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女高音在一阵掌声后，举杯一饮而尽。钢琴弹起一串爵士乐，如穿了双大头靴的脚步重重地踏在钢板上。
我大概已经是喝了第二杯或第三杯的咖啡了，用不着叫侍者，一壶可随意续杯的咖啡就放在客人自己的台子上，不像在上海，续杯是另外的价钱。如果莉拉知道我并没有坐在Lobby的沙发上，而是在这里自己花钱喝咖啡，一定会瞪大眼睛：“Are you crazy？”（你疯了吗？）
当然，莉拉是不知道在露丝玛丽之前的宇秀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才会这样说。她想像不出这个如今和她一起站在店堂里招呼客人的中国女人，曾经是怎样神采飞扬地和欣赏她的男人、和谈得来的女友，在淮海路、陕西路、衡山路上的咖啡馆享受一个午后或一个晚上的情形，更想像不出她一个人在咖啡馆靠窗的座位上凝望着窗外思绪如何飘逸，还有那些在咖啡的相伴中写出的被许多人阅读的方块字。宇秀在那扇曾有过张爱玲身影的老虎窗边沉思与遐想过很久，这是只知道露丝玛丽的人所无法了解的。莉拉不知道张爱玲是谁，也就更无从知道宇秀所怀有的张爱玲心情……
的确，在露丝玛丽上班的地方没有人会花钱喝自己酒店里的咖啡。因为平时在午餐和休息时间可以在员工餐厅免费享受咖啡、牛奶和各种新鲜果汁。露丝玛丽是应该很实际的，原本来打皮草店的工也是为着很实际的需要，把一个钟头站出来的工资花掉一半去喝本是免费的咖啡，这显然是很不实际的，可宇秀天生就不大实际。在午餐和工休时间喝咖啡，就像是渴了喝水一样是实际的需要。再说，在快餐店一般白煞煞的员工餐厅里的心情和坐在这音乐与灯光像鸡尾酒一样调和的环境里就是不一样。
在员工餐厅喝免费咖啡的时候，我只能是露丝玛丽，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是宇秀，然后被问及从前的故事，然后议论感慨一番移民的甘苦。
那个戴着副老式白框眼镜、系着白围裙的香港人老颜每次见我就热情招呼，开头总是那一句：“Hi； Rosemary； How are you？”今天老颜神秘兮兮地跟我透露：酒店在招工呢。然后用眼色指指那群穿着浅蓝色细条子直筒裙、白色运动鞋的女清洁工，说她们一个小时可以拿到18元呢，还有各种福利、保险，比如看牙医等。显然老颜多少知道一点我们皮草店里的待遇并不如清洁工，虽说清洁工是酒店里的低等职位。我知道香港人广东人是很实际的，只要赚钱，别的都是其次，他们不大像上海人那样讲面子。
露丝玛丽听着笑笑，宇秀的心里就很酸楚。在中国上了十七年的学，拿了两张大学的文凭，现在却被人家介绍去做酒店的清洁女工，还要谢谢人家好心介绍。
午餐和咖啡时间，那群围着白色围裙的女清洁工，总是挤在一张大台子上嘁嘁喳喳，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或其他南美女人凑成另一堆。而讲广东话的往往人数为众，音响效果也最为强烈。近来也有几个皮肤白白、鼻梁上架副书生眼镜的讲普通话的女人挤在里面。我看着她们，坚决地在心里摇摇头，然后就露出露丝玛丽的笑容谢谢老颜的好意，并表示自己现在很开心在皮草店里的工作。老颜就说OK，他的老婆一辈子也不会穿上我们店里那些衣服的。我说我也买不起的，老颜就说你可以每天像模特一样试穿呀。听老颜这么说，我就有一点点小小得意了。并不是每个做清洁工的女人都可以在皮草店里工作的呀？能够在皮草店里工作至少你在别人眼里还是有作为女人的资本的，至少在外表上。我冲着老颜点头笑笑。我觉得这回我笑得有一点优越感。这是我作为露丝玛丽以后很少有的优越感。但仅仅片刻，我就为自己产生的“优越感”感到羞耻。
不错，我承认以前的宇秀也是喜欢穿戴打扮的，但那只属于她的私生活部分，算作个人业余爱好，和职业没有关系。可是作为露丝玛丽，其外表和谋生就有很直接的关系。露丝玛丽现在就很担忧最近脸上在蜕皮。她每年有段时间像蛇一样要蜕皮，正在蜕皮的面孔如同石灰剥落的墙面。这种时候接待顾客就很尴尬。当女人的外表在她的谋生中变得更为重要的时候，她的实际社会地位却是下降了的。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10）
