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黄脸婆娘了。
漫长的冬季里，或许是孩子们最快活的。他们可以在街巷打雪仗，拿弹弓瞄准谁家屋檐上的冰凌坠子，用砖块和烂草堵谁家的炕烟囱，手脚已冻得裂口出血，头上却出了汗，卸掉了帽子，露出了马鬃头、笼系头、连毛头。城里孩子的发型和乡下孩子的发型没有差别，额头上都留长方形一块头发垂至额前，脑后也留一撮如雀尾头发，头顶又有从前至后的一绺头发，前连了刘海儿后连了雀尾。而系在脖子上的铁项圈和铁项圈下挂着的八卦钱和二十四象铜钱，就晃荡不已，叮当不已。在餐具上，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洋人使用铁叉，有人认为历史上外国人侵略中国，光从他们以金属做餐具就看出他们的强大，而外省人的小儿脖子上一般佩戴红缰绳的，陕西的小儿却佩戴铁项圈，你可以认为是强悍，也可以说憨蠢，因为如囚徒。孩子们玩得疯狂了，要跑很远的路去西城门的骆驼巷去看热闹。甘肃、宁夏、青海的商人穿着没有上面子的老羊皮袍子，牵着几十头骆驼来贩青盐了，他们搭起了帐篷歇脚，骆驼就跪卧在帐篷外，孩子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帐篷里男人们用大碗喝酒时女人站在那里唱“ 花儿”，也不是骆驼跑开来从后看去拙笨滑稽，而是这些高脚牲口卧下来竟嘴上套个布袋在嚼草料。
老西安（10）
陕西是内陆省份，一般人是没有见过海的，陕北沙漠地带的人将小小湖泊就称做了海。当然，西安人也要将海字理解为大，说到谁的官大就是“ 他把官做海咧”。大的碗也叫做海碗。所有的羊肉泡馍馆和面馆，使用的都是海碗。西安南大街就有一家耀州海碗店，门面上刻着一副对联：人生惟有读书好；世间莫如吃饭难。
李斯在西安的秦朝时，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也规定了以秦的话语为国内通行话语，但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颁布实施了普通话，西安话却被沦丧为最难听的口音。原本同是北方语系的西安人按理较为容易讲普通话的，但西安人讲普通话显得艰难非常，这原因一方面是西安话去声多，咬字硬、重、浊，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自大性和保守性作祟。普通话是普通人的话，西安人常常这么解释不说普通话的理由。可是，抛开它的保守性的弊病，这种保守却使西安话将中国上古语言在民间较多地保留了下来。我曾收集过相当多的属于上古语言的当今西安土话，总结出了其动词最多，又常常将一些现今流行的成语、词汇还原到原本含义的特点，使我的写作受益匪浅。我的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曾使许多外地人认为古文的功底深厚，其实是过奖和不了解，我仅是掌握了西安语言的特点而从民间话语中汲取一些东西罢了。现在，外省人对西安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西安人把“ 我”念作“ 恶”，狠劲劲的，殊不知在西安的一些传统面食店里，门口支了床一样的大案用大钢铡刀切面，店屋正墙上写一个斗大的“ 咥”字，“ 咥”为古语，是吃的意思，但吃得凶猛。还有一种面馆，挂的招牌上是“ ”字，如武则天造“ 曌”字，神秘而蛮横霸道。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为之得意的是我在这样一座古意浓厚的城里从事着我的写作，虽然孱弱单薄，但每每一月半载了就去登临城头，沿着南城门外走走，便气势上身，自我的感觉里也俨然成了大人。但我必然地也滋生了西安人不合时宜的毛病，比如讷言，有言则生硬，更甚者是张狂时最张狂，自卑时又最自卑。留给当今可供翻阅的史书和壁画里，唐长安城万邦来朝，生活在城里的平民百姓人高马大，宽衣松带，对待那些蓝目赤发的外国人并没有围观与惊羡，并且疑惑洋人走路腿直是不是没有长膝盖，更嘲笑他们的粗糙皮肤和恶心的狐臭味。即使文人士子如李白者，仰天大笑，醉卧酒市，连天子呼来也不上船。在汉长安，年轻的霍去病向西征战，所向披靡，将皇帝赐赏的酒倒在泉井则让将士痛饮，那种场面是何等地令人热血翻腾，心扉鼓荡！面对着普遍能收集到的那些汉时石匠、泥瓦匠用锤子凿子刻成的门墩、石狮，用泥土烧制盛水装米的罐子，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去戏谑明清以降的景泰蓝、鼻烟壶和蛐蛐罐。每每在京津的公园里看见一群一群老妇人插花抹粉，手摇彩扇跳舞健身时，我就想到霍去病墓前的人与兽的那块石雕，在汉代，长安城里的人健身常有人用与熊格斗的方式，而如今西安普通人家的床头不仅有拴小儿的石狮石虎，更多的是做布老虎为小儿的枕头，从小使孩子与虎同在。在常熟市的破山寺旁，我见到过许多旧石狮，皆雕得一派媚态，就觉得西安城里的石狮太威武了，连那些常见的拴马桩，顶端上的鹰犬雕饰也凶猛可惧。