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痛苦，失踪和分离让人难以忍受。她陷入失望之中，对待什么都态度粗暴，她就这样魂不附身地活着，极为冲动，并很快就把这种激情安放到了作品当中。4月，她终于通过莫朗找到了他的踪迹。莫朗也就是以后当了法国总统的密特朗，他曾被新的临时政府任命为负责逃亡者、流放者、战俘事务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将军派他去德国解放某些集中营。他在路易斯将军的陪同下去了达豪集中营。当时，密特朗正沿着木屋、宿舍和收容所巡视，突然，他在半路上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轻轻地叫了一声“弗朗索瓦”。他走过去，相信那是昂泰尔姆。他掰开那个人的嘴唇，通过稀疏的前牙，肯定了其身份。就是昂泰尔姆。他已经不成人样。不过，正像他以后所写的那样，他努力证明，他确实是个“人”。他好像已经游离了自身，游离了自己的身体，是昂泰尔姆，但又不再是昂泰尔姆。密特朗给马斯科罗及其朋友博尚弄到了通行证。悲剧开始了。两个人都来到了达豪，指认朋友昂泰尔姆，把气喘嘘嘘的他带回了巴黎。杜拉斯在圣伯努瓦路的楼梯间里看到的就是这具久违了的躯体，她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这喊叫声就像是正在写的那本书的一个响亮回音，用来代替其他所有词语的叫声。面对可怕的黑“洞”而发出的叫声。
战争时期是锻炼人的时期。她懂得了什么叫死亡，什么叫痛苦，经受了秘密的、不合法和粗暴的感情，经受了所有忠诚的考验以及摧毁了她的死亡和孩子的死亡，任何别的爱情都无法替代的死亡：她的小哥哥的死亡，只来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小哥哥死了。保尔，是那个中国情人的影子，那个幻想中的中国情人也在战争中死了，在日本占领期间，因为缺乏药品而死的。是上帝召唤走的？献身于上帝？
关于世界的前途，没什么可等待的了。“我的生活是一团沼泽。”她说。这些“轰炸的时刻”填满了写作的壕沟。怎么办呢？她当时想，怎样才能用词汇来驱除对战争的恐惧？什么词才能让人真正超越恐惧呢？
在她战后拍摄的照片中，有些东西改变了，与被占时期拍摄的照片不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事。目光中出现了悲哀，不幸显而易见。她更加疲惫了，腰更弯了，目光和身影中透露出过来人的那种恐惧，她穿越了“痛苦之核”。作品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它开始揭露奥斯维辛，充满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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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死亡的躯体（5）
战争的结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因为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集中营、屠杀犹太人、广岛惨剧。视而不见地活下去？不可能的事情和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从此以后，它们将伴随着作品，成了演员和源泉。
灾难并没有结束。相反，一切都在继续，甚至包括她那么信任的共产党，她越来越明显地发现了背叛、吝啬、妥协，甚至谋杀。
对大屠杀的恐惧慢慢地产生，罗贝尔？昂泰尔姆讲述的“无法讲述”的东西，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杜拉斯所说的“现在还每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那种巨大的爱情”，普里莫？雷维１所写的难以想象的、疯狂的、让人产生幻觉的东西，一切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她自称是“聪明的女人”，也就是说，具有理解能力，不再是个完全的白痴，而是一个最终有行动能力的人，能影响世界的未来。然而，她还是有所保留：怎么“敢写犹太人呢”？在战争期间，她为他们做得太少了，她本人也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的那种骇人听闻的事情。然而，她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名誉上的犹太人”，她总是这么说，她觉得自己从此以后已完全属于流浪一族，被放逐的一族，她这个小小的“克里奥尔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感觉到自己远离他人，与世隔绝。
