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变革行为，这样还能有广阔的空间。但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称林则徐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为什么这样讲？他的遭遇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状况。林则徐开始禁烟的时候，他和英国人打交道，也看到英国的军舰很厉害，但中国人就有个传说，英国人膝盖都不会打弯，这个传说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那两个使臣不愿下跪，就有个说法了，说他们不是不愿下跪，是不能下跪。连林则徐都某种程度上接受这个说法，但他还是不相信膝盖不能打弯，他看了英国军队的装束以后，说不会弯曲是因为绑腿绑得太紧太长，所以不能打弯。他认为英国人上岸之后，不能跑跳，恐怕是打不过我们的，我们可以让他们上岸来打。
有人还给他提建议说要准备长竹竿，因为英国人膝盖不会打弯，等他快到跟前，用长竹竿一捅，就摔倒了，很难爬起来。
林则徐都这样认为，但是经过几次他就知道不是这样了。
再举个例子，清政府派过一个叫杨芳的将军，杨芳镇压苗民起义很厉害，那时清政府认为他是最会打仗的。派他到广州打这一仗。杨芳到广州一看觉得很奇怪，我们也有炮台，是固定在岸上的，英国的军舰是在水中，水中航行的时候比我们固定的炮台打得还要准。他就觉得英国人有个邪术。他说我们就要破这个邪术，只要我们破了邪术就成了。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于是他就下令征集马桶。打完以后，就知道这完全没有效果。
这两个事件说明当时的官员是怎样的认识——林则徐是最开明的官员了。经过鸦片战争就认识到，这个敌人不一般，跟我们传统的碰到那些不同，他们枪炮这么厉害，我们要了解他。于是他让他的好友魏源在澳门找一个华侨收集了各种外国的报纸，翻译一些书，介绍英法等国的状况，包括他们的武器。这本书开始叫《四洲志》。后来这本书又经过几年的加工，不断的丰富，变成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当时外国的状况。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3）
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夷是对外国有鄙视性的称呼了。这是说要学习英国船坚炮利，来战胜他们。
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海国图志》这本书是为了启蒙中国人，但这本书一出，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反感，因为那时中国只是遭遇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没有被占领领土。从朝廷到一半的读书人还是认为英国是个很落后的国家，你把别人的枪炮介绍得那么厉害，你是灭我华夏的威风，是乱我中华，有卖国的嫌疑。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林则徐和魏源都受到了排挤。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我觉得他的伟大就是能够看到这一点，哪怕只介绍了一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都很不容易。
在当时受到了排挤，这本书马上就传到日本去了，我们现在知道日本对外国的学习是如饥似渴，尤其从前他一直以中国为师，中国有一本新书，他们就要弄过去。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通过书他们发现了还有比中国更厉害更发达的一种文明、一种国家。日本的读书人在几年之内把《海国图志》翻刻了二十几版，这本书在中国受到抵制，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这点想想也是历史的一个悲剧，林则徐、魏源本来想借这本书来启蒙中国人，结果在自己国家却遭受了冷遇，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后又不断的侵略中国。
我觉得这个悲剧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从上到下不接受林则徐的观念有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还有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可惜这时的中国是被满洲贵族掌握。满族入关后，和被统治的汉族在人口上不成比例，所以他们一直很警惕汉族人，汉族人一直没掌握实权，哪怕有很多部门是满汉并立，但实际权力都在满族权贵手中。鸦片战争之后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时的满族八旗军、绿营统统不行，没有战斗力，而是汉族的一些官僚地主组织了团练、湘军、淮军，才打败了太平军。湘军淮军开始的时候不属于国家正规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逐渐掌握了一部分很大的权力了，地方的权力由他们掌握了。
太平天国造成了清政府政治权力构架的变化，权力开始下移了，移到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的官僚地主手中。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洋枪洋炮确实厉害，用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当时满族权贵中很多人都是很愚昧的，只有一个很开明，就是恭亲王奕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开明态度呢？是1856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逃走，让他负责对外的谈判，他在谈判过程中突然发现英法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思，他们只是为了通商。奕昕觉得奇怪费了这么大力气打来，不是为了当皇帝，只是为了通商。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敌人是太平天国，可以联合英法。从清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这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使他们的统治又延长了几十年。联合英法的政策在当时虽然受到很多人抵制，但也正因为这个政策，曾、左、李开始联络外国人，组建了洋枪队。这个过程也很曲折，李鸿章一直想把洋枪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洋务运动”。
以这些汉族地主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造船造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认为这个做法是以夷为师，乱了中华，甚至我中华文化就因此而败坏，就反对造枪炮。但洋务派因为有了大权，就开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厂造船，每一次都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论。比如说谈判，与外国人谈判需要翻译人才啊，就建立了同文馆，这也遇到很大阻力，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学，认为是很丢人的事。后来李鸿章、奕昕认为中国造船造炮还需要学习数理化的人才，当时叫声光电化，于是提出同文馆也要教学声光电化，这下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学习声光电化的科学技术是形而下的，认为只有读孔孟之书走科举才是正途，所以很多人反对，很多人骂同文馆。朝廷没办法，就招了批穷人的子弟去读书，给很高的报酬。那时穷人家孩子为了生存就去了同文馆。
