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物的木质正面仿造“狂野西部”风格，象牙齿一般交错在一起。酒店上都叫“Grubstake”、“Eating Establishment”之类的名字，附有淘金潮时代的图标：勾勒出头戴礼帽、留着一字须的男人阴沉的脸，从门前伸出来的木檐上俯视着。这里更像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而不是罗伯特·阿尔特曼（Robert Altman）执导的《麦克科比和米勒太太》（McCabe and Mrs。 Miller）中的背景。这个小城最耀眼的皇冠明珠应该是位于大街最顶端的埃及剧院，它也是电影节的备选影片观摩地。影院建于1926年，风格显然是模仿帕萨迪纳（Pasadena）的老华纳埃及影院。年轻的索德伯格所到之处碰到的都是一些趾高气扬、不修边幅的电影制作者，似乎人人都像抨击电影的面团宝宝（Pillsbury Poughboy）。
第1章美国制造 19891985年，圣丹斯接管萎靡不振的美国电影节，虽然雷德福公开反对各种电影节——电影节有太多华而不实的东西，而且竞争也太过激烈。最终他还是得承认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迄今为止学院仅仅发挥了电影创作方程式中的开发性功能。由于不重视营销、发行和映展，学院实际上是在自贬身价。“真正可怕的是，大家认为圣丹斯是藏之深山的乌托邦式的东西，对美国独立电影的创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圣丹斯前常务院长斯特林·范瓦根伦（Sterling Van Wagenen）说。导演悉尼·波拉克也感到不解：“如果森林中有一棵树倒下去，没有人听到声音，它算是发出声音了吗？如果一部影片没有人来观看，它同样会无声无息的。”
索德伯格穿了好几层羊毛开衫、牛仔服，还裹着一双皮靴，一件破旧不堪的黑色棉风衣底边长及脚踝，他小心地走在结着冰、到处堆积着污雪的大街上。他的头发很长，那双显眼的耳朵藏在跟络腮胡相连的褐色小鬈发中，他的脸就像一圈棉花糖。索德伯格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像一副马鞍那样架在薄薄的嘴唇上方隆起的鹰钩鼻梁上。他身材高大，约有六英尺高，看上去很瘦削，四肢修长，显得很难看。他长得就像一个记者挖苦的那样：“像一只红头发的鹳。”他从来就觉得自己没什么魅力。有一次他看着自己影片里的一个场景，拿手摸着脸，捣鼓着脸颊说：“瞧瞧吉米·斯派德（Jimmy Spader）和安迪·麦克道威尔（Andie MacDowell），我是说，他们的脸棱角分明，而我的脸你都可以拿来刨门板了。”虽然他身体各部分很不谐调，但整体效果还不至于叫人不舒服。他的眼睛里散发着某种聪慧的光泽，笑起来既活泼又坦率，有一种自嘲式的冷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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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电影节是为数不多专为美国独立电影服务设的活动，除了一部分虔诚的热心者，几乎没有人关注。那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聚会，对导演来说暂时还算不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但它很快就会变得重要起来。电影节上放过的影片没有几部能发行出去，甚至通过电影工作室写出的剧本也没有几部能投拍的。如果某个剧本侥幸能够投拍，也不大引起强烈反响。几乎没有经纪人出席，出版商也极少露面，媒体更是寥寥无几。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原因。除了少数几部，绝大部分影片很快就被遗忘。甚至连那些像例行探访病友般光临每一届电影节的评论家也完全失去耐心。经常在《电影评论》上撰写影评的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把1987年度的圣丹斯电影节贬为“对滑雪和聚会的兴趣远重于电影”，并批评独立电影“已经堕落得安于自满和平庸，其信奉的公理是‘安全通过放映’”。
