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再受他们的剥削了。” 我问段大妈僧人们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她说还是她老伴知道得更多，他这会儿该打坐完了。“他一天坐8小时，上午3小时，这会儿两小时，晚上3小时，整天啥也不干了， 可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呀。”她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老汉从马路对面慢慢朝我们走过来。我告诉段大妈她老伴来啦， 她扭头瞅了一眼，〃对，那就是我老伴儿。”她转过头来，“你咋知道是他？你以前见过他？ 还是见过他的照片？”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他。他瘦瘦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厚厚的镜片下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头发蓬乱，身上蓝色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脚上蹬着一双老式的解放胶鞋，没穿袜子。他看上去有点恍惚，好像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来！”段大妈冲他叫着，“这位姑娘想跟你聊聊庙里的事儿。” 老段一边嗫嚅着一边慢慢地朝我们走来：“哎，我是个有罪的人。还有什么脸好说呀？”段大妈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连忙说， 〃这里乱糟糟的，回家去说吧。〃 他们的家就是两间破房子，看得出好多年没修整过了。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一个凹陷的沙发，墙角有一台冰箱，旁边是一个小神龛，里面摆着一尊小观音像。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幅毛主席像，俯视着整个房间。 老俩口给我端来一杯热水，里头放了一勺白糖。“没什么招待你的，让你笑话了，〃老段抱歉地说。我们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了。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时，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 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大雁塔之迷（4）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 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它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有时候僧人和尼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直到他们同意结婚才能离开。那时西安郊外有个尼姑庵。有一天庵里的女住持来找老段，问他愿不愿意照顾一个小尼姑。人们造尼姑的谣，说尼姑庵是窑子铺，尼姑是妓女，许多尼姑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四个尼姑，其中有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上岁数的和一个有病的。老段说这是件大事， 他得考虑考虑。最后他同意了，可那尼姑却突然死了。老段觉得她可能是自杀了。“我觉得很内疚，我要是早点同意的话，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 终于， 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 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他出家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过去只熟悉庙里的生活：粗茶淡饭，一身僧服；在寺院里，他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而现在，这一套整个都没了——早上不再有人敲梆子叫他上早课，一天里不再有仪式和打坐来规范他的活动，也不再有优美的诵经和高僧的指点来增强他的信念。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 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 〃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作为佛教徒，老段把他的还俗归咎于自己的前世。“我肯定上辈子留下了什么重要任务没有完成，或是无意间妨碍了什么人，所以只能当半辈子的和尚。谁都没法摆脱因果报应。” 我很难接受老段的说法，就像我不相信文革中所有受迫害的人，还有我姥姥的不幸，都是因为前世做孽而罪有应得。但我试图去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佛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佛教看来，世上的差别和不平等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百万富翁，有人却生来一贫如洗？为什么莫扎特十几岁就能写出天籁般的旋律，而许多人却五音不全呢？这都是因果报应的表现。对老段来说，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使他在面对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时，不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我，完善自我。 我问老段他是否觉得世俗的生活对他来说很困难？ “他天生就是当和尚的，”不等丈夫说话，段大妈就插嘴说。“我们一订婚，村里的一个饶舌妇就开始说我们的坏话，说他像太监。加上我们俩个不住在一起，他住在庙里，我住在家。我求他拿出个当男人的样来，跟她们去解释一下。” “只要把心静下来，按佛说的去做，就行了。”老段自言自语说。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是造孽，会进地狱的。”他拒绝了。红卫兵恼羞成怒，使劲跺着脚，并警告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想想吧。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说完之后扬长而去。 ＇返回目录＇ 。。
大雁塔之迷（5）
屋外，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还有人一些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准备拉倒它们。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说这些东西是国宝，不是封建残余，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她厉声说道。不一会儿，所有的经幡，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都被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出来，围成一圈站着，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然后，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火烧了一夜。 大雁塔保存下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0年代初，全国有大约20万座佛教寺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许多，有的被拆掉，有的被改成学校、工厂、住宅和博物馆。等到红卫兵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完好无损的寺庙只剩下不到100座。北京一度曾有一百多座寺庙，如今只有5座归僧人管理。姥姥村里的3座庙都给拆了，石头被农民搬走盖了猪圈和房屋。随着寺庙的消失，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直到它们不复存在，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然而，老段并没有我那么伤感。“大雁塔保存下来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它也有消失的那天。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现在看大雁塔，觉得它很壮观，可我当初来这儿时，它却是断檐残壁，荒草丛生，狼群出没。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修缮了好几次，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听长辈们说，玄奘大师那时，大慈恩寺甚至可以和皇宫比美。你根本想象不到吧？ 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永远存在。”他顿住了，好让我有时间消化他的看法。“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并通过修建更大更好的寺庙为来世积德。”他又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吗，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他和弟子只能睡在树下，靠化缘为生，根本没有庙。” 老段的乐观让我惊讶。我回味着他告诉我的一切。“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我对他说。 “不，不，”他摇摇头。“我小时侯家里很穷，靠讨饭为生，晚上在城门洞里， 我经常冻得发抖睡不着觉，有时醒来看见旁边就有冻僵的尸体。后来我父母都饿死了，我叔叔连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喂不饱，就把我丢在一座庙门口，让和尚收留了我。从那时起，我起码有了饭吃，头上有个屋顶遮风挡雨，我活了下来。解放后，我的日子好多了。” “可是僧人们受了那么多的罪，难道这不是苦？” “我们确实受了一些苦，但是佛陀说，苦就是人生。关键是如何看待苦。对我来说，没有吃的才是苦。我进了庙后就再没挨过饿，所以不能说我这辈子受了多大的苦。” 临走前，我问了老段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宗教活动又恢复了，他想没想过再回到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老伴在那种情况下能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佛教主张同情一切众生。现在她老了，该我来照顾她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如果我连她都不同情，又怎么能谈得上普渡众生呢？”他瞧着段大妈补充道：“假如她在我前头先走了，我就再回到庙里，在那儿度过余生，如果有哪座庙肯收留我的话。”段大妈听了这话，脸上露出笑容。 晚上，我从旅馆的房间里，透过窗子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