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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兼掌山西民政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倒行逆施，将各省军事长官由都督改称“将军”，行政长官由省长改称“巡按使”。帝制失败，黎段上台之后，又恢复旧制，改“将军”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阎锡山遂由“同武将军”改称山西督军。行政长官则由于巡按使金永已被赶走，北洋政府改任沈铭昌为山西省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阎锡山自民国元年出任山西都督后，一直想由自己兼长民政，但根据法律规定，各省“民政长由大总统任命”，而袁世凯对他又一直持不信任态度，其愿始终不能得偿，“山西行政公署的民政长，先后由赵渊、陈钰等递任。” 袁世凯既倒，省长一职岂容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北洋政府的任命一出，阎便指使山西民意机关省议会炮制提案，极力反对沈铭昌署理山西省长。在阎锡山的操纵打击下，不数日沈铭昌就被迫离晋。1916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不得不改任孙发绪为山西省长，接替沈铭昌所遗之职。拒沈来孙，阎锡山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
孙发绪上任后，阎锡山仍然采取不合作态度。当时，适逢在督军团会议的一个电文中，载有不利于孙的材料。阎锡山便加以利用，借故攻击。由于当时阎锡山已经掌握了省议会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且取得了议长杜上化的全力支持，继任省长孙发绪那里是他的对手。1917年6月5日，孙发绪被迫离职。孙发绪离职之时正值“府院之争”激烈之际，乘北京政府无暇西顾之机，阎锡山便以护理（代理的意思）名义，自兼了山西省长。
然而“护理”毕竟不是实授，对于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护理”省长职务，阎锡山是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的，必须要有北京政府的任命，心里才能踏实。恰逢复辟剧终，冯国璋以副总统正位，段祺瑞再为国务总理，阎即借此机会特派南桂馨入京向段祺瑞疏通。南桂馨通过陆军部军需司长罗仲芳（段在小站时的旧属，与段关系至深）向段关说，得到段的首肯。段并且说“各省军政都系一人兼任，山西当然不必例外。”但当南桂馨回省复命以后，任阎锡山为省长之令迟迟未发，省府秘书长贾景德侦知系内务部长没有副署的原因。其时的内务部总长汤化龙、次长蒲殿俊，都是清朝进士出身，和贾有“同年”关系，贾遂自请入京疏通此事。结果汤化龙等要求给方贞（和汤有私交）以雁门道尹一缺，即可副署。阎应允后，省长的正式任命即下达，同时方贞也到了太原。但阎留方为政治传习所所长，支道尹薪，终不使他到雁门道尹之任。也算是对汤化龙等人“把持朝政”的一个小小的报复。
这样，在袁世凯死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阎锡山政治、军事一齐下手，多方运动，终于1917年9月3日受北京政府“特任”为“兼山西省长”。“从此，阎锡山既是握有山西军事实权的督军，又是握有山西行政实权的省长，终于将一省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无疑为阎锡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一步施展“抱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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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派兵入湘作战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本可恢复原被黎元洪宣布解散的国会，但段祺瑞因国会曾阻挠参战，怀恨在心，便决定另组临时参议院。所以复辟虽然失败了，而立法机关却依然停废，没有恢复起来。时两广因黎元洪被迫解散了国会，宣告暂行自主，待冯段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时，孙中山便率海军赴粤，宣言护法。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相继响应，国会议员也相继南下，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重申护法大义。
