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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年8月31号晚上，当着几十个记者的面，他说潘石屹是北京的###。前不久，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写了一篇《任志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文章，文中提到他说我是###的话，他看到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瞎说，他根本没有说过这话。一想到我为他这句话耿耿于怀地想了好几年，而他却早已忘了，可能当时说的时候就没过脑子，也就不想再多做辩解和计较了。
可能有艺术家气质的人都会有点不拘小节，所以他说的第一桶金的事我也就释然了。但我说的不做善事，身上会分泌出让人焦躁不安的化学物质的事却并没有淡去。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人还是会经常触动我，让我想起我的渴望帮助和温暖的童年时光。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有机会，都应该通过适当的途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不论大小，都会在给予别人帮助的过程中寻求到一些灵魂的平静。
评论///
飞舞的玫瑰
/// 2006/02/21 /// 22：59：15
中国不缺富人，却也不乏为富不仁的人（数量上）。
很多有钱人小气得让人吃惊，“算计”可能就是他们的致富之道吧。所以一分钱都不能浪费，扔出去都要听到回声。
贫富差距自然是个问题，但穷人的志气和富人的品质却是两回事。应该让中国的富人除了正常纳税之外多些公益心，真真正正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有句经典台词说：“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
竞争、合作和磋商
//blog。sina。/u/4679dbbf010000du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着不好的四种人际关系模式：保护式、自以为是式、独裁式和操纵式。这四种模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时间很久，可能在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这些关系是有效的，是可以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再用这些关系模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甚至会有许多负面的效果。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两百年之前的变化总是非常缓慢的，变化也是非常简单的。但在最近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速度更快、更丰富、更复杂，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年代是我们的幸运。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又如何来面对这个复杂、丰富的社会，又如何来处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事务呢？如果我们再延续已有的（上述四种）思维模式将会使我们在处理问题时非常地失望、沮丧，有些事情会陷入恶性循环，永远没有出路，见不到光明。
这四种模式中最致命的点是没有让大家都参与其中，所以，会有一些人的个性和才能受到压抑，没有很好地发挥。我想我们能够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面对我们的新世纪，那就是磋商，更多地合作，在磋商的前提下更多地合作。
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复杂，我们吃的、穿的、住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事情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都是别人提供给我们的。所以从横向来看，要更多地跟别人合作，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一味地排斥别人会无法在这个时代中寻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就会被这个新时代抛弃。纵向是对我们自己，以时间为这种竖向的纵轴，今天的我要跟昨天的我去比较，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去竞争，看有没有进步，这种进步主要是精神的、思想和知识方面的进步。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面对所有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用当初的思维模式去解决，那我们就无法成功。
磋商是一门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更多的是需要跟大家在一起进行心灵层面的沟通，精神层面的理解。在磋商时要先调研、搜集资料，每人尽可能了解更全面的资料，在磋商中要把每人的观点、资料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以后这些观点就不只是你个人的观点，应该成为大家的观点。大家去评论、分析，选择一种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再采取联合行动，并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去反思，大家再一起评价、思考，再磋商，再联合行动。这就是磋商的全过程和循环。这是一种比过去的四种人际关系更有效的、更适应新时代的人际关系。只有利用这样一种新兴的人际关系，才可以解决我们现实中的问题，让我们少一些困惑，让我们的团队成员有愉快的人际关系，人人心情舒畅，工作更有效率，更有热情；把人善良的、创造力的一方面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在磋商联合行动、评价和思考这个循环过程中，会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接近真理。
磋商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磋商的成员非常自我，不能够忘掉自己，死抱着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别人认可时就产生消极的、负面的、抵触的情绪，这种心情会使自己忘了我们的目标，忘了我们追求的真理，自我的阴影大于一切，把捍卫自己的观念误认为是行动的目标和我们要追求的真理。我们应该理解每一个成员是这个集体中一个细胞，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整个机体健康运行。如果让极端个人主义无限膨胀，某一个细胞无限制地生长，拼命地吸收别的细胞必需的营养，整个机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这样的细胞就是癌细胞，是对身体不利的。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多样性的，要尊重这种多样性，才能够团结起来，不要指责对方，打击对方，这也是形成以合作和磋商为基础的新型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尊重和承认人的多样性，其实对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单一的模式、单一的功能细胞组成的机体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是要死亡的。
磋商的过程中也可以增加每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参与其中，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一旦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团体的每个成员就更有责任感去实现目标和接近真理。