《广岛之恋》中出色的对白，1970年代之前的故事，直到《奥莱丽亚？斯坦纳》中的短文，全都在有节奏地吟诵当犹太人的痛苦，“在整体中造成分离和混乱”。当犹太人，就是与那些永远流浪的人重新建立联系，就是随时准备出发。意识到犹太人的悲剧，就是承担责任，就是经受世界上的所有痛苦。所有不幸都集中在一个极点上，那里叫声不绝，痛苦无限。这个作家想起了那个女乞丐和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那个有斑点的布娃娃：犹太人；想起了她的小哥哥保尔，他遭到大哥哥的迫害：犹太人；她也想起了自己，她也受大哥哥的虐待，变得敏锐极了，使她从小就能看见一切，懂得一切：犹太人；她想起了自己的初生婴儿，那孩子已经死了，用修女的话来说，已经“被烧掉了”：这也是犹太人。
写作无疑会让人想起这种放逐和遍布全球的犹太人居住区。写作本身也被放逐了，遭到了否定，它也是犹太人。这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所有不愿意她当作家的人都试图否定她的作品：他们杀害了犹太人，也可能会屠杀写作。她在某些评论中说：“那是些德国人。”所以，她的所有作品都反映着死亡集中营的微光和那种超越了痛苦本身的无法战胜的痛苦。帕斯卡尔１在奥斯维辛的大门上，我们可以用他的话来讲述她疯狂的寻找和面对恐怖的清醒，她大胆地说，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纳粹成分，有“纳粹种族”的成分，保留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写作需要双重的呼吸，就像帕斯卡尔的作品一样，杜拉斯非常崇拜帕斯卡尔：焚尸炉中的烈火照亮了他，所以他得不到安慰，他在别的地方，从爱情中，尤其是从童年中寻找宁静的美和火光的甜蜜，诺曼底的火光照亮了铸铁，金灿灿的，非常迷人。这是“痛苦之核”的回声，它给了杜拉斯力量，使她能在所谓的“讲述故事者”当中出类拔萃，那些小说家是为了“打发时间”和“旅行”而写作。世界的痛苦和她所说的“死亡的身躯”，使作品进入了道德意识的层面，并且超越了它，使之踩着爱情的步伐。这种爱情是无限的，是对小哥哥的爱，如同她对孩子们的爱一样；也是对上帝的爱，她追寻着那个监护人的影子，它像拉辛的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忧心忡忡，又处处怀疑。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1）
然而，锻炼的时期并没有结束。离独立的自由、《卡车》中那位女士所得到的威严和心灵的年轻还远得很呢！那种寻找回来的青春，任何东西都迷不住它，也诱惑不了它，它对自己的真实性非常确信。
战后，圣伯努瓦路的寓所恢复了罗贝尔？昂泰尔姆流放前的欢快和友好，两个极端总是激动着玛格丽特？杜拉斯：内在生活，回忆的“内心阴影”越来越重，反映着世界的痛苦；物质生活，她喜爱和迷恋物质生活和自己的前途。
她好像仍害怕陷入记忆的黑暗之中，想用白天的醉欢来排遣痛苦和烦恼，也想参加重建她觉得已经失去的世界。
她知道斯大林政权的种种悲剧，党使她感到了家庭般的友谊，她很喜欢，但她也觉察到了它的教条和守旧。她发现政党高层下令开除了不少人，党外的作家对他们嗤之以鼻。她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灵与肉的自由，与党不一样。她喜欢海明威、康拉德１、麦尔维尔２、斯坦贝克３。她知道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应介入的神圣空间，并胆战心惊地承认，德里厄？拉罗歇尔可能是一个大作家。
在圣伯努瓦路，生活是自由的，布勒东４说它是“玻璃屋”，对大家敞开的屋子。战友们聚在一起，米歇尔？莱里斯１、乔治？巴塔耶２、埃德加？莫兰３、亨利？米肖４，这些人开诚布公，对事情没有偏见。相反，萨特和波伏瓦虽然住得很近，离她住的那条街只有几米远，却似乎在搞宗派，很封闭，拒绝谈她内心深处觉察到的东西，他们不是用诗来衡量这个世界的。在那个时期，她已经站在帕斯卡尔一边，寻找着无限空间的嘈杂，她将在对话中让大家听到那种小小的“音乐”。
但与此同时，她也害怕“不眠之夜”可能把她带入的那种孤独。她身上的某些东西使她仍然留在党内，可能也因为她一直都有的那种双重性。好像那是她的一种天性，渴望权力，非常顽固，产生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一种旧形式主义。杜拉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她的母亲，没有摆脱她的那种严厉。
圣伯努瓦路的朋友们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但不是很正统。在那里，大家感到说话很自由，但差不多被开除了。杜拉斯喜欢这种极端的状态，这种大声的吵架。她喜欢“摧毁”她所崇拜的东西，以另一种方式来重新开始这个故事：“如果你要给我下定义，”她坦白说，“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来研究我。在这场赌博中，在这场自我作对的赌博中，破坏自己创造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谓的进步。摧毁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她没有抛弃写作的念头。时局的紧迫只在表面上减缓了她内在的要求。与米肖、莱里斯、布勒东和蓬热１的交往，在她身上所产生的这种东西，使大家所追寻的那种超现实的秘密显得有道理。她没有忘记格诺２的建议，格诺是第一个相信她的人：“写吧，除了写作，什么都别干。”对杜拉斯来说，写作不仅仅是在纸上码字，不是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她说，她一直在写作，哪怕不在写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也在写作。