办洋务的过程中，他们觉得缺人才，就请了好多外国专家，又觉得还是不够。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就提出要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当时容闳是很小时候跟一个外国传教士去了美国，得到了曾国藩的信任，容闳帮曾国藩到美国购买机器，后来提出派留学生。 恭亲王就同意了，没有恭亲王的支持，留学生也派不出去。但是没有人愿意出去，本来在同文馆学习就很丢人了，还要远离故乡到外国去，那就是背离祖国啊，大凡家里有点钱财的人都不愿把小孩送到那儿去。派遣留学生的任务就没法完成。后来有人说，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居民不是私自出海么，把名额安排到那，让地方官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地方官就挨家挨户动员一些穷人家，你们把孩子派到美国去，我们给你多少多少钱。
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修铁路的詹天佑，他是怎么出去的？他是广东香山人，家里比较穷，还不是特别穷，他的邻居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知道外国比较繁华。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应该派你的孩子去外国。詹天佑的父亲坚决不干说，我们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啊，怎么能让孩子去那儿呢。但他们两家有娃娃亲，那个邻居说你只有把詹天佑送到外国去，我才把女儿嫁给你们家。没办法，詹天佑就出去了。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4）
这说明中国”洋务运动”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每走一步都遇到巨大的阻力。
再比如严复，大家都知道，他的翻译作品《天演论》、《国富论》对中国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怎么走上留学之路的呢？他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中医，家境还可以，所以他一直要走读书考科举求功名的路，但是，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去世，家庭情况一下子就败了下来。这时洋务派在福州办有福州船政学堂，他家人没办法，就把严复送到了学堂，因为洋务派为了吸引人，学堂免费提供吃住，还每月发多少的生活费。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之后，又被送到英国留学。
这些事情说明近代化是很艰难的，最难的是修铁路，1874年，日本就开始向台湾挑衅，有点想侵略台湾的意思。李鸿章办洋务，知道铁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见到恭亲王，说要修铁路。恭亲王说是应该修铁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这个事。李鸿章就建议他跟慈禧太后提。恭亲王就笑笑说其实太后也不敢做主。后来，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权力，他逐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铁路来运，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几十公里长的小铁路。他让一个英国工程师把一些废旧锅炉改成蒸汽机。当时遇到了全体人员的反对，从当地士绅到官吏到老百姓。因为这种事情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所以开始就没敢让蒸汽机跑，而是让骡子拉着几个车厢运着煤在铁轨上跑。
另外还有架电线，大家知道，中国近代一直被外国侵略，电线传输军事情报很重要，所以李鸿章谈判时常常说，我们谈判传递个消息要来回一个月半个多月，别人一瞬间就能完成，我们老处在被动地位，也应该架电线。这也遇到了巨大反对，很多人都有奏折，我现在不好引了，没有带来。
从反对修铁路到反对架电线，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西方的。当时认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争利，他们以利为主，所以要修铁路。我们中国是皇上为天子，不和民争利，就不需要修铁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为她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但洋务派悄悄的修了一点。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时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慈禧大概也觉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决定，于是让大臣们讨论应不应该修。争论了很长时间，半年后，还是主张修铁路的大臣占了大多数。从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铁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铁路，经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20年在中国近代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后来慈禧同意修铁路，跟李鸿章他们在背后的运作有关系。那时慈禧最宠信的亲王是醇亲王奕譞，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他们通过种种活动让奕宣支持修铁路，他再去说服慈禧，这才达到了目的。
“洋务运动”办得很不顺利，阻力重重，但毕竟还是把大机器引进了中国，并且把学校办起来了，翻译很多西方的声光电化方面的书籍。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修铁路或是办军工厂，需要有大量的金钱资助。清政府晚期的时候财政很困难，这就显出了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了。修军工设施对清政府是有直接好处的，都遇到了这么大阻力，那如果想办一些民用的，比如生产一些纺织品或搞些运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类的本来就不应该修，既然现在没钱，就应该停掉。但是，洋务派此时已经有一定力量了，并且在几十年中也让人们感到没有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慈禧很为难，是停掉还是不停，也让大臣讨论。李鸿章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主张停掉的理由是说没钱，既然没钱，我们就要想办法生钱。怎么生钱？光生产枪炮不行，要办民用企业，生产消费品让人们去买。他就借着顽固派的观点，把”洋务运动”从只生产军用品转向也生产民用品，从求强走到了求福的阶段，于是就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和一些钢铁厂、机械厂，生产民用品卖给老百姓，这样就能赚钱了。赚钱后就采取官督商办，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还是阻力很大，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官方的支持，使民用企业兴起了，”洋务运动”走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洋务运动”只有技术上的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