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何妨一下楼主人”（1）
到达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校舍不够，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暂设在离云南四百馀里的边城蒙自（后迁回昆明）。闻一多（左）在赴云南途中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云南，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抗战初期，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在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闻一多却几乎是在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同事郑天挺曾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传遍整个校园。作为一个学者，闻一多在抗战初期并没有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而是埋头于学术，这一行为的背后至少意味着两点：首先这种专心学术的行为是闻一多在国难时期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坚守；其次，这种姿态也意味着闻一多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同时也多多少少可以说明至少在此时闻一多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还没有彻底失望。
云南闻一多故居
生活毕竟不能高蹈于云端，日子是现实的，是关乎柴米油盐的琐碎。沉潜于学术的闻一多当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日子，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压力。自1939年开始，由于物价上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窘之中。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不得不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所吸的纸烟也不得不改成了自制的旱烟叶烟卷。1940年夏，闻一多结束学术休假后，全家从晋宁搬到昆明。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因币值下降，闻一多一个人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常常被逼提前支薪或向友人举债以解燃眉之急。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闻一多不得不开始变卖衣物，甚至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他也不得不忍痛卖给了学校图书馆。把书送走时，闻一多满腹辛酸，他让馆员保管好这些书，说将来回北平还要赎回来。自那时起，闻一多一家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甚至到了为节省炭钱，在寒冷的冬天他每天清晨都带孩子们去河边洗脸，处境非常艰难。对于闻一多这一时期的生活，梁实秋回忆说：“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有关闻一多的事，主要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梁实秋的回忆确为实情，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艰难，就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合制起糕点，起名为“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去寄售。而闻一多因家累较重，经济困苦尤显突出。
“何妨一下楼主人”（2）
闻一多像
为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闻一多不得不到中学兼课和挂牌治印。在一份现存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有闻一多与杨振声、冯友兰、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唐兰、沈从文、彭仲绎、浦江清、罗庸、游国恩共十二位教授“开源之道”的广告。上面写着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两百元。闻一多治印收件，开始是委托几家城里的笔店，朋友们也热心帮忙，沈从文就曾介绍过不少顾客，《自由论坛》还为他免费刊登广告。一时间联大教授挂牌卖字治印成为昆明城内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有关此，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过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尽管生活困苦，闻一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据友人回忆，1940年，闻一多在昆明晋宁县，与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时有来往。当时昆明市市长陆亚夫、前河口督办郭玉峦等官员和晋宁县县长赵书翰都喜欢和文人交往，曾请王子翰出面请闻一多吃饭、写字。闻一多却说：“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闻一多在晋宁一年，始终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1）
抗战期间，闻一多不仅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思想和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抗战的后期。在许多人看来，闻一多的转变简直就是一个谜。无论是从闻一多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背景来看，还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来分析，似乎都找不出闻一多非要走上现实政治的理由。事实上，我们要认识到闻一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但对现实政治却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一直对参与实际政治保持着警惕，他有着中国学者普遍的清高，认为政治家都争权夺利，道德上低劣而不可仿。联系抗战之初闻一多拒绝就###事以及抗战前他对罗隆基的指斥，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疑惑和不理解，闻一多确实是转变了，他走出了书斋，冲上了街头，那样的迅猛，那样的激烈！
要精确地判断某人思想变化的起点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要寻找出闻一多思想转变的起点也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出闻一多发生转变的一些关键点。1943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触动了象牙塔中的闻一多。当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该文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中国之命运》一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联大教授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自由知识分子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实际上，在此之前，闻一多对蒋介石是抱有好感的，闻一多曾回忆说：“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而据闻一多的学生回忆，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闻一多非常愤怒，他甚至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从闻一多自己的回忆和学生追叙的往事中，我们可以知道闻一多在此之前对蒋介石的态度。
闻一多纪念馆内的闻一多雕像
《中国之命运》对闻一多内心最为看重的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观的颠覆，导致闻一多对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加之生活的极度贫困，闻一多再也不能埋头于书斋，尽管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最佳位置应该是书斋而不是街头。对于此时的心理状况，闻一多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今之为祸于国家民族者有甚于匈奴。在此辈未肃清以前，谈不到个人，亦谈不到家。”出于此种心理，闻一多开始变得热情、积极。在课堂上他热情赞美解放区的诗歌，他带着剖析自己的语气赞叹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歌：“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对国民党政权进行猛烈抨击。他甚至对当时坚持学术道路和书斋生活的生活方式都非常反感，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是他先前所坚持的。1944年7月，西南联大举行抗战七周年纪念日，邀请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作演讲，熊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积弱是因为学术不昌明，师生诸人宜守住学术岗位，不应驰心外骛。闻一多本是来旁听的，但他却在会场中忽然站起来说：“谈到学术研究，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又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吓唬别人？今天在座的先生，谁不是曾经埋头做过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我若是能好好的读几年书，那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跟熊是多年的好友，这时毫不留情的指斥，让熊很是尴尬。从这一个事例，我们大约可以窥见当时闻一多的心理状况。
“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2）
1944年秋，经慎重考虑，闻一多决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向来与实际政治绝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对于自己加入政治党派肯定会有顾虑，也会经历彷徨和犹豫，但最终他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闻一多对知音吴晗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国家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从闻一多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闻一多在40年代投入现实政治，恐怕并非是他真正对现实政治发生了兴趣，而是当时的现实政治让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从根本上说，闻一多参与政治和他清华同学罗隆基不同。相对而言，罗隆基在政治上本来就有追求，并且有一定的现实考虑，其一生几乎都在参与实际政治；而闻一多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政治。闻一多投身于政治活动，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以理想和单纯的态度对待，即便是在他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他还一再对吴晗表示：一旦民主实现了，他就要回到书斋里去。
闻一多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再也没能回到书斋中去。1946年7月15日，随着几声罪恶的枪声，闻一多在回家的路途中被暗杀，鲜血从闻一多身上喷涌而出，染红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