所以，作品是悄悄地完成的，沿着自己重要而秘密的道路，好像材料是自己堆积而成的，沸腾的作品最后终会出现，就像南海汹涌的海浪，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了。
党中央和许多党员不再尊敬她，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党所采取的立场，而且也因为她和昂泰尔姆、马斯科罗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萍水相逢的新朋友们所过的生活，其中包括维托里尼夫妇，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可是越来越不忠。他们在语言和道德方面的自由只有比他们的政治言论更让人吃惊。这时，杜拉斯发现，破坏的艺术就是了解她的作品和思想的钥匙：逆转形势，拒绝僵化、守旧和秩序，因为她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生活，她说。而生活，就是“爱”。爱，就是屈服于既强大又柔软、水一般的欲望，随时准备迎接它，了解爱的激情及其巨大变化，敢于前往“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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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2）
这一时期，她在等待她和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叫让，小名乌塔。他将像她在洗礼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是她所相信的新世界的“小孩”，印度之路上自由的英雄，他看待世界的目光是崭新而自由的。
而她呢，在被占时期，她在孕育自己的政治战士的角色，经受所有的考验，温顺而忠诚，她曾是支部的秘书，圣日尔曼－代普雷支部。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最难办的支部之一，因为其成员大多是有产者和艺术家，而且几乎都和殖民地小学的那个小教师一样强硬而严厉，他们这会儿正迷上批评，放肆地反对莫斯科及其文化政策，反对放逐，反对在她看来是不可救药的事情：愚蠢的教条主义。所以，她抨击阿拉贡１的那位“轻佻的女人”２，阿拉贡已经成了强权的艾尔莎？特里奥莱的俘虏，尽管那对夫妇也隐约觉得共产党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但生活舒适的阿拉贡喜欢荣誉，忠于艾尔莎的苏联，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仍然留在党内。杜拉斯可不愿这样听话。她迫切地需要及时行乐，她总是感到这一点，她喜欢一见钟情，忘我地投身于激情之中，好像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需要越来越吸引着她。慢慢地，她脱离了共产党，但正如克洛德？卢瓦３所说的那样，她并不否认参加共产党给她带来的好处。她将离开共产党，是的，但不是离开共产主义。写退党信的时候，她一直感到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并为自己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加入共产党而自豪，况且她来自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有殖民地的背景。她喜欢这种背叛，否认让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父亲，正如她直到晚年都不无快乐地重复的那样。1994年的一天，她甚至在身体上威胁一个给她写传记的作者，她觉得那个作者太讨骂，太庸俗：“要她小心点。”她大声地嚷道，似乎又像以前那样发火了，“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个词从她的嘴里嘣出来，像有杀伤力一样，可怕极了，十分恐怖，似乎要驱逐一切。 然而，入党并非徒劳无益、没有收获，她从中获得了另一种知识，对人，对失去土地的人，对被唾弃者产生了一种同情，从此，她深深地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跟她自己一样，流浪，悲惨，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