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沿流光溢彩的秦淮河走过，也曾参观了京沪动物园中的所谓国宝大熊猫，却总是涌上心头的是西安城北日夜奔涌的古铜汁一般的渭水和汗血马。试想想，当姜太公在渭河岸头直钩钓鱼，高呼“ 愿者上钩”，当周文王求婚于金水畔，民众传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得知金陵之地有王气而派去囚徒掘断那里山脉，当汉武帝在西域修建行宫，了解到负责修建的官员贪污巨款偷工减料而将其剥皮蒙鼓悬挂于城门洞上示警；是武则天可以令牡丹在寒冬里一夜开放，并能将她的坟墓造成仰面躺着的女人形状，是雷荀公敢于三次力荐苏洵父子三人使旷世的天才震动朝野……这些，凡是西安人没有不引以自豪的。明清以后西安的衰败以至于到现在西安仍属于边城的地位，西安人之所以竭力要振兴，辉煌的历史在支撑着他们的心劲。但是，正如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而又不得不事事附庸了美国人一样，西安人将历史说得太多就露出了阿Q的秉性。当年全国学大寨，西安人包括整个陕西派代表是去了大寨参观，骨子里并不以大寨为然，以至于连陈永贵也批评说：老陕爱参观，参观回去不动弹。改革开放后，当陕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内别的省份，陕西人是蔫了，他们在国内的各方面会议上都只能坐在会场的后排和角落，听任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人夸夸其谈。口讷是有遗传基因的，而衰败使陕西人有口也说不起话。多少年来，陕西人在思考着落后的原因，西安也不知开过了多少研讨会，将重振汉唐雄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西安仍未能坐拥西北，雄视天下。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过我的观点，认为西安和陕西在今日之滞后的原因有六：水源缺乏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西域的历史上的三十六国消亡就是断水而被沙漠淹没的。古长安城曾是八水环绕，如今除泾水渭水还可以外，其余六水不是干涸便是流量骤减，竟然城市食用水也发生枯竭，不得不从太白山下的黑河里修渠引水，这是其一。交通是经济发展血脉所在，陕西原本属内陆省份，公路铁路交通不畅，虽近些年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南北开始有了通道，但仍未辐射成网络，直接影响着外商投资环境，这是其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去东移潜意识影响着西安和陕西人的心态，这是其三。以上三个原因使明清以后外国势力未能侵入，在当时当然是一种幸事，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缺乏了先进的商业意识，这是其四。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因革命圣地延安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长期教育而难以平和心理放下架子，制约了想像力和创造性，这是其五。关中平原的富饶使民性中滋生了懒惰和历代游牧民族与难民的进入，而游牧民族仅满足于小生意，难民又多乏于温饱之后的进取且性格中多散漫、破坏成分，没有形成大生产的传统，这是其六。中国是有“三长”的：长江、长城、长安，长安虽然能长久地安康，可这种长久之安逐渐地销蚀了它的生气。我们常说，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最后都是被中国同化了，西安正是最典型的体现，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来的政治运动中，陕西以至西安始终未有什么典型可提供给全国的，或许错误的东西它执行得慢未受到大的祸害，而正确的东西它依然疲沓对待则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西安城可以说年年在扩大，奇怪的现象是那些已成了城区的那些没了土地仍是农民户口的众多人群接受新鲜事物特别迟钝，许多时兴东西从京津沪粤传到西安城城圈内，先是传到陕南陕北县城，然后再传回西安城郊，至今这些地方封建意识浓厚，如新媳妇仍要在婚后多少年每日必到公公婆婆屋中去倒尿盆，令人大惑难解。过去西安有八大景，说到雁塔钟声呀，灞柳风雪呀，曲江流觞呀，但很少传播开，倒是陕西八大怪却在西安问谁谁也能说，比如面条像裤带呀，锅盔像锅盖呀，辣子当做菜呀，房子一边盖呀，凳子不坐蹴起来呀。西安流行着一首谣词，可能是外省人给陕西人编的，陕西人没有恼，反而得意，我头回听这谣词是在一家面馆，一位黑胖子大声向老板要油泼辣子，然后念道：“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来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舌头舔了一下宽厚的嘴唇，样子颇得意。