“护法战争”爆发后，与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对于“护法战争”，阎锡山采取了两面态度，一方面鉴于“山西虽处北洋势力包围中”，密派代表，赴粤响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附和段祺瑞武力征湘。1917年（民国六年）9月初，段祺瑞突然来电报给阎锡山，大意是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独立，与桂军勾结，企图倒傅良佐。命令山西派一个旅到湖南援助傅良佐。
阎锡山接电后，非常为难，但还是迫于段的压力，决定遵命派兵。据时任晋军炮兵团长的周玳回忆，阎锡山接到段的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谋长、军务处长、四个旅长和我都出席。阎锡山首先说明，接到段的来电，命山西出兵援湘，我们服从段命，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大家看，派那一旅去最合适。说罢没有等大家表示意见，他就自己作出了结论，说：‘依我看，启予（商震字）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样？’大家当然没有反对表示。阎锡山又向我说，‘子良你也带上一营炮兵，和启予一同去。’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第一混成旅一共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蔡荣寿、第二团团长王嗣昌，全体出动。一营炮兵，由我带领。”
“山西省的队伍，远征到几千里以外的湖南，这对晋军来说，当然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
10月，晋军到达护法军与段祺瑞的北洋军双方交战的主战场湖南省。商震率队入湘后，在段军傅良佐的指挥下，直接开到永丰前线，很快就投入战斗。护法军方面与晋军对阵的是广西军马济、韦永昌的队伍。晋军以二团、炮兵、一团的次序投入战斗。马济、韦永昌的队伍吹着牛角号冲锋，忽左忽右袭击，总想突破晋军队伍薄弱的环节。但是一直没有逼近晋军阵线。相持了四五天，对方见晋军守得很严密，无懈可击，攻势就逐渐放松，前线的战事呈现了胶着状态。一连几天，双方只有一些小的接触。后来广西方面又加上了一股队伍，战事才又激烈起来。初出茅庐的晋军，根据商震“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如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的命令，拼命抵抗，在阵地上一连坚持了十几天。
正当晋军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北洋军湖南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忽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迫使傅良佐逃往靖港。商震部孤军在永丰城与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朱泽黄部对战。商鉴于全盘形势不利，即率所部经湘乡，退于湘潭县城；因情况不明，被湘军在湘潭县城包围缴械，只炮兵营远驻城外，未被歼灭，但撤至易家湾后亦被缴械。商震等负责军官，被送至武冈，后买通传教士，才得设法乘日本小轮逃至汉口，收容所部士兵。“阎锡山在商震赴湘后，听到北洋军的不利消息，但未得到商震的报告，便派其上尉副官荣鸿胪、上校副官张汝频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探听实况。当荣鸿胪先到岳阳时，商部已全军覆没，荣电报阎，阎即电商返并。而商自觉在出发时口出大言，而今一败涂地，既无颜见人，又怕阎给予处分，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想留商在湖北任职，于是一时犹豫。荣张将这些情况密报阎锡山，阎又派其副官李德懋星夜赴汉，劝商返晋。商经李婉言相劝，才决定回太原。商见阎时，连说请罪，阎以‘胜败兵家之常’一语给以安慰，不咎既往，嘱商从速整理部队，以备将来使用，商才安心，感阎优遇。商原为陕军陆建章旧部，陆走后率一个团归阎，在晋南剿郭坚有功，此次挫败乃受整个局势影响，故阎未予咎责。以后商震在军阀混战中屡为阎出力，以报阎之知遇，实与此事有关。” 阎锡山的驭人之术由此可见一斑。在阎看来，要割据地方、争雄于世，不善于笼络人才，没有一定的容人之量，是难以成就的。
