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总统府的秘书约翰·海依给她取的绰号更加难听，以致不宜公布。
在林肯家的附近住着春田镇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他也是林肯的一位朋友。牧师太太说林肯夫妇“家庭并不和睦，丈夫常被太太用扫帚逐出家门”。
詹姆士·高莱是林肯家的邻居，在林肯家隔壁住了16年。他说林肯太太有感觉错乱，“心里有魔鬼”；左邻右舍的人常听见她像疯子似地哭闹，声称有人要暗中袭击她，要叫人在房屋四周守卫。
林肯太太的脾气愈来愈暴烈，发作的次数也益发频繁。林肯没有尝到家庭的欢乐，他从来不在家里款待自己的朋友，就连荷恩敦、戴维斯法官朋友也是一样。朋友们都深深地为他的处境感到难过。傍晚，他常与律师们在法律图书馆聊天，或者在店铺里为人们讲讲故事。他总是想方设法躲避着玛丽。
深夜，他脑袋垂落胸前，独自一个人穿过凄清的街道往回走，那神情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他说：“我真是不想回家。”朋友们就将他带回家住。
对于林肯家庭生活的悲剧，荷恩敦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林肯传》第三册的430～434页中，他这样写道：
林肯先生从来不向我诉说苦衷，据我所知，他也没对别的朋友说过。他没有知心朋友，无处吐露满腹苦水。但他还是默默地忍受着，在他最郁闷的日子，即使不说我也能看出来。早晨九点以前，他一般很少来办公室，我总要比他早到一个钟头。不过，有的时候他却在七点以前就到了；有一次，我发现天还没亮他就到了办公室。只要我到办公室看到他在那里，就知道肯定有事。看见我进门，他连头都不抬一抬；他不是仰在沙发上愣看着天空，就是身子缩在椅子里，把双脚搁在后窗窗台上。我对他道“早上好”，他就轻轻哼一声作为回答。我马上投入工作，忙着写稿、看书。但过不了多久，我就找个借口走出了办公室，因为他那副异常忧郁、沉默的神情，也使我内心里很不安。
办公室房门有半截是玻璃的，那上面挂着一块帘子。每次我走出去都把帘子拉上。还没走到楼梯口，我就听见门里边“咔哒”一声，林肯把自己锁在了那间阴暗的房间里。我往往是到法院书记办公室呆上个把小时，又到近处的小店里逛一阵才转回去。那时，也许已有顾客找上门了，林肯在向他们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也许愁云已经消散，他正在背诵一则印第安那故事。中午，我赶回家用餐。一个小时回来后，却发现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吃从楼下店铺买来的乳酪或脆饼干。其实办公室和他家的距离并不远，穿过几座广场就可以到家了。下午五六点钟，我要下班了。而他不是坐在法院的台阶上消磨时光，就是坐在楼梯口的柜子上，跟几个二流子说笑。他常常待到深夜，因为办公室里还有灯光。他一直要等到万物都沉睡以后，才在树木和街道的幢幢暗影中潜回家去。这位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男人，悄无声息地溜进一栋木屋里——那个他姑且称为“家”的地方。
可能有人认为我说得过于夸张了。但我只能说，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林肯太太有一次恶狠狠地攻击丈夫，很长时间不肯罢休。即使像林肯这样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对全人类怀有悲悯之心”的人，竟然也失去了控制，他一把扭住她的臂膀，将她从厨房一直推到了家门口，并说道：“你这个遭天罚的，你难道想毁了我的一生！这个家被你弄得像个地狱。快给我滚！”
地狱般的哀愁（1）
他那无尽的幽默和优异的讲述故事的才能，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林肯的妻子不是玛丽·陶德，而是安妮·鲁勒吉，他的一生将会很幸福，但是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总统。不论是林肯的思想还是行动都显得慢，安妮也绝不会强逼林肯去争取功名，她并非这样的女人。相反，玛丽·陶德却是一门心思地想进白官，她一嫁给林肯，就开始劝说他争取被提名为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
竞选活动十分惨烈，因为林肯不属于任何教会，因此他的政敌指责他是一个异教徒。同时，还因为他的姻亲是一向高傲自大的陶德和爱德华家族，于是又将他说成是财阀和贵族势力的代言人。这些可笑的罪名，给林肯的政治前途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对于这些批评者，林肯是这样回答的：“自从我来到春田镇之后，我的亲戚只有一个来看望过我，可是还没有等他走出城，就有人控告他偷窃了一架风琴。如果据此就可以算作贵族世家的一员，那么，我将坦然接受。〃
