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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加夫人不乏地位显赫的朋友，我们由罗马飞往博洛尼亚，坐的是意大利总统的私人喷气式客机。在此之前，我只坐过一次私人飞机。那次ITT集合了高层人员和他们的家眷飞到西班牙风景怡人的兰萨罗特岛（Lanzarote）。较早前，我们也曾集体到过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度假区格林布赖尔（Greenbrier）。在这些活动中，我慢慢学会了西方的社交和饮宴礼仪，对我日后面对皇室人员和世界领袖时不致出洋相大有帮助。
在博洛尼亚，市长亲自接待。他举行了一个晚宴，市内的知名人物都是座上客。博洛尼亚是个历史气息浓厚的城市，是世界最古老大学的所在地，博洛尼亚大学校园内，中古建筑随处可见。
我已记不起当日是哪一位名人主持颁奖礼，大概是位意大利科学家吧。
Chapter10 我的收获（6）
我们又前往参观马科尼的工作室。坐车子一会儿便到了。工作室现已成为博物馆，收藏了马科尼的记录和研究资料。室内有一座比真人要高的马科尼铜像，他就在这儿成功利用无线电波与身处另一个山头的助手通话。
我们先后到过颁奖礼举行场地两次，头一次是预演，第二次才是正式的典礼，大伙儿坐车前往会场。出席的都是当地名人和嘉宾。前得奖者中，有来自日本的直树博士。他与太太同行，美芸和直树夫人很快便结成朋友。
我向大会发表了演说，交代我著书的过程，也从外行人的角度解释了光纤运作的原理。我说的是英语，但相信来宾的英语程度不高，对我所讲不了了之的多。最后就是拍照时间，得奖者的个人独照、与布拉加夫人的合照、不同组合的团体照，忙得摄影师团团转。拍过了一个组合，又要到处凑合相关的人拍下一张，比捉迷藏还要累。
布拉加夫人自从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马科尼奖以来，即奔走意大利和美国两地，寻求资助和支持。我成为得奖人后，也加入了遴选委员会，因而与布拉加夫人更为熟络。她意志坚强，富说服力，她提出的要求，往往令人难以拒绝。她以圆滑的手腕处理与奖项有关的事务，事实上，她只要挥一挥手，命令便会获得执行。
我和美芸到过布拉加夫人在新泽西州北部的家做客午膳。她在那里已住了数十年的时间，家里布置得十分舒适温馨。因为是旧式建筑，花园很大，一般人早已改建和分拆成面积较小的居所。我们边吃边谈，她暗示说同父异母的妹妹正觊觎基金的控制权，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妹妹得逞，所以与奖项有关的事情，她都不让妹妹插手。
布拉加夫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去世，马科尼奖再不能像她在世时办得那样有声有色。各得奖人接手继续管理基金，但失去了布拉加夫人已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当然也记得直树博士，在前一年，即1987年我们在日本见过面。我获得日本的C&C奖，他便是遴选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位出色的科学家，我对他的贡献至感钦佩。
日本人的礼仪十分繁琐，单是学会怎样弯腰鞠躬便令你晕头转向。直树博士教晓我不少这方面的礼仪。在东京逗留的一星期内，我们出席众多宴会，都是在格调极高的餐馆，与日本政界和工业界的要人在一起，对我这么一个普通人来说，实在大开眼界，也有点吃不消。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大异其趣，但其实其源流却始于我们大唐中土。日本文字由片假名和平假名组成，前者近于汉字，后者近乎拼音文字。当时我们尝试学了一点拼音，以便在自行出外用膳时，读懂餐牌上那些西方的菜式。
那以后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此后数十年一直互寄圣诞贺卡。他的贺卡上往往有一张当年在世界各地度假时拍的照片。但在2000年我们没有收到他的贺卡，心感不妙，美芸给直树夫人写了一封信，回信中证实了那不幸的消息。
我要将回忆调校回2000年以前。在1996年，我获得了日本奖（Japan Prize），这是一个重要的奖项，奖金也十分丰厚。主办当局希望，这奖项有朝一日能达到与诺贝尔奖看齐的地位。诺贝尔奖并没工程奖之设，爱立信奖虽受注目于一时，但自1979年后，我便没有听过有关这奖项的消息。我希望日本奖在国际上能广受注目，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因为工程学对推动社会发展卓有贡献，工程学家也因此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尊重。可是，不论你获得的是什么奖项，仍总是不及挂上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衔来得惹人瞩目。
Chapter10 我的收获（7）
获得日本奖时，我已快从中文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经济上算得宽裕。我无须再为孩子们的教育经费操心，他们都已独立，自行赚取生活。我是日本奖的唯一得主，那一大笔奖金，我应怎样运用？
美芸对美国的税制有点反感。作为美国公民，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的收入，都要缴税，不论那收入的来源是什么，即使那是外国颁给我们的一个科学奖项。
美芸说：“我不想要皮草大衣、名贵首饰、豪华汽车或游艇，又或者是任何生活奢侈品，我们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也不要让山姆叔叔把其中四成装进口袋。”