索德伯格的这部影片投资120万美元，当时对独立制作的剧情片来说这个预算已经相当之高，向电影节贩卖时费了很大劲。事实上，除了在巴吞鲁日拍摄，也许理所当然具有地方色彩外，它很不好归类。由于设计以及未能兑现承诺，尚有1960年代余风的圣丹斯已经开始跟渐趋稀释的平民主义相结合，如果没有说错，这种平民主义催生了《北方之光》和《心灵大地》这些作品。政治上正确、具有地域色彩的美国性悄然流进这种“格兰诺拉麦片式电影”的静脉。圣丹斯的保留作品，比如Gal Young，UN、《北方》以及The Ballad of Gregorio Cortez，这些影片被节目调度洛里·史密斯（Lory Smith）钦佩地描述为“感觉好，具有社会责任心”。这些影片以内容而非导演至上，关怀的一般是谈不上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很像给成年人看的《绿色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主演往往是科琳·杜赫斯特（Colleen Dewhurst）、理查德·法恩斯沃思（Richard Farnsworth）、威尔福德·布里梅（Wilford Brimey），或者其他类似的演员。有时，如果某个导演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历经沧桑的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眯缝着眼睛望着太阳，从那口歪歪扭扭的牙齿里吐出烟屁股，用他的靴子把牛奶馅饼对着镜头踢过来。
评审团大奖极少评给最佳影片，而是评给最富价值的影片，因而被认为是死神之吻。1987年的戏剧奖评给了吉尔·戈德米劳（Jill Godmilow）那部呆板生硬的《等待月亮》（Waiting for the Moon），第二年评给了罗伯·尼尔森（Rob Nilsson）的《热力与阳光》（Heat and Sunlight）。那一年电影节的平庸甚至在其整个平庸的历史上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程度，安排放映的影片需要配一副高倍眼镜才能看明白情节，比如《雷切尔河》）（Rachel River）、《贝瑟尼的静寂》（The Silence at Bethany）等，该片以孟诺教派活动为背景，该教派介入一场星期日送牛奶事件引发的危机。许多发行商认为这届电影节就像一种毒药。比如，如果新影公司或者萨缪尔·高德温公司的某部影片有可能获奖，他们就会从圣丹斯撤下，以免被污蔑为“艺术片”。（这是一种象征，即使在1989年之前，一部电影被冠之以“艺术”之名就已无异于接受了死神之吻。索德伯格被告知要把《性、谎言和录像带》称为“偏门”［specialty］电影）
但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中的人物可从来不会穿着bib overalls（美国的一种工装，此处意即该片人物不是劳动阶层——中文版编者注）。相反，这部影片以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城市雅皮士生活为背景，在拍摄过程中得到斯库拉斯影业公司（Skouras Pictures）采购部主管马乔丽·斯库拉斯（Marjorie Skouras）的资助，这家公司曾在1985年成功发行过拉塞·哈尔斯特罗姆的《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并大赚910万美元。在1980年代，很少的几家像新影这样的独立发行公司直接投资影片生产最后都走向了破产，别的公司主要购买他们在电影节上看到、其他人投资的电影的版权。购片是一项悠闲的绅士的事业，那些资深从业人士回忆起那个年代时都备感亲切。斯库拉斯非常热爱她的工作。她回忆道：“大家为某种正当的理由充满激情地工作着。这项事业是跟艺术、导演打交道，而且还有一种参加某个团体的激动感。我们用很低廉的价格购到那些很有意思的影片。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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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库拉斯是这届电影节评委会的成员。南希·特南鲍姆（Nancy Tenenbaum），朋友兼《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制片人，请她看看这部影片。当时这部影片还处于样片状态，而且也没有一个足可炫耀的知名演员。斯库拉斯没有抱很大期望。她在某天晚上临睡前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影片没有让她失望。影片几乎没有多少情节和动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性。虽然片名很刺激，却只不过是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性而已。她要不要呢？
