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看看。虽然他不喜欢圣丹斯热衷的具有地域色彩、炫耀一种折中、古怪品位的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还是让他震了一下。马乔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就算帮我一个忙，收下这部片子吧，我真的觉得挺棒的。”萨福德终于屈服。《性、谎言和录像带》被接受为1989年美国电影节参赛的16部电影中的最后一部。
这可能是这个短暂无光的电影节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同一批参赛的影片有南希·萨沃卡（Nancy Savoca）执导、安娜贝拉·莎拉主演的《真爱》（True Love），马丁·多诺万（Martin Donovan）执导、科琳·菲尔什（Colin Firth）和哈特·博克纳（Hart Bochner）主演的《零号公寓》（Apartment Zero），乔纳森·瓦克斯（Jonathan Wacks）执导、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执行制片的Powwow Highway，杰弗里·诺耶斯·谢尔（Jeffrey Noyes Scher）执导、阿曼达·普卢默（Amanda Plummer）主演的《惯性的囚徒》（Prisoners of Inertia），迈克尔·莱曼（Michael Lehmann）执导、薇诺娜·赖德（Winona Ryder）、香农·多尔蒂（Shannen Doherty）、克里斯蒂安·斯莱特（Christian Slater）主演的《希瑟帮姐妹》（Heathers）。考虑到好莱坞的传统，即便在那个相对淳朴、移动电话还没有发明的时代，大多数影片都由好莱坞明星或者准明星主演，这些影片的选择都成问题。影片预算从里克·施密特（Rick Schmidt）的《摩根的蛋糕》（Morgan's Cake）的15000美元到《希瑟帮姐妹》的300万美元不等。萨福德对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avetes）相当尊重，许多人追捧他为美国独立电影的教父。
《性、谎言和录像带》首场演出于1月22日星期日晚10点钟在探索者广场举行，这是位于城外几英里远的一家拥挤的小影院。熄灯放映前索德伯格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向观众做了一个常规的提示：影片仍然比较长，他用了一些非职业演员，而且影片名字还没有确定。他对私下交往活动总是感到紧张不安，但是这种公共场合却没有让他感到窘迫。他是一个宿命论者。每部影片自有它的命运。影片的开场片段结束后，安迪·麦克道威尔扮演的角色安娜（Anna）在对冲她尖叫的罗恩·沃特（Ron Vawter）说着什么，至少有观众在想，噢，别又是一部单调乏味的独立电影，马上让人昏昏欲睡。最初的20分钟过后，影片节奏开始变快，到了最后，观众似乎完全沉浸在影片中。索德伯格走到影院前面回答观众提问。片名还是没有完全确定，他需要跟RCA/Columbia Home Video进行协商，公司担心片名过于普通，对一个直接转成录像带的影片来说太难听。他回忆道：“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他们都说：‘我们保留前面两个词：“性”、“谎言”就够了。但是第三个词——也许我们可以另换一个。’我说：‘“性、谎言和吸引力”怎么样？’”索德伯格戏弄性地想了好几个题目，开玩笑地杜撰了一个叫《头发与花草》的名字，因为片中所有的演员都留着长发，而且不停地把花草作为礼物互相赠送，但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可以替代。有一半观众支持更换片名。电影节刚刚开幕，还没有足够多的标准进行比较，但索德伯格已经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不必在舞台上叫嚷了。其实，有两个年轻制片人罗恩·耶克萨（Ron Yerxa）和阿尔伯特·伯格（Albert Berger）很欣赏这部影片，两天后还请他去吃饭了，问他还打算拍什么。索德伯格让他们看了一本叫《山丘之王》（King of the Hill）的小说，作者为霍奇纳（Hotchner）；描写的是大萧条时代发生在圣路易斯的故事。
