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俗上说，除夕这天就是“年”。中国人把这天亲热地称做“大年三十”。这天绝不只是吃一顿“年夜饭”。年夜饭不过是除夕的一出重头戏。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大活动都要在这一天进行。从敬祀祖先、年夜守岁，到子夜时分燃放炮竹。而这一天最令人欢悦和感动的还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间团聚。不论是男女老少一起忙碌着年夜的酒饭，还是在寒风中终于点燃了烟花的药捻，年的高潮、年的情怀，以及最深切的年味都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
因此说，这个真正属于“年”的日子不放假，有点不合情理。近年来，每逢除夕，许多单位领导和老总都注意到“以人为本”，格外开恩，早早收工，叫职工们回去“忙年”了。尽管如此，法定不放假的除夕之日，还是叫人感觉“皮肉不合”，紧迫又忙乱。
再有，便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初七。待到长长的假期到了这天，该去拜年的已全拜过了，大小聚会也转过一轮。倘若忽然想起哪位熟人，反倒不好去上门拜年了，怎么挨到初七才想起人家来呢？在传统年俗中，初五之后，生活进入日常状态，商家全都开市，谓之“破五”。到了初七就更没有什么大节目了，实际上已无年可过。于是这天就成了春节假期的“垃圾时间”，变得可有可无。这样的假期还有意义么？为什么还要放假呢？
为什么不把春节的七天假期前挪一天从大年三十放到初六？这样，人们既可以把除夕过得更充分、更从容，也更尽兴，还可以割掉年假中那条无用的长尾巴，使整个春节紧凑又饱满。
如今，我们已将春节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日遗产不同于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传承者是艺人，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这个遗产的保护是设法使大众永远把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那就首先要遵从文化的规律，顺乎民情表达，合乎年俗内，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真正的弘扬。
理论要支持田野
首先要表明，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会议。在我国，关于民间美术分类的专门的研讨似乎从来没有进行过，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拿来研讨？说到这里，就必需面对当今民间文化的学术现实
近两年，民间文化的学界一个重要的动向是重燃对田野的激情。书店里，展示各种田野调查成果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在获得全国性的民间文化“山花奖”的理论著作中，优秀的田野调查的作品也日见其多。这表明愈来愈多文化学者投入了这场旨在摸清文化家底的普查运动，从书斋走入田野，去拥抱那些濒危的文化生命。然而，在这样令人鼓舞的文化形势下，却存在着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
首先是专业研究队伍十分薄弱，不少民间文化领域根本没有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员。许许多多民间文化事项不论是独特的民俗还是卓越迷人的民间艺术还是学术的空白，甚至从来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古民居这样博大的民间遗产，直到今天还只是为建筑学家们关注，而没有民俗学家和人类学者的涉入。它们是我们的盲点和盲区。因此在现代化狂潮中，大批古民居、古村落和城市的历史街区被推土机推去，彻底消失，我们却浑然不觉。进而言之，在很多民间文化门类中，至今没有公认和通用的分类法。最严重的门类是民间美术。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不同，民族众多，长期历史形成的文化板块错综复杂，民间美术缤纷多样，不可胜数。然而民间美术的分类却一直模糊不清，乱无头绪。长期以来，学者们或依从习惯，或自行其事，对于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只有不多几位学者做过专门研究，但没有得到深入研讨并被普遍认可，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对于千头万绪的民间美术全面和总体把握与认识。而长期以来，民间美术的研究置身在美术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中间的夹缝里。民俗学主要对象是民俗与民间文学，对民间美术关注甚微；而美术界一直把民间美术放在主流之外。民间美术研究处境尴尬，人员很少，力量薄弱，无法建立起严谨的理论体系。这样，当我们用以应对当前普查所得来的中华大地上极其丰富和浩瀚的美术现象时，必然捉襟见肘，力不能支；换句话说当我们把从田野普查之所获搜集起来时，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分类法来进行整理，最终只能还是各行其是，其成果必然就会参差不齐，缭乱无序。这就是最近我们要进行一系列民间文化分类研究的缘故。
应该说，是田野普查，是民间文化本身要求或者说是逼迫我们用理论支持它。如果理论总是远离对象如果最后都不能回到对象本身，甚至不能解释对象，这种理论只是一种书斋的奢侈而已。
当前，民间文化的研究正在活跃起来，这是数十年来未有的景象。究其缘由，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必然。面对全球化的霸权，各民族的文化全都身陷危难；全球化的本质是消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各民族自身的精神传承依靠的正是自己独有的文化。因此，一旦人们对此觉悟，产生自觉，民族民间文化就必然成为全社会的文化焦点。中国究竟是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在全球化席卷而来时，并没有需要太长时间就深切地关注对自己文明传承及其保护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了。
但我们必需清楚，民间文化是在它危亡之时受到关切的。所以，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前提是普查。普查包括摸清家底的调查和分类化的整理。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故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理论首先是支持田野的调查工作。没有可靠的坚实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田野成果便会良莠不分，年代不明，价值不辨，并全部混杂一起。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精英文化历来一直有鉴别和著录，分门别类，井然有序，而民间文化至今仍是落英满地。我们普查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中华文化的一半”民间文化像精英文化那样整理出来。如果没有理论和学术为后盾，最终一定是杂乱无章，事与愿违。
为此，民间文化理论的当代需要，是实效性、应用性和工具性的。不管我们心中的理论大餐如何精美，现在最需要的是收割庄稼的á刀。其实这些最现实的工具理论比如分类法，也是学术建设的基础与根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理论也无法提供，能说我们有着很高超的理论能力吗？
