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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12）
到这里，不能不说说秦腔了，说秦腔又怎能避开了易俗社呢？唐玄宗在长安宫廷中时，充分表现了他伟大的戏剧活动家的气质。他爱女人，更爱艺术，不但亲自编排曲舞与杨玉环演艺，更设立了专门训练俗乐乐工的机构，“ 选坐部使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梨园是戏曲的代名词，历代的戏班所敬神主就是唐玄宗，如同妓院是设立猪八戒神牌一样。唐时的梨园就在当今市的北郊大白杨村，而西安的戏曲艺人早在二百年前就于骡马市建立了“ 梨园会馆”。有传统的渊源，西安的剧社代代不绝，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戏剧家，民众是听戏、看戏，自己清唱作乐更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曾发生过一个军人因犯军法被五花大绑拉上了断头台，他突然激愤地吼唱了一段秦腔，使他的将领念其豪爽赦罪还生。辛亥革命前后，西安进步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易俗社、三意社、榛芩社、正俗社，以鲜明的民主主义观点编演新戏，寓教于乐，启发民智，移风易俗，其中易俗社最为有名。一九二四年的夏天，鲁迅先生和北师大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教授夏元以及孙伏园等十多人应邀到西安讲学，其间就专门到易俗社看戏。先生是南方人，在西安不服水土，数天里腹泻，又听不懂陕西话，特意请在西安的绍兴人来解说，当解说人讲他们初到西安看戏，一是觉得西安人唱戏要嘴大喉咙粗，二是自己的耳膜受不了，曾相互打趣：“ 谁谁谁某事若是说谎，就罚他去看秦腔。”先生乐得仰天大笑，却言，话一时听不懂也不习惯，但戏的内容好，表演好，尤其曲牌好。他竟在不足二十天的西安之行中五次去易俗社，并亲题“ 古调独弹”四字赠与易俗社。那时的易俗社里正唱红的是花旦刘箴俗，他十岁上粉墨登场，演出《慈云庵》、《忠孝图》，即被誉为“ 神童”和“ 虼蚤红”，十三岁上出演《青梅传》，观者如潮，一时城内交通堵塞。一九二一年易俗社赴汉口演出，适逢欧阳予倩先生的南通伶工学社也在那里演出，欧阳予倩特别赏识刘箴俗，说，我尤喜欢刘箴俗，他实在有演戏的天才……他的身材窈窕而长，面貌并不是很美，但一走出来，就觉得他有无限动人之致……后精心排演《蝴蝶杯》、《夺锦楼》、《西施浣纱》，一时出现“ 北梅南欧西刘”之说。鲁迅先生在易俗社看过刘箴俗的《美人换马》返回北京不久，还是这出《美人换马》，刘箴俗再次登台，忽然一句未唱完跌倒台上不省人事，从此卧床不起，拖延到十二月去世，年仅二十二岁。天才短命，名伶早夭，公葬那日送灵的行列长达二里之遥。那个孙伏园得知刘箴俗去世，与人说起刘箴俗，刘箴俗三个字在陕人的脑筋中已经与省长差不多大小了。你如果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
杨虎城在西安时修了一座别墅，取紫气东来之意，起名紫园，当蒋介石撤销了他的陕西省长一职仅保留绥靖公署主任头衔，杨虎城遂产生消极情绪，改紫园为止园。蒋介石再到西安视察，他特意让蒋住他的别墅，让其明晓他的心迹，但蒋介石看到“ 止园”二字，立即对手下人讲，止字是中正的正字没了头，此地不祥，得择另处。蒋介石没有住在止园，头是保住了，但也就在此次西行发生兵谏事件。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字百川，他到陕西，便要驻扎在陕西的宜川县。大的人物都迷信，人对于天地自然而能同一者皆能做大，西安人对此深信不疑。在一些狭窄的小巷酒馆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衣着不鲜的人独坐喝酒，他们不事张扬，邻桌上“ 街娃”们滋事生非似乎视而不见，酒洒在桌子上或许会俯下头去吸吮，但说不准这些人中正有惊世骇俗角色，真人高士大隐于市，他们要么熟识《周易》，能观天象能察地理，要么身怀吐纳引导身怀特异功能，若相识交谈，个个莫不是要以天下为己任。时下的中国，政治氛围浓厚的城市除了北京应当是西安，北京的政治气氛浓是理所当然的，数年来社会上流传了多少形形色色的笑话，产生于北京的都是政治笑话，而西安虽衰败的年月太久远了，其政治情结依然存在。自从出了个李自成，又有了圣地延安，陕北的农民在黄土塬上勒紧着裤带犁地，一坐下歇息说的竟是联合国秘书长上一届是谁下一届又该是谁，中央政治局谁在电视上出现得多而谁好久未露面了。曾经有三个农民背着饸饹来找我，一个是研究天象的，将丈二的白布摊在我的家中，指点他画在上边的星宿。一个是研究哲学的，先给我大段大段背诵了黑格尔、康德的论述，然后指责任继愈的观点，再是整个下午讲解他的隐性思维，使我昏昏欲睡又不能去睡。另一个是半月前以数封电报和长信与我商讨关于世界新格局问题，我未回复，他就来分析《孙子兵法》指点我国当今的外交政策。我曾在西安城玄武门内的一间公共厕所里，听见两个蹲坑的人在热烈地讨论了如何颠覆某非洲国家的计划后又分析现中央政治局常委组合的利弊，再后，他们没带手纸向我讨要，我说，二位还这么关心政治啊？！一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老西安（13）
陕西南部的岚皋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森林深处的南宫山上一位老和尚坐化后，数百年肉身不腐，附近的一名游医自觉也功德无量，就用木板钉成箱子，自己坐进去，以重金买通一个山民从外钉死箱盖，可不足半年，箱板腐朽散裂，他化作了一堆白骨，让人嘲笑了一番还敲去了嘴巴里镶着的一颗金牙。
