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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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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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厉行村制建设(9)
“保卫团”本系全国性的地方武力,北洋政府陆军部颁布有《保卫团条例》。“村治”期间,阎锡山又根据该条例,结合山西实际,颁发了《改订地方保卫团施行细则》,责成各村设立“保卫团”。
  “保卫团”作为地方自卫组织,村武力,由村中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壮年男子组成,专司村中治安之责。根据“保卫团施行细则”规定,保卫团由下至上分为牌、甲、村团、区团、总团五级组织。以闾为牌,由闾长兼充牌长;数闾为一甲,以村副兼充甲长;一编村为一村团,由村长兼充村团长;一行政区为一区团,由区行政长官兼充区团长;一县为一总团,由县知事兼充总团长。凡村中有正当职业,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壮年男子,均得于农闲时参加保卫团之训练。内地各县,以在乡军人就近教练;边境县份,可由知县请省署派员教练。“保卫团”成员农忙时节,各自耕作,轮派查路、看田;农暇之日,进行集训,开展巡防、会哨、查缉盗匪等工作。
  “保卫团”在查盗缉匪,维护地方治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作为“村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较为可行的。至于说后来演变成为阎锡山的“防共”组织,则另当别论。
  这样,阎锡山通过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在广大的乡村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的政治体系。
  此外,村本政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如果说,整理村范、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是阎锡山“村本政治”的行政手段,是一种组织保证的话,那么,“村公道”和“村仁化”就是其“村本政治”的思想理论。两者就如同“村本政治”的两个轮子一样,相辅相成,构成了“村本政治”的全部。
  阎锡山于1922年7月9日在晋祠同乐会讲话时说,“公道是村政治的精神,仁化是村政治的骨子。”何谓“村公道”、“村仁化”呢?
  “村公道”者,公道思想推广于村也。所谓“公道”思想,是阎锡山理论的基本着眼点。他认为,“公道主义,乃根于人群之天性,亘古今中外而不变,所谓人心之所同然也。各种主义则有对不对焉。以时间论,必须臾不离公道,乃可推行无阻,一旦离开,则渐陷于崩坏之境界;以空间论,必合乎公道之部分,乃可推行无阻,其离开公道之部分,绝难推行也。”“公道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正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非枝节的,是适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活用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公道自在人心,使主义而得乎公道,必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也。”“‘村本政治’无‘公道主义’之支配,不足以运用于美善;必也以兼各主义优长之‘公道主义’,运用为各政治基础之‘村本政治’,始可集其大成,所谓‘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 可见“公道”亦即传统的“公平”思想。阎锡山以“公道”作为其“村本政治”的理论基础,对恶于社会不公、恃强凌弱、有强权无公理的百姓,无疑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什么是仁化呢?”阎锡山说,“就是:为父母的,对子女要慈;为子女的,对父母要孝;为兄长的,对其弟要爱;为弟的,对兄长要敬;为夫的,对妻要义;为妻的,对夫要贤,以及交友要信,处邻要睦。村中的人果能个个各守其分,就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就成了一个顶好的村子了。”“村仁化”之标准如下: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厉行村制建设(10)
亲慈:爱而不溺,望而不迫;惟道义是期,非富贵是责。
  子孝:善继其志,善补其阙,善养其身,善娱其心。
  兄爱:让以联情,导以趋善;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弟敬:尊兄之志,从兄之言,匡兄之失,先兄之劳。
  夫义:尚德不尚容,贵贱不移,扶之以道,信之当笃。
  妻贤:清白持身,勤俭处家;助夫人孝,与人和睦。
  友信:相结以义,相励以志;贫贱不忘,患难不变。
  阎锡山设想,村中百姓只要照此“仁化标准”,人人各修其身,再辅之以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等行政手段,其“村本政治”则不难实现也。
  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始于“村制”与“用民政治”,终于“村治”。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村本政治”实施后,深得北洋政府之赞赏,多次通令各省仿效之。1919年5月10日,赵戴文在赴京晋谒大总统徐世昌时,谈及山西行政建设,徐“面露欢慰之容,并谕此后晋省新办事项,可早报中央酌令他省仿行之”。  次年3月19日,北洋军阀政府明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后誉山西为“模范省”,屡屡嘉奖。
  由于政府的褒扬,山西的行政建设在社会上也获得了相当的赞誉。《中国地方自治》第一卷第七期所载《阎锡山与山西村政》一文称:“当时各省大小战争,此胜彼败,无时或息,兵燹之余,土匪猖獗,民不聊生。阎先生抱保境安民,不参与内战之旨,加以政治修明,民生富裕安康,无游民,无乞丐,民国十三年统计,全省劫盗案共十七件,人曰为‘世外桃源’,中外共誉为‘模范省’”。
  梁漱溟先生亦在其考察晋省时,发表演讲说,“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那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还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利!”
