己。当然，大家都没经过政治学习，思想觉悟都不高。所以耕作公田时，大家都不积极，能对付就对付，该糊弄就糊弄，偷懒是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有这种劳动态度，如果监工人手不够，看不过来；就会导致田里的草跟苗一样高。不是种苗，而是种草。产量可想而知。但这不能怪大家，大锅饭都没有积极性，更别说白干了。
而耕作私田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情绪饱满，干劲十足，你追我赶，甚至到了热火朝天的地步。就是积极得有点过头，一亩地能打粮食五十斤，决不让它出四十五；根本不操心土地的养护和施肥。而生态是循环的，土地也需要补充养份，只产出而不需要补充的不是土地，是聚宝盆！而这玩意儿，谁也没亲眼见过。
大家耕作的劲头越足，私田的土地就越贫瘠，产量是王小二种地，一季不如一季。为什么这么干？有原因。
春秋时期对私田管理有一种制度，就是轮耕制。它的意思就是说，一块自留地，也不允许你自己永远耕作下去，要三年一更换，十年一次大调整。这个方法看似很公平，保证大家这辈子都能轮上好地种，但其实是非常官僚。谁会花三年工夫养肥了地，交给别人去种，然后敬祝哥们三年大丰收？！就算有，也是当时脑子没转过来，只干这一回，明年绝不再干。有一句话形容得最贴切：肥水不流外人田。
本来体制就有缺陷，而齐国的情况更糟糕。小白他哥，齐襄公姜诸儿；是个特别能折腾的人。杀郑子亹，杀妹夫鲁桓公，杀公子彭生，跟亲妹妹谈恋爱。乱搞在行，种地却很差劲。在他执政期间，齐国公田里的一部分收成就是狗尾巴草。这不是胡说，有民歌为证。《诗经》齐语里就有一段歌词唱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莠，就是狗尾巴草；甫田就是公田；骄骄和桀桀的意思，就是高大、茂盛。
唱起来是这样，“不耕公田么哟嘿！狗尾草长么吼嘿！……”
当然，古朴民歌不是这个唱法。为使大家有个具体认识，借用的曲调是传统革命歌曲《大生产》。而杂草茂盛等词汇，在民歌里已然广泛传唱，说明这情况在当时的齐国很普遍。由此，姜小白说他哥经常给战士吃剩饭，不是造谣。
这种情况再不改变，姜小白迟早有一天将带领齐国人民出去要饭。而要尽快恢复过去那种方式的生产；既落后，也很难。因为人心散了，队伍确实不好带。
重走过去的老路，也只能混个温饱，不去要饭。世界上唯一能饿着肚子干好称霸这种事的国家，只有一个前苏联。所以管仲的改革，不得不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
首先，砍掉了轮耕制。让农民大哥守着一块自留地死种，不必老折腾，心里就踏实了。在埋头苦干、你追我赶地向土地要产量的同时，还不忘追肥。虽然不能年年粮食产量放卫星（那全凭造化），但要稳步逐渐提升，做得到。因为，除了那些为了宗教信仰而自觉降低生活质量的人，谁都想吃饱穿暖；老百姓里的“辟谷”爱好者毕竟不多。而要守好这张长期的饭票，就得让土地进行合理的生态循环，养份充足，产量自然能保证。
改革的第二步就迈向了井田制。但这一步有危险，迈得不好，要骨折。井田制不是那么好砍的，商鞅废掉井田，有秦孝公的支持，还跟甘龙、杜挚吵了三年以后才开始实行。以姜小白的急脾气，一年都等不了。而且时代还没发展到非砍不可的地步，意识太超前，很容易被超度，做改革的垫脚石。管仲不仅想不到那一步，也没这么大的胆子。所以，他只有改良。
办法是，公田包产到户。阡陌，就是田间宽厚的土埂，用来划分土地的归属；但高出平地不少，围在田地四周，像个大井台，农民耕田就像在一个宽敞的大井里挥汗如雨；所以，井田的称呼很形象。管仲看这些井台又宽又厚，闲着不用多可惜，浪费！所以命人把井台做了平整，修成了路，能跑马车、牛车。平常农民大哥拉个农具，运运打下的粮食，往地里送送大粪啥的，方便！
井田这个形式改变不大，顶多是交通运输有了比较好的改善；改变大的是劳作方式。以往，大家一起白干，所以都不好好干。下地要人叫，进度靠人催，能不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