老西安（11）
离西安不远的白水县有个仓颉庙，是中国汉文字产生的地方，仓颉造字的故事竟在西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仓颉庙的石碑拓片甚或寺庙里的任何物事的照片都相当数量地被西安人购买收藏。三年前，南门口西侧的湘子庙街的土墙上出现过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 敬惜字纸，善莫大焉。”我觉得奇怪，询问这是谁贴的，什么意思，于是认识了一个老者。我同老者在羊肉泡馍馆里一边掰馍一边交谈，他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西安的寺庙庵观道院都设有铁炉的，每日又派出当值的和尚道人，持钉竿，挑竹筐，走街串巷收捡字纸，然后携回投炉焚化。那时的墙壁上多写着：“ 文字乃圣人创造，人人皆当敬惜。文人渎污字纸，文曲星降罪，则进学无门，考试不第；常人渎污字纸，则瞽目变愚，捡拾者，功德无量，增福添寿。”西安如此地爱斯文，对于祖先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又如何对待呢？西安东郊的洪庆堡据说就是坑儒的地方，洪庆就是由洪坑而改音来的，民间就一直有一种说法，即洪庆堡南侧的簸箕沟里活埋过文人，每逢天阴雨湿，冤鬼悲号，世世代代的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里。这里失去了文脉，自古以来没有出过名人，从秦至清末仅仅有一个秀才。此话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已无法考证，现在应届高考生在高考前特别忌讳去洪庆堡却是事实。
明清之际，西安是出了几个闻名海内的大儒，创办了一座关中书院。现书院已作为街名，书院的一些建筑仍保留在街口。关中书院的大儒叫冯从吾，办学的宗旨以“ 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评论时局，抨击魏忠贤之流。他每次阐道时，环而聆听者千人之众。天启二年，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内外一些依附魏党的官员献媚取宠，给魏忠贤树碑立传，修建生祠。魏在陕的党羽准备在西安修祠，冯从吾竭力反对，终使他们未能得逞，形成“ 天下皆建生祠，惟陕西独无”的局面。关中书院成为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不少学者，包括后来的状元王铎和那个赵舒翘都是从这里受教发迹。到了清初，西安另一个大儒出现，这就是李颐，也是在关中书院主讲，倡导“ 严义利之辨，审出处之宜，忧乐关乎天下，痛痒系乎生民”，对陕西地区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风气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儒们经营的经国维世的理学，芸芸众生自有民间文娱。西安洒金桥北口内侧有座安庆寺，寺内殿宇按地势由东向西逐步升高于五座土台之上，由于城南终南山上有南五台，耀县有北五台，这里便称做西五台。西五台有古会，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七开始，十九结束，古会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长安古乐赛会。老西安的乐社是十分多的，它们并不是什么组织严密的音乐团体，既有宗教性质，更是业余爱好者的自愿组合，这样的赛会便为敬神和自我娱乐和谐的统一。乐社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由鼓、铙、锣、钹等打击乐器组成的铜器乐社，一类则是由笙、管、箫、笛等吹奏乐器组成的细乐社。乐谱都是用宋代的俗字记录的，流传演奏着我国古代传统音乐，特别是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唐代燕乐遗音。庙会期间，因安庆寺是尼姑住持，会期多售儿童玩具、地方小吃，商贩设摊叫卖，所以城内妇女儿童多来赶会，香火极盛，热闹非凡。这些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