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陆游酷爱梅花，既作了诗，也填了词，其诗《落梅》称梅是“花中气节最高坠”，开时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光；另一首诗《梅花绝句》曰“一对梅花一放翁”，希望终身以梅为伴。毛泽东写《卜算子·咏梅》心境与陆游不同，一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笑傲姿态……这些都是“梅花赞”，是指的自然生长的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龚自珍的小品《病梅馆记》则是“梅花怨”。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突出遭遇的不幸，借梅花的品格自抒胸臆，显然是悲怆情绪，是怨。这些都是以梅自喻。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到龚自珍写《病梅馆记》，才跳出对梅花一味赞佩的窠臼，站在客观的立场为梅鸣不平，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扭曲，提倡个性自由解放的*精神，第一次进入了文化批判的境界。
固然，病梅是因为受“鬻梅者”扭曲，然则也有梅树自身的品性因素。试想：如果有人要将其盆栽、扭曲，梅花真的是冰肌玉骨，真如陈毅诗中所赞“不屈服”，坚决不适应，也就不会有盆栽病梅一说。譬如冬虫夏草，就只适应养成它独特品性的自然环境，掌握基因理论的现代人千方百计人工培育，至今未成。梅花能离开天然环境适应盆栽，能适应被“斫直、删枝”。长在高贵的紫砂花盆里，枝杆成了弯弯曲曲、歪歪斜斜，便有人觅了，身价高了。觅者，非王公、贵族、官宦、豪富，即文人雅士。有人觅了，它便可离开那“驿外断桥边”，不再“寂寞开无主”，不再受冰雪严寒的折磨；而是进得花厅、华堂，陈列于雕案镂几之上，承受宠爱；犹如女子，裹成三寸金莲，才配出入于闺阁绣楼。
恐怕人们只知称赞柳树随处而生，没有发现梅花也有“灵活性”。既有冰肌玉骨美誉，又有进入华堂的资格，忍受那么一点被扭曲时的痛苦——习惯了便不再觉得，换得座上宾的舒适位置，何乐而不为呢？或者常常痛苦却又始终舍不得放弃那份优待。所以梅花的高洁也是有限的。这就如一些知识分子，虽有良知，套了一个什么委员、代表、理事、主席的虚衔，有了一点儿什么优待，往往逢场便做出温和微笑，或唱几句空洞委婉赞歌取悦于人耳，咽下自己真实的声音，只留着到几个朋友中慷慨激昂宣泄一番，似乎也大义凛然，便算风骨依然了。当然，还有那些明明是无风无骨的贱草艳花，偏要搔首弄姿，拼命往那华堂里钻，卑劣地中伤、排斥别人者。比起他们来，病梅只是曲了点，倒还不算过于下贱。
曲，是中国封建专制驯育的一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审美取向。表达意见兜圈子讲方法，写文章讲含蓄，画画形象以曲为美……中国古代的诗歌，就是文人不敢直言看法、情绪转借其隐晦曲折地抒发和宣泄的一种方式，律诗限制思想、情绪表达，还不仅仅因为音韵平仄谱格，也还因为文人为文曲折、含蓄的习惯。
文人也真可悲，自己心态被扭曲，还要用曲的方法对付或者要求别人。为什么会有病梅？自然生长的梅花枝杆正直挺拔，“文人画士”便觉得不美，要以经扭曲的病梅为美，不爱画天然真实的梅，偏爱画姿态人为做作的梅。中国画不仅画梅，画任何树木花草，都要以主观感觉将其变弯曲变歪斜做改造，陈毅赞的“青松挺且直”，到国画家笔下便又变得蜷曲，如虬如蛇。所以中国画画的就不是事物的本来的真实自然的面目，像西方人油画中一排排直挺挺的白杨、白桦树，中国国画画家是绝对不肯画的。无论诗文还是画，都是中国文人受扭曲的心理借其表达的方式，并且去驯化别人，造就为“重价”育病梅的“鬻梅者”，也训育出喜欢病梅的王公、贵族、豪富，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循环，使国民普遍都有“弯弯绕”的特性。对此，西方人是绝不可理解的。
这幅画配的原是“国画”，报纸编辑要求我变变画风，要我带点漫画味，不要跟一般画家同样面貌。于是此画强化了三点：一、扭曲和折枝的病姿；二、是人为的用绳索紧缚；三、讲究的盆和花几是突出进华堂、花厅，包含了前因与后果及目的。这就叫构思，我以为是思想，也是艺术。我想时下大量中国画如果能注重构思，有了深刻的思想和灵魂，人们欣赏、品味的东西可以更多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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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窝里斗”寻根
业余时作画，有感而画斗鸡，亦题小诗一首：
为吃豢养谷，乐于笼中囚，
同是被主宰，何苦窝里斗！
中国文人历来就有借物喻世的传统。我画斗鸡，也是想借以说一点“窝里斗”世态。
