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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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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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更惹得鲁迅十分不快,从此互不往来。
  即使两人交恶,林语堂也没有抹杀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重大贡献与成就。1961年,林语堂受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他肯定“五四”以来中国最好的诗人是徐志摩,但最好的短篇小说作者是鲁迅、沈从文、冯文炳与徐讠于             。他说,鲁迅用讽刺当利器,用笔锋当箭,自认为是战士而非作家,绍兴师爷那种一笔定生死的刀笔本领,正是鲁迅文章风格的来源。林语堂还肯定,鲁迅在打倒旧中国上是个主将,对青年思想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林语堂到了台湾,依旧不改本性,因为发表《红楼梦》后四十回出于曹雪芹手笔的论述,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
  《红楼梦》在两岸是文坛研究的显学,尤其后四十回是曹雪芹还是高鹗所写,一直是红学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林语堂来台之后,在受邀为“中央社”写的专栏“无所不谈”诸多题目中,也包括许多红学的考据文章,成为当时台湾文坛的研究重心之一。没想到就是这些观点,引发了两次大论战。
  1967年5月4日的“五四文艺节”,林语堂在“文艺协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大赞史湘云在书中的地位。除当场展示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外,他并指经过年余研究已发现七点证据,包括曹雪芹亲笔写空空道人一节中的“道”字,和后四十回的“道”字比较,笔迹相似;以及从情节上推敲,可证实全部《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手笔。林语堂还揶揄,胡适因为太过于“小心求证”,以致误认高鹗续书后四十回。
  林语堂这场学术演讲轰动全台。未料,半个月后,旋即有红学研究者葛建时和严冬阳合撰长文投书《联合报》,根据林语堂依《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所提出的七点论证提出十项疑问。其中最大的疑点为,林语堂于稿本发现“己卯秋月,堇堇重订”等语,认为“堇”谐“芹”声,因此“堇堇”是曹雪芹的别号。
  葛、严合撰之专文指出,林语堂可能是眼花看错,“堇堇”两字应为稿本收藏者杨继振的号“莲公”二字的草写,而并非“堇堇”;且林语堂认为的“乾隆己卯”(1759年)曹雪芹忙于改稿之年,应为杨继振的幕客于源题署的“咸丰乙卯”(1855年)。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6)
这篇专文指出,林语堂在演讲中所谓新发现曹雪芹手写手订本,应是在曹雪芹过世九十年后,咸丰年间由杨继振(字又云)题署重订的一个本子。专文刊出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亦投书,观点与葛、严两位先生的专文不谋而合。
  隔天,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他认为“己卯”和“乙卯”之争,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让读者评判;并称已请教过方家,仍认为就字形来看,“堇堇”比“莲公”合理。
  笔仗来往数回,持续数月余,期间有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堇堇”之误。不过面对种种“指正”,林语堂仍坚持己见,最后则不了了之。此间评论者认为,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这场红学论战,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
  此外,1968年的“思凡风波”,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
  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引起佛教人士抗议。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
  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在《红楼梦》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他质疑,妙玉蕴藏满肚幽怨,又无法表达,形成了变态心理;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 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被台湾报刊转载后,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
  1968年10月11日,林语堂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尼姑思凡〉英译》,将民族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林语堂表示,《尼姑思凡》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充满人生味道,处处可见真情流露;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只求典赋绮丽、风雅蕴藉,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
  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
  身为主角,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他还是不改利笔,指“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又说,“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借以自嘲。
  晚年曾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须跳出传统“做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要当作家,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
  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最好的txt下载网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7)
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第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工作。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
  林语堂形容自己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而且“幽默”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某回他在国外演讲,结束时说,“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这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
  有“笑傲江湖”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但实际上,林语堂自律甚严,内心有其严肃的一面。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清教徒”,不但不饮酒、不近女色,还会去做主日学。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为集中精力创作,教书、演讲、应酬等外务,林语堂是能避则避。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其次是肯用工夫。
  林语堂做学问之用心,他的二女儿、《读者文摘》中文版前总编辑林太乙于《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指出,林语堂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午后2时;下午休息之后,再从晚上8时工作到子夜,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
  又如林语堂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仅因为写序言时,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才把东方儒家、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写得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
  也有友人说,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做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
  七十岁在香港才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经心,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后来钱穆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不过在林语堂八秩大寿前,因健康的理由,还是毅然戒掉叼了数十年的烟斗。这不是林语堂首次戒烟。不过前一次,他只戒了三星期。
  因心脏病突发过世
  在家庭生活方面,除了父亲与奶奶外,林语堂毕生感谢二姐美宫。
  由于家境不好,林语堂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是借贷而来,牵累到也从女子中学毕业的二姐林美宫。因男女之别,二姐无法如愿去福州升学,只能下嫁到山城。二姐掏出四角钱给林语堂作川资,对他说,“二姐是没有希望了,你要好好地读书,要成名”,这让林语堂相当内疚。没想到来年,怀孕的二姐感染鼠疫病故。此后,只要提到二姐与那四角钱,林语堂都不免流泪,他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都是为她而流” 。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8)
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一生紧密相依,即使到了老年,两人也不离不弃,文坛传为佳话。夫妇俩有女儿三个,长女林如斯、次女林太乙都走文学路,幺女林相如学科学。生了三个女儿后,林语堂说不在乎传宗接代,廖翠凤就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避孕。
  不过在认识廖翠凤之前,林语堂原钟情于厦门名人陈天恩医师的女儿陈锦瑞。他与陈锦瑞的二哥、三哥都是同学,有近水楼台之便。据林太乙记载,陈天恩不能接受这个不笃信基督教的小伙子,因此将林语堂介绍给厦门富商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这是林语堂第一次受到失恋打击。
  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背景相似,林语堂是廖翠凤的哥哥廖照超的好友,两人是圣约翰大学同学,林语堂的姐姐也是廖翠凤在毓德女校的同学。相亲前,家人探询廖翠凤意愿,提及“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但廖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定下这桩好姻缘。
  1915年,还是大学生的林语堂与廖家二小姐定亲,但直到两人定亲后四年,林语堂大学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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