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凉了半截，敢情他看不上眼。
谁知，没几天，他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马季，电台播了你一段新相声，写登山的那个，我听了，很好哇！”
我告诉他：“那天长安剧院我演的就是这个。”
“啊，那天我睡着了。”
老先生就是这么个人，既古怪又有些喜剧性，后来他一直关心我。“文革”后我创作的新节目，他看后都会给我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在曲艺界，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
毛主席说：“还是下去好！”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总理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因此，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书就曾对我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毛主席喜欢的段子还有《拔牙》，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和我都给主席说过。有一次我和常宝霆进中南海演出，他问演什么节目好，我建议他演《拔牙》，主席听过不同版本的《拔牙》，但仍然很喜欢。
有一年，毛主席的秘书通过广播局向我们要有关相声的资料，我将平时积累的素材、资料整理了一大包送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喜爱相声，对我们这些从事相声艺术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在给领导人演出中，一些细微的小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怀。
周总理访问亚非拉回国，广播局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舞会。我演出了传统段子《找堂会》，是用“怯口”来说各种豆腐菜。演完后总理见到我，笑着说：“你做的豆腐样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几样你没有见过的豆腐。”
还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出席。当时我正与说唱团的河南坠子演员谈恋爱，她上台演唱了传统段子《偷杏》，讲一个姑娘想摘树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够不到，于是脱下绣花鞋扔上树，正扣在树上一只鸟的头上，鸟儿心想：这是谁给我扣的帽子！幽默风趣。领导们听后很高兴，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她跳舞。当转到我跟前时，总理对我说：“马季，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我不知他指是什么，不知所措。
“她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通知我一声！”
随即周总理拉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刚才‘扣帽子’的是马季的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六十年代初，我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期间我们走乡串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我和于世猷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啦？”我回答：“主席，我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
“有什么收获吗？”主席问道。
“写了几个节目。”
“啊，都演演，我听听。”
我们演出了在山东创作的《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说了四五十分钟。说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下去好！”当时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们从电影里看到都会热泪盈眶的，而毛主席就在我的眼前，并亲切的握着我的手，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说话。我们当时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对我创作的充分肯定，并激励着我为相声的创作不断努力。
周总理的教诲（1）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
“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尤其是国际比赛，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力争到现场一饱眼福。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也熟悉球迷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球场上的情绪反应。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垫话”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开始，写一个球迷种种的丑陋行为。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
“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艺术上不必过于苛求。一段新相声，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不连贯，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把它表演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打磨，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直到今天，就是已经在电视里播出的相声，过后演员自己也感到有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改动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有类似的反映，那么，在下一次演出时就可以改进。好作品不怕改，精品往往是在不断地修改、打磨中产生的，哪一段经典的相声段子，不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传唱至今的呢？但是相声如果失去了它的即时性特点，就与人民大众失去了血肉联系，相声就退出了普通百姓关注的中心，成为边缘性的东西，今天相声的衰落，与它的即时性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一味地强调传统相声的技巧，死抱着传统不放，不加分析地排斥即时性是很迂腐的。其实传统相声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具有即时性的，之所以受到欢迎，让人们产生共鸣，是与那时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一台相声晚会中，穿插几个传统相声还挺好，如果全部是传统相声就不上座了，你必须有新段子，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段子。正是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现实生活”，不断地逼迫着我，也锻炼了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之作”相声的经验，也迫使我学会了如何利用传统去为现实服务，现在想来受益无穷。相声创作和演出不能养尊处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在面对市场经济时更要如此，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还是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表现在对“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好像“传统”就是糟粕，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继无人。中央已经察觉出了这种倾向，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鲜明的态度。
周总理的教诲（2）
有一天，节目刚刚演完，总理留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轮到中央歌舞团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女声小合唱《放风筝》，唱的是河北民歌，总理听完发火了。这几个唱小合唱的女演员，原来是几年前总理下令，专门从陕北挑来的，放到中央歌舞团的任务是要培养她们唱好陕北民歌，保持陕北风味。可到北京后，她们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离陕北风味越来越远了。现在倒好，这几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装扮上也不朴实，一点土味都没有，整个像街头上的大美妞。
总理为此生气，大声问道：“中央歌舞团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中央歌舞团负责人急忙走过来。总理两眼盯着他：“你是团长？”
“是。”团长见总理这般语气，不知出了什么事，神情十分紧张。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要保持他们的风味，这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地方歌曲，这关系到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把她们调进来，是代表我们国家，你们怎么把这些演员惯成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没有老区，能有我们的国家吗？我行我素嘛！这样不行！”总理的脸色冷峻，措辞严厉，一反常见的亲切与温和。团长脑门沁汗，找不着恰当的词来回答，只好连声说：“教育不够，教育不够。”
最后，总理非常严厉地说：“不能随波逐流，赶一时的时髦，不要丢掉民族的东西嘛！”
周总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为详细了解相声艺术的传统演出形式，他曾请侯先生和郭启儒老师现场表演。那是在紫光阁，侯先生带来沙袋，完全按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样子。郭启儒老师蹲在那儿唱“太平歌词”，侯先生就用手捏着沙，在地上写字。
总理看了，连连称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哇好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神韵。
周恩来总理喜爱民族文化艺术，在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上，也是一丝不苟。这决不是他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谁偏离原则，他就旗帜鲜明地讲出来，决不留情。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艺术工作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民族的东西，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
这样的演出，对我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很有帮助。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总理让秘书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电总局）打电话，让马季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总理请梅兰芳先生在大会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招待重要外宾。由于舞台太大，戏较长，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场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加一个节目。到达后，我很快理解了总理这样安排的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由我来说段相声，填补观众等待的时间。
当时没有来得及找搭档，只好说单口。根据平时的记忆，我说了段《抡弦子》。我知道，这样的演出很锻炼演员；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到时就得抓瞎。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观众掌声。下台时与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对面，梅先生抱着拳说：“小马，谢谢你了。”
1961年，庄则栋获得了第26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周总理在大会堂为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和新老冠军等庆功，侯宝林和我也应邀参加了接见。
总理见到我和侯先生说：“两个相声冠军到了，我建议乒乓球冠军与相声冠军照个相！”很遗憾，这张照片我没有，但这难忘一幕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刻在了我的心里。
“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我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总理演出后，总理让我坐到他身边，问我：“你学相声毕业了吗？”
我说：“老师就在团里，我要学一辈子。”
“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语重心长，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总理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出了每个字的内涵和份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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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教诲（3）
一条明确的相声发展的道路，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相声创作和演出养不了尊，处不了优。面对“市场”，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多从“自身”上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事实也是这样，不断的“新”，正在不断地逼迫着、锻炼着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相声的经验。
我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