都说中国人智商很高，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能赢；三个中国人对付三个日本人，却又必输，为何？中国人团队精神差，会窝里斗，早被洋人当做话柄。中国各阶层人中，哪个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因何会有这种特性？
当代中国，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者恐怕该算知识分子。
固然，凡政治运动大都先拿知识分子开刀，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最惨。然而，动手把一批知识分子推下井、再下石的，大都还是另一批知识分子。近十几年一批批书刊中，记述了多少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啊！就说1957年反右派吧，文化部、中国文联等最高层有官衔的作家艺术家们，除了康濯那样的极少数“顽固分子”，多数是不仅只求自己不成为被揪对象，还看着“组织上”眼色行事，上面指向谁就响应揪谁。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些令人崇敬的文学巨人、艺术大师、大理论家，居然也或赤膊上阵做打手，或不动声色暗中出冷拳。至于“*”中就更别说了，写《海瑞罢官》的吴晗遭整，最后下场很惨，但被姚文元批判之前，他揪别人也毫不手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也是窝里斗的“精英”。要不，怎会有“文人相轻”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真复杂”之说！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品性，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孕育成的。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儒学独尊，罢黜百家，中国知识分子中，无各种门类科技工作者，只有儒生。儒家学说到底就是“做官学”。儒生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说为治国，其实首先是为“就业”，为找雪中炭；然后还盼锦上花，更求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做不到官或被官场淘汰出局，便别无他能，连生计都难寻，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就会有“穷秀才”，有欺贫爱富的故事。一道“龙门”，要过的人实在太多，必然要争；进了官场，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也都需费尽心机防人挤；要想升迁就得挤别人。这就养成互相明争暗斗的习性。
当今知识分子虽已有大量科技人员，那种容易被仕途吸引的遗传基因尚未根本改变，仍不乏宁愿舍弃已有的一技之长而往官场里钻的。即使不能钻进官场，全力讨好当权者求得依附，也能多得一份荣誉和奖励，多添一份实利和虚名。为了“一把谷”，就得甩掉公平之心，处心积虑压掉竞争者。于是知识分子就给知识分子制造悲剧。这些年曾号召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往往仅是时髦的口号。其实知识和人才受尊重的保证，不是号召，而是一种真正科学地体现知识价值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和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
依附性和排他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特征。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表现的这种习性不断影响其他阶层，便蔓延成一种国民劣根性。民间就有俗话形象地概括：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扛水吃……看看，一个和尚挑的是两桶水，两个和尚扛，每人就只有半桶水，人均就只有挑水和尚的四分之一了；三个和尚竟然连水都没有吃了，原因少不了窝里斗，都是为了自己多吃一把谷，害得大家（包括自己）都少吃甚至没有吃，岂不悲哉加悲哉！这比喻虽然朴素，却形象、深刻，把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刻画到了骨头里。中国人虽忌医却不讳疾，自我诊断水平还是一流，也真该说智商是极高，只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医生是不给自己看病的”。