特南鲍姆很明白。她第一次浏览剧本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拒绝了。“读着好像很粗糙，”她说，“漫长的谈话、大量的独白。”但是，后来索德伯格打电话给她，说服她见见他。她记得索德伯格长得很像埃尔维斯·卡斯特罗（Elvis Costello），穿着一件纽扣一直系到脖根的衬衣，如果客气点说，样子显得很过时。他嘴唇上翻，因为动过牙科手术，样子显得很谦恭。他说话的时候几乎是在咬牙切齿。他似乎还过着独身生活，吃着罐头食品，比如Dinty Moore、franks & beans之类的东西。但是特南鲍姆很喜欢他。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拍电影的态度也很严肃。他就像一块璞玉。“他言谈毫不修饰，非常理性。”她说，“从不冲动和感情用事。从不贬低什么也不肉麻地推销什么。”她决定帮助索德伯格。但是，对于这样一部描写一个“性”致勃勃的小伙子拍摄女人谈论自己性经验的录像带，然后放出来欣赏的影片，特南鲍姆面临不少筹资麻烦。“《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本子被传来传去。”她回忆道，“很多人觉得它太变态了，我一个并不假正经的朋友也认为这部电影太下流了。她对我说：‘太恶俗了。南希，你干吗要卷进这么一部电影中去呢？’我感到很难为情，心想我可能在犯一个错误。”
可是，几天以后，斯库拉斯跟拉里·埃斯蒂斯（Larry Estes）一起吃饭，他是RCA/Columbia Home Video故事片采购部的高级副总裁，该公司已经为《性、谎言和录像带》筹到最大一笔资金，在该片通向放映的缓慢而又艰辛的历程中，在包括博比·纽迈耶（Bobby Newmyer）和尼克·威奇斯勒（Nick Wechsler）在内的五个制片人中又增加了一位。影片的集资过程缓慢得就像一只蜗牛留下的胶着的轨迹。尽管，索德伯格的支持者都在客气地鼓励他，但没有一个人说过：“我认为你拍了一部了不起的电影。”更多的人是说：“哦，还不错。”或者，“你没有给自己丢脸。就是太长了。”也没有人认为这部影片有很大的商业潜力。埃斯蒂斯一直认为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资本——录像带版权——眼看着就要泡汤，尤其是他感觉索德伯格在承诺出现裸露镜头上已经食言之后。几个月前，埃斯蒂斯看了劳拉·桑·吉亚科莫（Laura San Giao）的审片带，他问索德伯格：“她裸体演出有问题吗？”索德伯格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他还说：“她在本片表演一个叫‘贝鲁特’的节目，她在舞台上的很多表演是裸露的。”但是，每天关注拍摄活动的埃斯蒂斯并没有看到自己期待的东西。他给索德伯格打电话询问：“你肯定我看过所有拍出的镜头了吗？我没有看到任何裸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本来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认为没必要。如果不这么直白的话，可能会更有情色意味。”
“你答应要按照剧本写的来拍。这样搞的话我们可能会有麻烦。”索德伯格感到很苦恼，埃斯蒂斯没有赞美那些好看的镜头，却说：“怎么看不到女人的胸部呢？”
埃斯蒂斯请求斯库拉斯发行这部影片，甚至答应给跟她签服务合同（制片人不仅不能拿预付资金，而且还要付印刷和广告费）。斯库拉斯影业公司的发行部主任杰夫·利普斯基（Jeff Lipsky）说：“RCA/Columbia公司对这部影片充满信心，认为它会成为一枚重磅炸弹。”马乔丽表示怀疑，但是她发现自己越想索德伯格的影片就越喜欢。曾经热情关注此片的利普斯基也看到了该片的录像带，并且非常着迷，心想：这是美国独立电影有史以来最好的影片，我完全被征服了。他找到汤姆·斯库拉斯（Tom Skouras）说：“我想拿整个公司赌这部影片。”但是老板并不开绿灯让他去购买这部影片。汤姆是马乔丽的继父，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斯派洛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的侄子，曾从展映业中赚了大钱，整个1960年代都控制着20世纪福克斯公司。有人认为汤姆对于收藏经典赛车比电影发行更有激情。利普斯基说：“他非常反感冒险，马乔丽知道，说服他去买一部连家庭录像版权都拿不到的电影就像完成西西弗斯的任务一样艰难，3年前说服他给《狗脸的岁月》贡献万美元，都让她绞尽了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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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乔丽觉得这部影片非常出色，完全可以送到电影节去参展。她对电影节主席托尼·萨福德（Tony Safford）说：“你真应该看看这部影片，很有新意。”萨福德很聪明，对自己的品位向来颇为自信，只是略微有些自负，他答应看看。虽然他不喜欢圣丹斯热衷的具有地域色彩、炫耀一种折中、古怪品位的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