竞选失败了。这是林肯政治道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两年以后，他再次参加竞选，这一次他当选了。玛丽激动万分，她相信这次开始了林肯的政治生涯。她为自己订购了一套晚礼服，同时开始苦攻法语。当林肯一到华盛顿，她紧接着就给“可亲可敬的亚伯·林肯〃写信，表示她也想前往华府，能够成为社交名流是她一向的梦想。不料，等到她赶到东部之后，才知道现实情况完全不是她所想像的那样。身为国会议员的林肯太穷了，在领到联邦政府的第一笔薪水之前，他们不得不到史蒂芬·A·道格拉斯那里去借钱来维持开销。
因此林肯夫妇第一次到华盛顿的时候，住在杜夫格林街史布里格太太的宿舍。门前的街道没有上石板，过道上是由灰土和砂石铺成，房间没有用水设备，而且阴森黑暗。院子的后面是一栋小屋子，另有一个菜园子和一个鹅圈。经常有邻居的猪闯进菜园子吃青菜，这时候史布里格太太的一个儿子就会手里拿着木棍跑进园子里赶牲畜。
在那个时候，市民的垃圾还不是由华盛顿市政府收集处理，而是堆积在后巷里，全由那些满街乱窜的牲畜将它们吃掉。
而且，当时华盛顿的社交圈子很排外，林肯太太被拒之门外。她不被接纳，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宿舍里，与她为伴的只有她那娇纵的儿子，她常常犯头疼病—— 特别是当她听到史布里格太太的小儿子在菜圃里大声地赶猪的时候。
眼前的情景虽然令人失望，不过与当时美国潜伏的政治危机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当林肯进入美国国会之时，美国正跟墨西哥打仗，那是一场为时20个月的侵略战争，它是那些国会中主张蓄奴的政治家们蓄意发动的，其目的在于向更广的地区推广奴隶制度，并且由此增加国会中赞成蓄奴的参议员。
在这场战争之中，美国获得了两大利益：美国夺取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改设为新墨西哥州、亚利桑纳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时还迫使墨西哥将德克萨斯割让给美国作为一个州。
南北战争的英雄格兰特曾经说过，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是历史上罕见的邪恶战争，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参加了这场战争。当时，有不少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倒向了他们的敌人；墨西哥的圣塔安那军的一个军营全部是由美国逃兵组成的。 。。
地狱般的哀愁（2）
正如许多自由党人那样，林肯也在国会中发言谴责总统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说：“这场战争是掠夺和谋杀，公然的抢劫，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它向世界显示上帝已经‘不再保护那些无辜者，听任男人、女人和小孩遭到刽子手、暴徒和来自地狱的恶魔的任意屠杀，容忍这块和平之土遭受蹂躏。’”
对于这样一篇出自一个默默无闻的议员的演说，华盛顿的政治家当然对之不加理会；可是，在林肯的家乡春田镇，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伊利诺斯州有6千人参加了军队，这些人相信他们是为神圣的自由而英勇奋战；可是，他们亲手选出的代表竟然说这只军队是来自地狱的恶魔，是一群邪恶的刽子手。愤怒的自由党人士举行公开集会，指责他们的代表“卑贱”、“懦夫”、“没有良
心”……
这些自由党人在聚会时一致赞同，宣布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的议员“林肯做过这么丢脸的事”……同时宣称“对那些光荣的殉国者和生还的英雄们施加诽谤与恶名，只能够激起伊利诺斯的每一位正直之士的愤慨。〃这股愤恨之心郁积了相当长的时间，13年后，当林肯竞选总统之时，攻击他的人还提出过这些话。
确实，这件事对林肯的政治命运是个重大的考验，他对合伙的律师说：“这等于我在政治上的自杀。”当时，林肯不敢返回故乡，他害怕面对自己的选民。因此，他力图获得“土地局委员”的职位，以便能够留在华盛顿，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设法能够被提名为“俄勒冈州长”，想在这个州加入联邦的时候，能成为第一任参议员，可是这事也没有实现。