西方人“窝里斗”似乎不热门、精通。西方历史上思想界一直是活跃自由的，没有像儒学这样独尊的“学说”统治；知识群体就包括了自然科学，就业和建树不只是做官，可以各有各的选择，不用挤独木桥，因而就一直有坚持独立人格独立见解的彼岸群体。在中国，职务与权力优越性还明显突出时，光靠教化，可能使极少数知识分子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和正义，但很难使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趋附权力。一旦社会竞争机制真正公平，分配制度真正合理，为个人利益互相争夺、排斥的意识便会淡化，意志就容易在正义的旗帜下凝聚统一。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有凝聚力，也就是已看准了自身的弱点，仅仅号召，会有明显成效吗？
窝里斗的特性其实是可悲的。当时昧了良心，获得的那点虚衔实利，不过是过眼烟云，丑化自己的形象，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过后总要被历史的镜子照清楚，犹如文化界那些巨人、大师们反右时鲜为人知的表现，至今也公开见诸于书刊了；我们周围有些人，虽不一定有资格上那类书刊，那点功名利禄瞬息而过之后，回顾自己一生，或许会在良心上不断遗憾、悔恨折磨中度过余年，除非良知早已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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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摸“大象”李敖（1）
——权答网友janery所出试题
网友janery于2004年7月4日在本人论坛发表的帖子：
水响老师，您对李敖有何评价？
看了你的主页，知道您比李敖小三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李敖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性学家……也是公认的文学怪才；不知您对他如何评价？
现在，他还在凤凰卫视作为嘉宾办了个“李敖有话说”的节目，大都有意出国民党和现执政党领导人的历史丑闻和评论一些时事；您有何看法？
我的回答：
我书柜里有他一百四十万字的《李敖精品文集》，却只读了十多篇；香港凤凰网正开着的 “李敖有话说”专栏，我也仅偶尔读了二十来篇，总共读了不到四十篇，仅此而已。我所读的与他的全部著作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对他所知也就极少，根本不可能有研究，本不该乱加评说。你在我的文学论坛向我提出要我谈对李敖的看法，其实是将了我的军——虽然不是你的本意。但既然你问了我，出于礼貌我该有点交代，只能硬硬头皮当个“瞎子”摸摸李敖这头“大象”。
李敖写过一百多本书，其中九十六本被台湾当局查禁，是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最多的一位。读了他几十篇文章，得知是因为他写文章骂当权者，激怒了当局。也正如有关介绍他的文章说：“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有成效”，“长年来真言不讳，著名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逃过”。
他批政坛人物批政党，无论对于他们的历史还是现实作为，主要是通过重新查证核实还真面目的方式。那所引大量的资料，不知他是怎样能够从浩瀚的大洋中捞针般一点一点查到的，他神奇的查证能力和掌握运用这些资料的超常智力，让我惊奇、佩服。
李敖文章嬉笑怒骂，文笔犀利，语言机智辛辣，总带着激昂的情绪，真如匕首、投枪，斗争坚决、毫不犹豫。即使坐牢也不改其品性，也可以说是硬骨头。
不过，我作为一名读者，对读过的他那些文章有些不满足和难认同之处：
他评说时政的文章具有攻击性（也可以说有战斗性），引证丰富翔实，但大都是就事论事翻翻事实的烧饼，仅出对方洋相而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是直感，是微观的视角，抨击的对象和肯定的对象评说都是绝对化极端化。他的才华只在于多奇思妙想，少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缺少理论分析；少见公正客观全面历史的评价，缺少文化根源的追溯和文化比较分析；少见理性的创见和新见，升华不了也深刻不了；知识博而不渊，不是具有对当代人认识世界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家，比柏杨的文章品位要低得多。
“李敖有话说” 中有篇《鲁迅，文法上的过去式》，认为鲁迅现在已失去价值。他说 ：“我曾经讲过你在鲁迅全集里面看不到他赞成*，也看不到他支持议会政治……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很有问题的。”在李敖看来，一定要在文中明确喊“*” 的口号、挂上*的招牌才是赞成*。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什么要纪念那五位青年作家？他们不是为*奋斗而被杀害的吗？小说《药》，不是因为“华老栓”们对“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