她向税务律师求取意见，律师说，与其花时间自行成立和管理一个慈善基金，倒不如捐给一家美国的大学。
这是个好建议，我们就将奖金捐给耶鲁大学。我虽然不是耶鲁的学生，但自我在耶鲁任教，到我在中大校长任内延引来自雅礼协会（Yale…in…China）的教员，我与耶鲁都可说深具渊源。我们设立的基金，旨在建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加强西方对亚洲文化的了解。在高锟基金成立五年后，每年约可保送十名耶鲁大学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前往远东学习或从事研究。这些学生大都在读较高年级，或在攻读较高学位的初期。我们鼓励他们争取更多实地研究，从而令他们选定的计划有更远大的发展。虽然开展得比较缓慢，现在已在耶鲁学生中取得广泛的认同了。
我没能亲自领奖的其中一个奖项，是1995年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的金章奖。颁奖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我和美芸已经登了机，可是适逢台风袭港，台风中心就在启德机场附近，飞机延迟起飞，我们十分担心，索性取消这次行程。金章在几年后我参加一次工程学会议时，才落在我手里。
另一个奖章来自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那是1996年的事。颁奖礼在白金汉宫的中国厅举行，学院赞助人菲腊亲王亲自主持了颁授仪式。亲王殿下向我垂询了有关科技的问题，并向美芸和我，以及皇家工程学院院长介绍了中国厅的由来。我发觉亲王的身材没有想像那么高，事实上，我和查理斯亲王在香港会面时，也有同样的感觉，看来是皇家御用摄影师用了巧妙的拍摄角度，让皇室成员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英伟吧。
1999年某天在办公室的时候，接到美国国家工程学会主席打来的电话。和他相识多年，在香港也接待过他好几次，我以为他又来了香港，在电话上我说：“你好吗，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会留在香港多久？”
出乎意料之外，他是从美国打来的，说有好消息告诉我。
我记起好友Dr Wing1998年曾告诉我，他提名我作为美国国家工程学会的查理·斯塔克·德雷珀奖（Charles Stark Draper Prize）候选人。我很高兴知道，我、莫理亚博士和麦捷尼博士同时获奖。大会颁给我们这个奖项，是确认我们在工程学上取得突破，对推动光纤在通讯上的应用卓有贡献。有了光纤网络，资讯科技世纪才得以实现。
颁奖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的一座大楼举行，总统科学顾问代表克林顿总统致颂词。在典礼举行前，大会安排了宣布得奖者名单记者招待会，颁奖礼后，又在德雷珀实验所举行了特别的仪式，每位得奖者在仪式上都发表了演说。德雷珀博士是通讯器材研究的先锋，卫星通讯正是他努力的成果。
除了奖章和奖项外，我也得过不少荣誉学位和教授职衔。荣誉教授一般没有特别的职责，通常是在颁授名衔的大学主持一个讲座而已。荣誉学位则是颁授给对学术或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士。1997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礼上，我获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获得这荣誉的还有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以及主演《仙乐飘飘处处闻》的著名女演员朱莉安德路丝。我就坐在格林斯潘旁边，在等候仪式开始时还和他谈了一会儿。朱莉安德路丝比我高许多，她虽然失去金嗓子，但风度仍十分迷人。
我也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学位，并代表其他荣誉学位得主在典礼上发言。成立逾一世纪的格拉斯哥大学给我颁授的荣誉学位最值得怀念，因为我的提名人约翰·蓝姆教授在仪式举行前数月不幸去世了。帕多瓦大学荣誉学位颁授仪式在大学有九百年历史的大堂进行，那是世界第二最古老的大学，令我备感荣耀。合计起来，我取得了九个荣誉博士学位，加上自己求取的一个，共有十个博士名衔。在耶鲁大学，有人将那些取得十个本科和荣誉博士学位的，称之为“十博士”（decadoc），我很荣幸，也可以名列其中了。
自己曾得过奖，也就深知颁发奖项也有其难处。因为有资格获取奖项的人其实很多，要从中选出实至名归的人并不容易。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通常都很低调，躲起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什么突破性的发明，都只是在专门的学术刊物曝光，不易为社会大众所知。主办者得靠来自全球各地的公司领导层、研究机构、大学，以至有名望的人向他们提供候选名单，其中难免有政治和互相竞争的成分，毕竟科学家也是人，人性的优点和缺点也会在他们身上体现。
我所得的奖项，其实是同事和公司管理层在背后支持的成果。没有他们肯定我的工作，并努力不懈地向全球机构推荐我参选，我肯定不能一步一步的踏上为世界认识的阶梯，并获确认为 “光纤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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