  台湾学者吴文蔚在所著《阎锡山传》中称,“村本政治促长了用民政治,用民政治稳固了村本政治,二者相辅相成,故奠定了山西地方自治的良好基础。”
  也有与上述意见相左的评价,认为“阎锡山实行‘村本政治’与‘用民政治’后,全省农村普遍建立起统治严密的‘行政网’,所有的村长村副、闾邻长都代行了警察的职权。所谓‘村本政治’与‘用民政治’的精神实质,则是必须做到:从不漏掉一村到不漏掉一家,甚至一人。把每个人的财产、事业、行为、举动都要‘看得住’,并且‘拿得起’才行。阎锡山将‘六政’与‘村政’同时并举,约经数年之后,为他割据山西,独霸一方奠定了基础。然而,人民群众头上的‘紧箍咒’却拧得越来越紧,当时在群众中传诵着‘头上顶着九层天,千查万问永不完’的顺口溜”。
  “村本政治”的施行,充分反映了阎锡山执政伊始,急于建立自己的一套行政基础的强烈意愿。他试图通过“村政”,建立政令可以达于广大民众的基层组织,从而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每一村、每一户,甚至每一个人,以保证自己意志的贯彻与实施。客观上无疑对于强化行政组织,维护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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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施以“洗心”“克己”
如果说“村本政治”是阎锡山政治统御的行政组织的话,那么“洗心术”则可称之为其政治统御的思想、精神,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的统御。
  阎锡山有一句名言,即“为政当从人心上入手”。就是说,要拥有政权,必须首先赢得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洗心术”与“洗心社”就是阎锡山“从人心上入手”的独特精神统御。它要在精神上统一民众,以保证其“村本政治”的实现,和权力的稳固。
  所谓“洗心术”:
  一、是要求人民抛却私心,洗心革面,做一个新人。阎锡山说,“私心为人类之蟊贼,非洗净不可。” 私心人皆有之,那么,人人都必须“洗心”,以成为一个全新的有用之人。
  二、“救国必先救人心”。孟子云,“教人以善为之忠”。“要挽回向亡国路上走的人,使其向爱国强路上走。即是使人人好,家家好;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  “洗心”就是要“教人以善”,从而使人人都善,根绝天下之坏人坏事。
  三、“唤醒人心”。“哀莫大于心死”,是故,“要医活人心。一传十,十传百,不难人人变成活心人,则山西人民可告无罪于国家矣。”
  四、“人心为政治之资本”。政治之一切施为应以“主张公道”为起点,官吏当以国权主张公道,士绅当以民权主张公道。官绅不可作独善其身的官绅,“形成散沙之人群,必须一齐主张公道。”
  五、“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凡人皆愿远祸得福,何以求之?求之在己。其故为何?人生有理、欲。欲求福,攻恶克己。欲免祸,扶植善念,伸张公道。凡人平日能领略步履公道正义之兴味,可认为福之来路,所谓‘君子上达’者也。凡沉溺于恶欲邪念之兴味中,可认为祸之来路,所谓‘小人下达’者也。上达之积,福无限量。下达之渐,祸无底止。一念归仁,福蕴胸次。一念违道,祸隐眉睫。抚躬自问,下一最公平之评判,究竟自己之视、听、言、动合于正义公道乎?即可预知祸福之朕兆矣。” 既然“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那么,人若要求福而避祸,就必须“攻恶克己”。“攻恶克己”之途径就是“洗心”。
  总而言之,“凡人意念所动,顺理者乐,顺欲者苦。人能顺理寡欲,即乐多苦少。顺与寡全由自心起。”“培植自身好善恶恶之天赋真心,权利不移,危害不惧,乃真爱国,所谓‘先觉觉后觉’,即觉此也。使人群公道森严、污秽无所长,国家焉有不富不强不文明者乎。” 欲国家富强文明,必须由“自心”做起,也就是“洗心”。
  在阎锡山看来,“洗心”既为社会进步所必须,那么就需要施以“洗心术”,使人人之心得以清洗尽净。为了施行“洗心术”,首先,成立了“洗心社”。1917年3月11日,由赵戴文、孟炳如等人出面发起,在太原宗圣总会内成立了“洗心社”总社。总社以阎锡山任社长。下设分社,作为“洗心”之组织机构,实施单位。
  其次,发起“自省”。“自省”者“悔过自新”也。为使人人能够悔过自新,仿照宗教的形式,成立所谓“自省堂”。在省城太原的洗心总社首先建有一个能容纳5000人进行活动的大“自省堂”。同时,要求各地均得设置“自省堂”。大“自省堂”内,书有阎锡山亲笔题颁的“悔过自新”四个大字之牌匾,高悬于墙上,作为警示。每周日为例行之“洗心日”。届时,洗心社派一人主持,阎锡山亲率文武官员到会,进行集体“自省”。各地则仿而效之。“自省”的主要仪式有:参加者全体一致静默,时间长达十分钟,近似于基督教的祈祷、忏悔;由“洗心社”之讲长作“洗心”讲话,阎锡山只要到会,也几乎每次必作讲演,所讲内容不外乎上述几方面,中心议题是依照宋明理学,教人“攻恶克己”,“去人欲”,“存天理”,“悔过自新”。
  再次,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洗心”,大造“洗心”舆论。对于“洗心”,阎锡山是把它作为一场运动来搞的。几乎所有的宣传鼓动、文化教育机关,一时间尽在鼓吹“洗心”。阎锡山有关讲话、训词中的“警句”,如“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悔过自新”,“攻恶克己”等等,书写成标语,张贴于大街小巷,达到了俯拾皆是的境地。同时,还创办了专门性的期刊——《来复》周刊,以鼓吹“洗心”为其职志,每期都分发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1)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世界政局风云变幻,激烈动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链条上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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