磋商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有开放的心态，要使用仁慈的语言。任何互损、指责都是非常负面的，对达到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磋商时细到每一个表情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用微笑的表情、仁慈的舌头使我们的磋商和合作更有效。
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成熟期，所以我们要摈弃过去一些幼稚的做法和人际关系模式，建立一种新兴的人际关系，这种新兴的人际关系就是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用磋商手段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评论///
无名
/// 2005/11/23 /// 11：18：25
磋商的方式对解决矛盾冲突是个双赢模式，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更能够让老百姓和政府的执政体做一个好的调和，一如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儒家、道家无不述此。
很郁闷
/// 2006/01/20 /// 00：43：03
老潘说要和昨日的我竞争，那是空话，是市场在逼着你往前走。
利益对立的时候，保护自我，磋商的潜在意义就是，掌握权利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施展更高的计谋，最终是获取更大的利益。
如果权威具有公平心，会适当地放出一些利益，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心和更大的主控权。
这其实是一种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操控方式。
自然、和谐、平衡与反省
//blog。sina。/u/4679dbbf0100012u
进入4月份，北京人一天比一天憋得慌。SARS造成的对死亡的恐惧，把人憋在了家里，会议少了，见面少了，请客吃饭少了，人人都家里在躲瘟疫。
在家里躲瘟疫并没有影响我们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由于有了光纤的宽带，有发达的Internet，每天接到的邮件比平时要多得多。多少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发E…mail，打来电话，问候疫区的我们。新浪的点击率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几家快乐，几家愁，互联网和药店是少数几家欢乐的行业。互联网遇上了好机会，汪延坐阵北京，躲在家里在网上指挥。SOHU的张朝阳冒着缺氧的危险去珠穆朗玛峰作秀去了，这时候谁看？SINA和SOHU的竞争，SOHU又失了一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电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911时还让凤凰卫视抢了风头，到了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时，尽管凤凰卫视有闾丘露薇这样的女中豪杰，冲在巴格达战争的第一线。但和CCTV相比还是逊色多了。这次的SARS从4月20日以后，中国的电视给了中国人民充分的知情权。
SARS是北京人的瘟疫，也中国人的瘟疫，更是全人类的瘟疫和灾难。一时北京人在中国变得不受欢迎了。5月初，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让我从我们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经过某郊区的道路上，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到了第一道关，我说，我家有一个小小孩要吃奶，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关长是位干部，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我说，我不进城，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小小孩等着奶吃。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回来。出了关卡，进了超市，买了奶粉、面粉、大米和花生油后，返回了关卡。干部走了，干部临走时，留一句话，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我开车去找他，找了好几个地方，人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我不断地重复小小孩等奶吃的理由。第一道关终于过了。过第二道关时间已是黄昏了，有30多男女老少，负责审问的是位60多岁的老者，有点像《鬼子来了》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先问我叫什么？我说潘石屹。他说YI字怎么写。我说，随便。老者生气了。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我的名字。在黄昏的北京郊区，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旁边有30多个各种表情的男男女女。照出来一定是一幅非常好的照片。我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能让我走，我就赶紧溜吧。第三道关是在村口，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要求很简单，车不能开进去，人可以进去。他们认为，人不会传染病，汽车能传染病。只好放下车，背上奶粉和米面，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夜深了，也没有人了。人可以过去，但任何车辆都是通过不了的。
花费了整整一天，终于到家了，想一想这一天的经历，北京郊区农民主要的不是在防病，是在表达一种对北京城里人的一种情绪，一种权利。
北京人出城不受欢迎，中国人出国也是同样的待遇。唐人街没有人了，中国的餐馆没有人吃饭了，有100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旅行提出限制。我收到负责设计我们项目的日本公司的邮件，告诉我们由于日本政府接连发出了三份不让到中国来的劝告，所以他们来北京的时间被拖后。我也是因为一件必须的事情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家都带着口罩。住饭店的人特别少，早上起来，走到昔日熙熙攘攘的大堂，现在一个人也看不见，凄凉的可怕。也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敢请别人吃饭，在饭店里憋了几天。在大堂遇到了嘉里中国的董事长洪先生，请我吃早茶。他说，他们的饭店，高一点的入住率在5％左右，低的是1％，2％。惨呀。谈到如何走出困境？香港人现在的情绪十分低落。
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精神。网通的田溯宁给我们发来邮件，在中国困难时我们企业家应该出力。当然是应该出力，但这力怎么个出法？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人那样在全世界打广告。还是像韩国人那样上街去捐钱、捐项链、捐戒指。最后，我们想到的是弘扬不可战胜的中国精神。五千年形成的中国精神，是在种种危机和灾难中形成的。正是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才生存下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但什么是中国精神，我提出是自然、和谐、平衡和反省。除了刘索拉支持外，其他人都觉得太软，太道家了，没有力气，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反对。要选一首歌让大家唱起来，把中国精神唱出来，“海龟”们一致认为要唱马丁·路德·金的《We shall overe》，刘索拉要唱西北的民歌《兰花花》，大家最后统一到“中国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