就这样，林肯又回到了春田镇，重新走进了那间暗淡的律师事务所，再度驾着那辆摇摇晃晃的小马车，前面套着他心爱的马驹“老公鹿”，驾车在第八司法区巡回办案。这时候，他可以说是整个伊利诺斯州最为忧郁的人，他已决心专心从事法律事务，不再谋求政治前途。
他买了一本几何学的书，骑马出巡的时候总是带在身边，林肯要以此来训练自己的推理和表达能力。
《林肯传》的作者荷恩敦在书中这样写到：
我们在乡下住客栈的时候，通常是大家睡在一张床上。那里的床铺总很短，不适合林肯的身材，所以他的一小截胫骨总是悬在床板外头。虽然这样很难受，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床头的一张椅子上点支蜡烛，看几个小时的书。往往要到凌晨两点钟，我们几个人早就熟睡了，他还是保持着这种姿势苦苦读书。我们每一次出巡办案，他在路上都是这样手不释卷地研究几何学。后来，他能够很轻松地证明六大册欧氏几何学的所有定理。
在这之后，他又开始学习代数学，接下来又研究天文学；他甚至写了一篇演讲稿，就语言的发展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是，他阅读最多的仍然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他依旧保持着在纽沙勒的时候杰克·基尔梭为他培养成的文学兴趣。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深深的哀愁和忧郁，就成为亚伯拉罕·林肯最明显的特征，直到他的生命结束。这种愁苦是这样地深，以致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耶西·维克曾经帮助荷恩敦整理《林肯传》的资料。当时，他认为关于林肯的哀愁特征的材料似乎过于夸张了，他就此找了几位林肯的老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是史都华、马森尼、史维特、惠特尼还有戴维斯法官。
经过这番访问，维克才相信“没有亲眼见过林肯的人，是无法体会他那种忧郁的性格”；荷恩敦也认为是这样，他还补充说道：“在我们合作的20年间，我从没有看到林肯快快乐乐地生活过一天。他最惹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那一副永恒的悲戚面容。走路的时候，好象忧郁要从他身上淌下来似的。”
他们出巡办案的时候，同他住一个房间的律师，经常是一大早就被他惊醒了，他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或者独自起来生火，然后两眼望着火光默默地坐好几小时；或者小声地背诵那首诗：“唉，人啦，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他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是对面过来的人和他打招呼，他一点都没有发觉。当他和人握手的时候，也是那样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
约纳森·伯区是林肯的崇拜者，他这样描述他：
“在布鲁明顿出庭的时候，林肯时儿在审判室、办公厅或者街上把听众们逗得哈哈大笑，时儿又进入一种沉思入神的状态，这时候没有人敢打扰他……他在靠墙的椅子上静静坐着，弓起腿，把双脚放在矮梯上，双手紧紧地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面，带着帽子的头往前斜倾，双眼满含着悲哀，完全是一副伤心失意的阴郁相。我曾经看见他这样呆坐过好几个小时，这时候谁也不敢去打扰他，连他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
就对林肯一生研究的透彻而言，恐怕没有人能够和毕佛瑞吉参议员相比，他说：“从1849年到去世这段时间，林肯体味着常人难以揣度的深刻的悲哀。”
与此相反，与林肯的悲哀同样突出的是他无尽的幽默感、优异的讲述故事的能力，这一特征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他甚至可以使得戴维斯法官中断案件的征询，回头来听他说笑话。荷恩敦这样描述：“常常是两三百人成群地围在他的周围”， 几小时都捧腹大笑不止。一位有过切身经历的人回忆说，当林肯的故事讲到最精彩的时候，男人们会捧着肚子笑得滚下椅子。
那些熟悉林肯的人一致认为，他那“如同地狱般的悲惨”是由这样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另一个是他那悲惨的婚姻。
林肯这样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