《性、谎言和录像带》是在美国电影节以及它的非营利的母校圣丹斯学院最顺利的时刻出现的。就在它第十个生日到来的前两年，学院还在历经将近十年的不当经营、错误转向并走进毫无前途的死胡同之后为生存而挣扎。学院长期处于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领导体制的危机中。雷德福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怪人，他不亲自经营，但似乎也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来经营。第一任常务院长是他妻子的侄子斯特林·范瓦根伦。范瓦根伦颇有魅力、长着一副娃娃脸，一头蓬松的金发，激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是美国电影节的前任负责人。但是好在他们是亲戚，让这位多疑的明星感到踏实些。“鲍勃非常偏执，对不拍他马屁那种人绝不信任。”在被辞掉前做了4年圣丹斯总经理，离开前带着痛苦和失望的玛丽亚·谢弗（Maria Schaeffer）说，“斯特林既充满魅力又兼具破坏力。他应该能把圣丹斯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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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5）
当初，范瓦根伦不过是一介行政人员，对董事会毕恭毕敬。董事会由独立导演、好莱坞名流和基金主管人员组成。范瓦根伦学得很快。有人说：“斯特林很有雄心，他从一开始就明白，最早的这批董事会成员个个在电影方面比他有经验多了，但是按照他权力基础整合的思路，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潜在的麻烦。”
董事会成员的任期是可以更新的，但每个人的更新周期不尽相同。在短短几年间，某些成员——主要是独立电影界人士——就彻底不再续任。最初的董事会成员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会员安尼克·史密斯一直就是圣丹斯“家庭”的一个部分。她的影片《心灵大地》就是圣丹斯最希望立项投资的电影类型的典范。最初的几年里，她几乎参加过每一届电影工作室，要么是带着一部影片来，要么以老师的身份培训别人。“圣丹斯开始是一个样子，最后又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她在1990年时这样说道，“它变得更像好莱坞。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我也没有接到过邀请。”另一个董事会成员说：“他们把为创办这个学院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真正做过贡献，既有远见又有热情的人都排挤走了。我们中许多人倾注了那么多的时间，最后得到的却是一只镀银的烟灰缸。”
而且，在一些董事眼中，雷德福那“普通人鲍勃”的气质在日益淡化。曾经跟这位明星亲密共事过的一位人士说：“他希望既被当作某个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想做老大。他会用很多巧妙的办法让你明白这点：他从你们中间出现时的派头，写一张便条然后让别人读出来的做法，沉默半小时后又连续讲40多分钟，然后忽然离席而去，似乎在暗示他的话就是最后的定论。鲍勃常常说：‘这不是罗伯特·雷德福一个人的圣丹斯，它是属于大家的。’我们很欣赏这种谈话的本意，但谁都明白这纯属自欺欺人。”
范瓦根伦虽然声望不高，但还算是一个做事得体之人，在最初那些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不久他就不安分起来了。开始他还满足于把雷德福嘱托的事情办好就可以了，并且干得也很出色。但是，如果雷德福认为范瓦根伦没有自己的野心，那他就错了。两人为在1981年第一期工作室里创作的剧本《巨人约书亚》（The Giant Joshua）差点打起来。每年6月举办一次的工作室是圣丹斯的核心活动。工作室的初衷是协调独立电影人有话要说却缺乏表达技艺，好莱坞空洞无物却拥有一流的技艺的状况。工作室可以把两个圈子的人士会聚一堂。独立电影人带上比较看好的剧本，在被称作“名流”的好莱坞顶级天才的帮助下进行修改、指导、录制、剪辑。在好莱坞不得志的人看来，圣丹斯是一个清爽的新营地。1981年度的工作室就挑中了7个剧本进行实验性拍摄。刚开始，工作室还有一种“我们拥有了舞台，让我们来发挥吧”的风气。他们把一个滑雪场改造成临时的外景地，每天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滑雪场用来出租的棚子则被用来充当放映室。“白天，我们把宾馆改造一下，用来拍戏。”雷德福亲切地回忆起1990年的往事，“晚上，我们又把家具都放回去。我们把消防站的防火设备搬出来，把这个楼当音响室来用。条件真是太简陋了。”