前几日，美国微软公司在酒店里开会，一个挂着会议胸牌的美国男人在皮草店门口站立了片刻，然后冲着我走进来，我微微一笑，身体略微前倾算是对客人的迎接。那男人却走近我说：“你是中国人。”我一愣，在这里几乎没有人第一眼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常常被人错认为是日本人。常常碰到日本客人他们径直就跟我讲日语，当我说明自己是CHINESE时，他们吃惊地瞪大眼睛。但是这个美国人却是有眼力的。他接着说：“你是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文化背景的中国女人。”然后他说他进来只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我笑笑说谢谢，但是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出来。
经理看着美国男人走出店堂的背影，走过来问我客人怎么没有看任何商品就走了，我脱口回答：“他问我厕所在哪里。”经理眼光狐疑地嘟哝“It’s strange。”我立刻后悔自己愚蠢的回答，其实有很多答案可以应付经理，比如，人家说我们店堂漂亮，或者问几点钟打烊等等，干吗说厕所呢？
“HI， Rosemary！”老颜大叫道，他问我要不要尝尝新出炉的蛋糕。老颜当然是不知道我愣在那里脑子里转了几个圈，他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别人说“皮草店的漂亮GIRL”。
事实上，只有宇秀真正知道露丝玛丽在这个表面华丽的店堂里到底有几分优越感。我忽然为露丝玛丽冲老颜的那一笑感到可悲与可笑。
八
皮草店销售小姐其实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样，只是像模特一样漂漂亮亮地与那些华丽昂贵的貂皮、狐狸毛站在一起，她们除了高跟鞋里的脚痛以外，还有一些粗重的活也是她们要做的。当然露丝玛丽是新来的就更要去做了。
记得第一次盘货，我不确定登记册上的那件海狸毛夹克是不是货柜顶上做展示的那件，就问经理。经理就说不能猜测，要我搬梯子爬到上面对一下货品吊牌上的号码和说明。经理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一口一个HONEY的，她总是用HONEY（甜心、蜜糖）来替代叫我露丝玛丽。
那个梯子？我愣住了———那是一架工程梯哎，它马上让我联想到穿着肥大的工装裤、身材健硕胡子拉碴的男人。经理不是叫我HONEY吗？HONEY是甜心呀，是被宠爱与呵护的呀，怎么可以让“甜心”去扛那钢筋铁骨的家伙呢？经理看我犹豫着，立刻噔噔地跑到后门扛了那工程梯雄赳赳地走出来。那冰凉的钢铁与消瘦的骨头碰撞在一起，在我心里就响起了咯咯吱吱被粉碎的声音。经理显然没有在乎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她很熟练地将梯子的两只脚叉开说：“Honey； go ahead！”（甜心，上去吧！）
因为经理的以身作则，并不像国内单位里的领导只是动动嘴，当我把那梯子搬回去的时候，心里倒也平衡了。只是我很惊奇自己居然也能把那沉重的梯子扛回去。不过我基本上不是扛，是拖的，绝没有经理雄赳赳的姿态。梯子事件后，我忽然明白露丝玛丽是不能像写诗的宇秀那样顾影自怜的，露丝玛丽必须把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扔到太平洋去。对了，温哥华就在太平洋岸边，从我上班的地方到连着太平洋的海湾也就几个街口。
两个本土的洋女人辞工之后，露丝玛丽就是店里资历最浅的了，似乎谁都可以差她去做点什么。不过，人家话都说得很客气，“If you don’t mind……”（假如你不介意的话……）琳总是这样甜甜地跟我说。对于新移民集中的温哥华，工作机会总是僧多粥少，大把人在门外排着队，我能MIND吗？我来这里刚一个月就碰到不少移民亲自来送简历和求职信的，几位华裔女性都是鼻梁上架副文绉绉眼镜的。
琳是助理经理，经理不在的时候，她就不断地发出指令。当然永远是带着甜美的笑容的。即使她说你的不是，说完之后还是不忘送上一个一如既往的笑靥。不过我知道如果我拒绝琳的话，经理马上就知道了。一位突然辞职的西班牙裔女孩曾跟我说，跟琳搭班可不要放松神经。实在没事情做，就把货架上的衣服弄乱再重新叠好重新摆放；或者随便擦擦什么地方，总之别让她觉得你闲着。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11）