陕西人热衷政治，但政治是需要权术的，陕西人在自己内部手段运用得还能自如，出外则因性格的缺陷往往玩转不开，所以中国近代史上陕西人没有几个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地位最高的算于右任，曾经竞选过国民党的副总统，还没有竞选上。秦始皇坐位后派人去蓝田采一块做玺印的玉，采玉人发现一只凤每每到一处地方歇落，遂在歇落地挖掘，果然获得一块宝玉，此地历来有当官的人去采玉做官印的。但即使再到那里采掘，蓝田玉再也没有刻过陕西人能做得更大的官的印章，以致现在从平头百姓到省府干部腰里只挂着一挂一嘟噜的钥匙，钥匙是他们在家的权力的象征。
我忽然想到了文人。
书院的一家字画店里曾出现过一副“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联，笔力遒劲，肯定出自某大家之手，但没有印章，甚至连署名也没有，联语是：“ 红日当空；斯文扫地。”自古的观念里，诗文作得好的称“ 一枝笔”、“ 笔杆子”，可现在的事实是，在西安或陕西任何县市，论起“ 一枝笔”或“ 笔杆子”皆是专门为党政机构起草文件的为领导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所处的角色甚为难堪，在官场上他们是文人，在文坛上他们又是官人。即使是纯粹的文人，在政治的舞台上，亦往往有两种情况出现：要么奴颜婢膝，顺风俯仰，成为附庸；要么硬骨铮铮，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在江南的一个古驿站里，看到过乾隆皇帝南巡时当地接驾的资料，地方官员除了汇报政务，进贡土特产外，其中有安排本地方的秀才献颂诗三十首的记载。这种遗风沿至当今，恐怕是再没有这样的诗人了，但往往有大人物到了某地，地方却必会召集一些书画家到宾馆作书作画的。历来的文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从而定位了其品行和个性。据说齐白石在北京，吴佩孚当局了，他画一个鹰送去，蒋介石在京了，他画一个鹰送去，等到毛泽东住进北京城了，他还是画一个鹰送去，他的意思是：你们都是大英雄，我只是画画卖钱的，我不反对你，你也别影响我。清初三大鸿儒之一，西安的那个李颙，康熙三十年里加以征召他都是坚决拒绝，说得好听些，他以一颗野心被白云缠绕和松风吹冷功名心为由，闹到僵时开出病历单寄给朝廷，以致陕西地方官“ 至县守催”。对他的医师和邻人“ 胁以重刑”，甚至派人用板床把他从富平抬到长安城来逼其就范。他绝食五天，滴水不进，卧怀白刃，誓欲自裁。陕西总督哈占不得已才同意以病重为辞回报康熙。在三四十年代，正是战乱岁月，西安的一批文化人，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却也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画家赵望云断然不肯为军阀权贵作巴掌大的画幅，豪屋不住，美宴不赴，你来硬的威迫，我惹不过我可以躲过，连夜西去敦煌。秦腔名角王天民到宁夏演出，马鸿逵要赠他一院房屋，要送他一万余元等优厚条件留他在自己身边唱戏，王天民就是要回西安。名剧作家范紫东、孙玉仁都是才高八斗的人物，数十年改编旧戏，编演新剧，宣传民主，爱国反帝，其作品成为秦腔乃至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吴宓晚年回到了陕西老家，别人见风使舵“ 紧跟形势”，他却敢讲“ 批林，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了解，但批孔，绝不可以，因为孔子有些话是对的”。以致“ 反动学术权威”又加上了“ 现行反革命”的罪责而受迫害，最后双目失明，左脚残废，含冤死于冰冷的土炕上。
四十年代末，商南县有位姓王的县长，系省主席的侍卫员，凭主仆关系被外放县长，到任后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西安有家文化通讯社报道了此事，一时社会轰动，舆论大哗。该县的议长在召###议讨论时，姓王的县长突然破门而入，质问谁是揭发人，即拔枪射击，议长当场毙命，副议长越墙逃命，又被击中。血案的消息传到西安，省副议长在会上斥责“ 古今中外，无是政体”，文化社再次刊印副议长讲话，陕省当局大为震惊和尴尬，迫于舆论压力，将王押解西安法办。更有一家《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报纸，经常揭露省、县行政当局贪污舞弊及有关施政方面的种种黑幕，尤其抗战胜利后，坚持反对内战，呼吁释放全国###，释放杨虎城。因此西北王胡宗南亲自听从省当局特别汇报，研究整治方案，封锁扼杀，指使特务强迫西安市报贩不准卖《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并由各警察分局秘密通知各商户不准订阅该报，不准在该报登载广告。但是，读者订不到报，亲自到报社取报，邮局把报扣了，报社就将铁路公路沿线的报纸交给每日第一班车上的司机代送。当局见软的不行，最后便纠集一伙暴徒砸抢报社营业部，要放定时燃烧弹焚毁印刷厂，并派人以车撞断总编辑双腿，将记者堵在巷子以辣面子、石灰撒入嘴和眼中，直至最后绑架著名报人李敷仁，秘密杀害报纸创办人杜斌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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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14）
我常常想，城市是什么，是一堆水泥和拥挤的人群。当我们是骑自行车的上班族时，我们反感着那些私家小车和出租车呼啸来呼啸去地常开在自行车的道上，而当我们有了钱能搭乘出租车，甚或有了自家小车，又总是讨厌骑自行车的人挡住了车的去路。几乎人人都在抱怨着城市的拥挤、吵闹和空气污浊，但谁也不愿自己搬离城市。大白天里，车水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