《巨人约书亚》的编剧是约翰和丹尼斯·厄尔（Denise Earle），根据一个拓荒者祖辈三代人散漫的口述记录改写而成，原作者莫琳·惠普尔（Maureen Whipple）创作于1940年代。据丹尼斯说，工作室结束一星期后，他们接到雷德福一个经纪人的电话，想买下这个剧本。她回忆道：“雷德福得知我们拿到买卖权后很恼火。他说：‘这个剧本根本没什么价值，给我们吧。’他以为自己感兴趣我们就会很开心，但我们拒绝了。这太小看我们了。”后来，还是据丹尼斯说，范瓦根伦出更高的价钱来购买同一个剧本，想自己亲自来制片，让双方参与投资。厄尔与他们签了合同。1984年，约翰·厄尔得心脏病死后，一切都暂时搁置起来。同年10月，范瓦根伦抽出专门时间去拍由学院的宠儿霍顿·富特（Horton Foote）编剧、彼得·马斯特森执导的《丰盛之旅》。范瓦根伦离开后，剩下雷德福一个人来收拾烂摊子。可是，“最需要雷德福的时候，他却总不在现场。”萨福德说，“不仅找不到他，而且寻找他的过程就像一场复杂的猫鼠游戏”。1985年1月，这位明星去非洲拍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如一位前董事所说，圣丹斯又“成为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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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6）
《丰盛之旅》获得成功（获奥斯卡奖），范瓦根伦于1986年重返圣丹斯。雷德福原本就不乐意他离开，这次又不乐意看到他回来。由于有《丰盛之旅》的成功壮胆，范瓦根伦开始插手《巨人约书亚》的拍摄。“这部影片就像莫林（Merlin）——巫师手中的道具——让人产生震惊的感受。”雷德福回忆道，“斯特林问我愿不愿意做这部片子。我说：‘可以。’他说：‘我做制片人行吗？’我说：‘可以。’斯特林拿到这些权力后开始流露出自己的野心。接下来的事情我很清楚，乘我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这部片子将由替我策划，转变成他做制片，最后过渡到他执导。我立刻从这部影片的投拍中退出，提出由我的公司制作。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那件事彻底影响了我。我们在这部电影上产生分歧。”
雷德福的退出迫使范瓦根伦在财政上与卡罗尔科公司合作，而后者也巴不得消除在1987年春天充当由《兰博》创建的大厦的印象，范瓦根伦选中瓦内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作为女头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如果鲍勃支持我做导演就好了。”范瓦根伦抱怨说，“我们马上就要拍摄了——距离拍摄前期准备启动仅有10天，鲍勃来了个釜底抽薪。”根据当时安排担任制片人的迈克尔·豪斯曼说：“雷德福告诉卡罗尔科：‘我认为这部影片根本就拍不出来。’他认为我们财力不足，这太荒唐了。他制造了那么多障碍，恰好没有财力方面的障碍。”厄尔说：“雷德福不许斯特林自己出去闯荡。要他做自己的小当差。”范瓦根伦的董事身份一直保留到1988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范瓦根伦回顾在他的协助下精心打造的这一切时，他的看法变了。“也许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成长于1960年代，我们设想了一种会引起争议的严格的独立电影人参与的开放结构。”他说，“我记得早期开会还有维克多·努内兹（Victor Nunez）、莫克特佐马·埃斯帕扎（Moctezuma Esparza）、拉里·里特尔伯德（Larry Littlebird）、安尼克·史密斯参加，他们对于圣丹斯怎么发展有着很明确的看法。这些人后来都被逐一剔除。我最后一次参加圣丹斯董事会议是在CAA比佛利山庄的一间会议室。乔·罗思（Joe Roth）坐在我这一边，迈克·奥维茨坐在另一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会议室里居然没有一个独立导演。”由于范瓦根伦一门心思做制片人，他跟雷德福的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现在，雷德福都不接他的电话了。蒙受损失的是圣丹斯学院。前董事、洛克菲勒基金部的霍华德·克莱恩（Howard Klein）说：“从1984年到1986年，学院一直没有负责人。”
1985年，雷德福聘来原华盛顿的说客加里·比尔（Gary Beer）来解决管理上的混乱。比尔矮矮胖胖、相貌平平、戴一副飞行员戴的那种巨型眼镜，留着一头时髦、蓬乱的暗褐色头发，几丝乱发随意地搭在前额上。他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人们感到了某种冲击。1989年到1990年间担任圣丹斯主管的苏珊娜·威尔（Suzanne Weil）说：“他比当时在职的许多员工有趣和时髦。”
比尔当上了执行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