入湘作战，因整个政局的变化，使晋军损兵折将，溃败而归。这件事深深教育了阎锡山。参加不义之战，吃了眼前亏，又不敢明说，只好对发展战略作出调整，于是以“保境安民”相号召，暂时退出军事纷争的旋涡，致力于山西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建设。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钦定”“用民政治”（1）
阎锡山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之时，正是北洋派系内部纷争迭起，纲常混乱之际。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实现对山西的平稳统治确实不易。在此期间，他首先提出了“用民政治”的方术，并制定了“用民政治”具体实施计划大纲。
所谓“用民政治”，用阎锡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民德、民智、民财三者”。对此，《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作了颇为详尽的论说：
阎督曰：“鄙人尝谓，我国后世政治，止求安民，不求用民。其善者以无事不扰为主，其不善者则与民为敌，愚之柔之。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立；知保守，而不知进取；知爱身家，而不知爱群。以此为国，是曰无人。非无人焉，无有用之人焉。”如是，则用民政治者，反乎安民之政治也，此其一。“用民政治为新政治，反乎新者则为旧。所谓旧也，新也，非美与恶之分，乃适与不适之分也。何谓适不适，譬之衣服，夏之于葛，冬之于裘，裘葛相较，并无所谓美恶，特适与不适而已。如其适也，乃能保身体之健康。若冬葛而夏裘，非痴则妄耳。夫用裘葛而不适，则不能保身体；用政治而不适，则必亡其国家。鄙人之用民政治，亦在求其适而已。”如是，则用民政治者，又适时之政治也，此其二。能于此二者而领悟之，则于用民政治之意思过半矣。阎督之所谓适者，细绎之，又有两义，一对于外而求其适；二对于内而求其适。当欧战方酣之际，公理与强权之胜负未决，而德意志军国主义之气焰正炽。故虽素以放任自由为政之英吉利情见势绌，亦渐扩大其国家权限，有日倾于干涉主义之概。欧战中若保护主义，若国民经济之自给主义，且为英国一般经济政策之根底，盖安于弱小无以自保。而欲张公理之帜，以打灭强权，尤非择取相当之手段不可。此所谓对于外而求其适也。夫举一政令而欲其推行无阻，且行之而有效，一在人民有相当之知识，尤在人民有相当之道德。知识道德，程度问题也。故善为政者，每视人民程度，而定施政之标准。夫在今日，吾国人民程度之卑下，岂容讳言。山西偏处西北，山岭绵亘，风气比较闭塞，又属势所必至。则欲拯我数千年横沉于专制坑内惰眠之人民，欲群趋之以赴于自用自治之途，又非执有相当之方术不能。此所谓对内而求其适也。
阎督曰，“用民政治之真精神，鄙人尝研究得一确当语。厥语维何，则曰不亏负。此三字谓为用民政治之精神可，即谓为欧美列强人材发达之原动力，亦无不可。何以言之，譬之于炭。炭在中国，办供蒸饭燃烧之用；一至欧美则以之供蒸汽之用若干，供化学之用又若干，屈指计之，可至七八十种之多。是同一物也，在中国则用途寥寥，在外国则需用甚多，是中国亏负此炭，外国不亏负此炭也。其他如同一土地，在外国与中国之收获比较，相悬不止倍蓰。一废物也，如鸟兽之毛，腐朽之骨，在中国则狼藉满前，适为交通卫生之障碍；在外国一利用之，则为美丽之绒缎，与精致之器具。此皆为彼遇事不亏负之铁证，然此尚言夫物也，即以人论之，人生在中国，社会方面有不良之习惯，国家方面有不良之政治，一经陶冶，非野蛮即为暴民。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并不逊于外人，而在外国之人，等而上者，未尝不可多所发明。即下焉者，亦尚不失为完全人格之国民。乃吾中国之人，类皆无所成就，甚且沉溺于赌博鸦片，日流于过恶而不自知。是国家之政治，与社会之习惯，有亏负于人民也。然欲不亏负物之质力以期极端之发达，必须人人不亏负其才智，以求日进于高明。果能如是，始有政治可言，而国家亦未有不富、不强、不文明者。吾故曰不亏负三字为用民政治之精神也。” 。 想看书来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钦定”“用民政治”（2）
用民政治之实质，阎督言之甚晰，尝曰，“民德、民智、民财三者，皆用民政治之实质也。民无德则为顽民，其弊则野蛮不化；民无智则为愚民，其弊则椎鲁劣钝；民无财则为贫民，其弊则救死不赡。是故欲去其弊而群趋之于自用之途，必须先从此三者着手，然后能用之而有效。至此三者之细目，则民德所应注意者，为信、实、进取、爱群；民智所应注意者，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各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