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对相声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相声人才的培养和相声创作的繁荣。五十年代末开始的整理传统相声活动更把相声艺术提高到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有更多的优秀相声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使相声发展来了个急刹车，一批颇有造诣的老艺术家失去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历史的闹剧（1）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漩涡，并很快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些老前辈都被揪出来了。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揪出一大批“反动权威”，侯先生、刘先生算是相声界的权威。让我想不通的是我30岁刚出头，也跟他们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们抓住不放，其中一个叫《寸步难行》，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当年美蒋曾经在东南沿海派来十九股特务登陆，搞破坏活动，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我写了这个段子。主要描写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人民无法忍受。由于创作的时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鼓》中的台词，其中有句台词：“###救国，人人有责，掏钱吧，老太太！”表现国民党四处征税的情景。不曾想这句话被一个小学生误解了，他在学校写大字时就写了“###救国，人人有责”八个字。当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就把这件事反映到当地公安局，查来查去是马季相声里的，公安局向说唱团调查我，团领导说我作风正派，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来，认为我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敢于叫喊出蒋介石不敢叫喊的话”。
还有就是《画像》，是我在文登与劳动模范摸爬滚打七个月写出来的作品，县委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他们认为多年的劳动模范一直没有文艺作品表现他，相声是头一个，县委引以为荣。这个作品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相声艺术的局限。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一个包袱，让画家为劳动模范画像，画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画得细皮嫩肉，不像；画家加点红，像关公；加点蓝，还不像；加点绿，成了窦尔敦了！他们认为我丑化劳动模范，丑化劳动模范就是丑化共产党。还有一个《西方音乐》，讽刺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我不懂音乐，只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摘录了一些资料进行创作。他们说我用自然主义手法去宣扬资产阶级的艺术，客观上起到宣传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作用。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刚下去，造反派又开始历数《画像》的罪状，又喊：“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又批斗我一番，然后又让我“滚蛋！”
然后，造反派又说到《西方音乐》的罪行，他们叫喊着：“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扇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政治运动能打倒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和我，也就可以打倒相声。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在这场浩劫中，没有幸存者。
历史的闹剧（2）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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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1）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作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候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到后来，什么事都和我有关了，批斗“剧团”的政委，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把我弄到批斗现场让我“陪斗”。
我的大字报（2）
“把马季拉上来！低头！”
我弯腰低头站了四个小时，累得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稍微直一直腰，“啪”一脚踢在我的腿上，差点没跪在台上。
整个四个小时应该没我什么事儿，批斗的是剧团的领导，一句没斗我。却让我赔了四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找不着理由斗我了，让我到剧团去陪斗！等四个小时后，一声“滚蛋”，我却不会走路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的，让人搀扶着才爬上了三楼。
后来，大字报全冲我来了：
“跟马季商榷！”
“跟马季辩论！”
“马季你往哪里逃！”
“马季你不要再为刘少奇翻案了！”
铺天盖地！我都不敢上食堂吃饭了，他们要跟我辩论，路过食堂门口：“马季，别走！”让我站到食堂的台阶上，跟我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斗。
当时，说唱团的领导更有意思了，他指示我和唐杰忠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革命者深思》署名是马季和唐杰忠。其实都是这位领导指使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把我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让我劳动改造，每天早上打扫厕所。这位领导是走资派，也在厕所劳动。他在那儿擦大便池子，我过去了，他一看我，我一看他，二话没说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偷偷一看上面写着：“《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你一定要承担下来！”我赶紧扔厕所里了。
好吧！我承担下来！就是我写的！
可我不知道这位领导后来自己当了“叛徒”，他为了自己求得“解放”，他“坦白”了。他跟“造反派”的头说：“那是我写的，不是他们写的，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非常‘反动’”。
造反派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不错。于是，“造反派”们把侯先生等一些老艺人拉过去，把这位领导也拉过去了，目的就为孤立马、唐、赵（马季、唐杰忠、赵连甲）。
我还在牛棚。
造反派们高喊：“斗他！某某某说实话了。”
把我和唐杰忠揪出来批斗：“出来！低头！我问问你们，《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说！”
那位领导让我承担啊，我只能说：“我写的。”
“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
唐杰忠说：“马季写的，可是我们俩的观点一样，我们商量的，应该说也是我写的。”“
“谁写的！？”
我们俩一块说：“我写的！”
“某某某，你站起来揭发！”
那位领导站起来说：“《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是我写的，当时我是说唱团领导，我是‘走资派’所以我不能用我的名义写，我把马季、唐杰忠叫来了，让他们抄，抄完了就算他们写的。”
“马季、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我不敢说话了，唐杰忠都懵了，接着就是一通狠斗！
“军宣队”和“工宣队”开始审查我，我历史上没问题，解放的时候我十七岁，旧社会我没有胡作非为，新社会一心扑向毛主席、共产党，没有过一点儿反动思想，拿雷锋当榜样，一切模范行动我都带头搞，国家发了我布票、棉花票我都献出来，我不怕审查呀。
查了半天，只是在批判我的时候上上“纲”：“马季是什么人呢？他是资本家的门徒。”因为旧社会我在上海学过徒，我那么点岁数学徒去，我是童工！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成了资本家的门徒了？我妈妈是农村出身，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说我是“地主婆的后代”！我爸爸是一个小商人，给人家打工，负责给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