于是，今天我们将诸位学者请来进行研讨。诸位都是民间文化和民间美术研究的大家，在分类方面各有卓见。我们并不指望一次研讨会就能用理论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因此，展开各自的见解，交换观点，归纳思路，启动思辨是这次研讨的目的。我相信，一种规范的、标准的、通用的分类*由此渐渐诞生。
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及其田野调查，向我们的理论研究发出呼唤，提出挑战，也激发着理论的活力。应该说，今天是民间文化事业获得发展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而理论发展的最佳途径则是深入田野实践，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从田野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作文章的由头，而是融入它脉搏跳动着的生命。让我们在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的互动中，促使普查与研究的双丰收，推动民间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开幕式前，说开幕式
开幕式愈来愈成为奥运会的重头戏。本开幕式没这么重要，如今却成了奥运大餐的招牌菜。以致有一种说法：开幕式成功了，奥运会就成功了一半。
其因，它是主办国头一次“华彩亮相”。这次亮相既要彰显出主办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魅力，也展示主办国的济实力、文化创造力和高科技的能力。
奥运会的开幕式除去各国代表团依序入场，主要由三大要素组成。一、一场独具主办国魅力的文艺演出；二、一首迷人的奥运会主题歌；三、独出心裁的点燃圣火的仪式。下边分别细说：
一、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不同于一般大型文艺晚会。它四年一次，由主办国主办。除去规模巨大，最重要的是主办国面对全球的自我表现。任何主办国都明白，自己最具魅力的资源是其独具的文化。但如何才能把自己文化的精髓和气质提炼出来，这很难。在这方面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很成功，它们把古希腊文明优美又典雅地体现出来。同时还通过沙滩上一对恋人的追逐和把纸船放到海上的孩子等一系列诗一样的情景，表现了他们的人性追求和梦想。这一来，主办奥运会的希腊人在世界上大得分。他们到手的金牌有多少没人记得，但他们的文化灵魂都叫人触摸到了。
希腊人告诉我们，彰显自己的文化，不只是把各种文化符号铺天盖地，不只是营造文化氛围，而是凸显自己为之自豪的文化精神。
当然，希腊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和高科技的配合与运用。艺术的想象力和独创性是开幕式成功的重要元素。
二、一首好歌能够叫人记住一部电影、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往往一部电影看过，故事情节都忘了，但电影中那支动人的歌曲还牢记心中。这就是歌的魅力。
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就得是这样的歌。主题歌好，就会成为这一届奥运会的“魂儿”，在奥运会上贯穿始终，最终留在人们心里。汉城（首尔）奥运会不就是以那首《手手》，叫人有滋有味地记住了汉城？
三、点火仪式的创意是开幕式的大看点。好的点火仪式要出人意料，新奇绝妙，富于寓意。一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马上就会想到那支被射手射向漆黑的夜空的带火的箭。这种古代战争中攻城的武器，如今化为点亮人类文明圣火的器具。这一创意令人钦佩。它激发人美好的情思。
自从有了上述的点火仪式、主题歌和文艺演出，各个主办国都憋足了劲儿，下大力气，苦思绝招，想要超凡绝俗地给世界一个出其不意、一种耳目一新的美与神奇，也给奥运会增添加倍的光彩和欢乐。
为此，对开幕式的保密工作是筹备奥运会中饶有趣味的一件大事。保密愈严，开幕式就愈具神秘感与悬念。但它终究要在开幕的一刻大白于天下。
我们将向世界奉献怎样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气质又具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开幕式。今晚，鸟巢将做出回答。
王蒙老了吗？
这些天王蒙被作家会冠之以名誉头衔，有人便在网上问：王蒙老了吗？还有人跟着发出“怀念王蒙”的感叹，以为王蒙要从文坛退休下岗了。
前几年，王蒙还扬扬得意于自己的“满头青丝”，近半年叫人见了一怔，飘在他头顶上的头发缘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样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数年前与王蒙一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拜谒肖伯纳故居时，看到肖公书房内一切如旧，连曲别针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纳本人。王蒙对我说：“看来生命还是最脆弱的。”想到这件事，心里真有点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过两天在书店里，却见王蒙几本新书摆在那里：《尴尬*》、《苏联祭》和《自传》，让我心动，让我强烈地感到他现在的写作不还是轰鸣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别是《苏联祭》中对那些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种种文艺观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让人感到他头脑之透彻。读《尴尬*》，他的幽默机智和快乐的天性亦依然故我。这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国文的随笔、从维熙的散文、邵燕祥的杂文，哪一支笔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劲，更加自如？他们何老之有？
其实作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艺术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质的，一定会老化，反正王蒙、维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滚了。但艺术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因为艺术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创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长同步。只要手中的笔还是激情的、发烫的、鲜活的；只要对社会人生心怀兴趣与责任，作家的生命依旧如日中天。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年纪大了，未必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工作，未必还能秉烛夜耕、日书万言，未必还去拼大部头的长篇。青年时代心怀浪漫去吟诵《女神》的郭若，晚年便沉入种种历史的追究中。鲁迅也是一样。他后期很少再写小说，主要的写作方式改为杂文。可能因为文字的思想比形象的思想更能直插现实的症结。作家分为两种：一种作家一生都在写小说，从年轻写到暮年，比如老舍、奥亨利、契ú夫和莫泊桑。他们属于艺术性的作家，更应称做小说家。还有一种作家小说之外也写随笔、杂文、社会文化批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