于是，露丝玛丽一会儿被叫去裁缝那里取回给客人修改的衣服，一会儿又被差了去把那件美国客人要求邮寄的大衣装箱打包送到邮局，刚转回来躲到柜台后面把一只脚从高跟鞋里拔出来舒展一下，那可怜的脚刚刚要落到地毯上，就又听到叫露丝玛丽：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就去擦擦玻璃架子上的灰。
鬼才看见灰呢！宇秀心里恨恨地想。
真的，我家那书架上的灰都快可以写字了，还没顾得上擦呢。搬了新家都快两个月了，一个个纸板箱还堆在客厅和书房里，像卸在码头上的货一样。打开的几只书箱里的书一摞摞地摊在桌上和地板上。一想到那些书，我心里就很烦，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在书房里坐定下来了。以前在上海单身时候的家里，一面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面墙的工作台放着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文稿等，还有一面墙贴满了各个杂志社的稿约和待写的文章标题。而现在的冰箱上贴着的是皮草店上班的时间表，露丝玛丽的名字蜷缩在那些小格子里，名字后面注明着钟点。
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令我羡慕又叹息的校友。
她是当年大学里的一位高年级女生，人长得白白净净像朵水莲般娇羞，常常和一个风度很好的数学系男生牵着手走在校园的林阴道上，后来两人都读了博士，那漂亮女生还是当初国内屈指可数的美学博士呢。再后来两人都去了美国，但彼此分道扬镳。据说那男生在专业领域里谋得蛮体面的职位，那美丽女生就在花店里卖花。中国的美学女博士在美国的花店卖花的消息传到国内同学的耳朵里，有人扼腕叹息，有人戏谑说，美学与鲜花还是有点关联的嘛。我当时很替女博士伤感。
宇秀托着卖皮草的露丝玛丽的下巴沉思的时候，心情比当年听到女博士卖花要复杂得多。当年为女博士卖花而伤感的心情，现在想来是很幼稚的。作为露丝玛丽所学到的、体验到的，包括那些难堪的经历是以前的宇秀不可能想像与体会的。有不少时候我庆幸自己现在是露丝玛丽而不是宇秀，正因为是露丝玛丽才可以承受那些不堪的时候。
皮草店没有设专门的收银员，因为这里不像超市或杂货店人家排着队等付钱。销售小姐要自己收银，轮到任何人晚班都要自己在电脑里轧账。露丝玛丽最怕数钱，一是加币的五分硬币居然比一角硬币要大，两角五分的硬币与五分也很像，常常令露丝玛丽脑子短路。二是用英语数数的时候，数字一大她就糊涂了，非得在心里翻成中文才确定。其实，当她是宇秀的时候，每每购物人家找她零头时，她从来都不数那些零钱，只要大数不差就行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大方，主要是因为她心算很糟糕。如今却不能差之毫厘。露丝玛丽常常数了两三遍，竟然结果都不同，不是多出一元，就是少了一分。有一点她实在是不敢让店里人知道，她一数营业额的时候，脑子就莫名其妙地开小差，开到很遥远的地方，开到露丝玛丽是宇秀的时候。
那时候宇秀做电视导演和制片，没少跟投资方谈合同，当然要谈到钱，但那时候有人具体数钱、管账，不需要宇秀去做这些琐事，宇秀要考虑的是思想是艺术。但是现在没人需要露丝玛丽考虑那些有关思想和艺术的上层建筑的事情了。
来皮草店上班的第一天就与经理搭班。一开门，经理就让露丝玛丽去数两只收银抽屉里头天晚班预留的金额，然后在计算器打出的单子上签名。露丝玛丽数了两遍却不是同一个结果，急得鼻尖上汗都渗出了。经理看了看计算器里打出来的两张不同结果的单子，就亲自去数，她的手指像跳快步舞一样很有节奏地在那些硬币与纸币上滑过，结果当然分毫不差。经理皱着眉头问“What’s Happen？”（怎么回事？）在老外眼里中国人的数学都是很出色的，怎么露丝玛丽连数都数不清呢？我再次觉得丢中国人的脸。那一刻，我真后悔我在简历中透露的学历和干过编辑、导演、出过书等经历，还不如就说自己以前是卖咸鱼的。不过卖咸鱼的一定数钱很利索，绝不会像我笨手笨脚的，好几次钱都掉到地上。幸好是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