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第26部分

“拿着吧。”我小声地说。　

卓娅看看我，以后她就不抗议了。　

我们一起走出去了。那天早晨是阴霾的，寒风刺脸地吹着。　

“来，我拿着你的口袋。”我说。　

卓娅站住了：　

“为什么你这样？你看看我……你流泪啦？不要流着泪送我，你再看看我。”　

我看了看她：卓娅的脸是幸福的，欢喜的。　

我也用勉强的微笑回答了她。　

“对，这样好。不要哭……”　

她紧紧地搂抱了我，吻了我，就跃上了开动了的电车。　

日记本子

在家里，每一件东西都保持着不久以前卓娅接触过的温暖。书架上的书，她怎么摆好了，现在仍然那样摆着。柜里的衬衣，桌上的一叠本子全是她亲手安放的。为过冬仔细地封好了的窗户，插在细长的玻璃杯里、带着枯干了的秋叶的树枝全都记忆着她，也全都令人回忆她。　

大约１０天之后，寄来一张明信片，一共几行字：　

“亲爱的妈妈！我活着，健康，精神很好。你怎样啊？吻你，搂抱你。你的卓娅。”　

舒拉把这张明信片拿在手中很久，反复地读它，并仔细地看战地邮局的号码，好像他想把它牢牢地记住似的。　

“妈妈？！”他仅仅叫了一声，可是这声音包含了一切：诧异，责难，因为我们没把真情告诉他而对我们恼恨。　

自尊心和执拗的个性使得他不肯向我询问什么。卓娅没和他倾心地谈，对他一句话也没讲，使他非常诧异和痛心。　

“可是你在７月走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没对卓娅说呀。那会儿你没有权利说，她也是一样啊。”　

他用向来我没听见他说过的话（我也没想到他能这样说）回答了我：　

“我和卓娅俩是一个人。”他沉默一会儿，又更有力量地补充说：“我应该和她一起走！”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再谈什么。　

……“干什么心也不安。”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我每天坐着缝军衣缝到深夜，同时总是想，总是想：　

“你现在在哪里？你怎样啊？你想念我们吗？……”　

有一次我利用几分钟空闲时间开始整理桌子的抽屉，我打算腾出些地方安置卓娅的本子，免得往它们上边落尘土。　

首先我碰到的是卓娅的笔迹写得密密的几页纸。我读了：　

这是她以“伊里亚·木罗米次”为题的作文的几页草稿。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俄罗斯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３个勇士保卫着它的安宁。当中骑在骏马上的是伊里亚·木罗米次，他手持长矛准备着刺杀敌人。左右是他的忠实朋友：两眼神智的阿辽沙·波波维奇和美貌的多布雷尼亚。”　

我回想起来了，卓娅曾怎样读关于伊里亚的民歌，怎样把瓦斯聂错夫的名画的复制品拿回家来，怎样注意地审视它。　

她的文章是由描写这张画开始的。　

在另一页上写着：“人民都爱护他，在他受伤时候怜惜他，称他为‘伊连喀’和‘伊留申喀’‘伊连喀的腿伤了。’在凶恶的‘掠夺者’打败了他的时候，俄罗斯土地自己给他灌注力量：‘在疗养中，伊里亚的力量增加了３倍。’”　

背面是：　

“百年之后人民的希望实现了：我们的土地已经有了自己的、光荣的、来自人民的保卫者——红军。无怪乎在歌里唱着：‘我们生来是要把童话变为事实。’我们把奇妙的童话变为事实，人民也像当年歌唱伊里亚·木罗米次那样，怀着衷心的热爱歌唱自己的英雄。”　

我小心地把这些纸片夹在卓娅的一个本子里，那时我又看见在这本子里写的就是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作文，但是已经修改并誊写清楚了。后边是教员蔚拉·谢尔杰夫娜的笔迹，清楚地写着：“很好。”　

以后我往抽屉里放置一叠本子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触到了什么东西，伸进手去，拿出一个小日记本子来，我把它打开了。　

在前几页上写着作家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对着很多作品名称标着十字：这是读过了的记号。这里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狄更斯，拜伦，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以后的几页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往后是卓娅用钢笔写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契柯夫）　

“做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大胆，思考，愿望，果敢。”　

（马雅柯夫斯基）　

以后的一页上是用铅笔草草写的：“在《奥赛罗》里边，是人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纯洁和精神的真诚的斗争。　

《奥赛罗》的主题，是人的真正的、伟大的感情的胜利！”　

还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角的失败，一向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胜利伴随着的。”　

我翻阅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觉我听到了卓娅的声音，看见了她的敏锐的、严肃的眼睛和羞涩的微笑。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里边关于谢辽日的一段：“他只９岁，他还是婴儿；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爱它，他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它，如果没有爱的钥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里。”　

我读完了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指着卓娅说的，卓娅仿佛始终由每一行字里注视着我。　

“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马雅柯夫斯基在诗里创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诗人，是诗人演说家。”　

萨勤：“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这是美丽的！这个字读起来是可骄傲的！应该尊重人！不要怜惜，不要用怜惜降低了他，应该尊重他！我一向憎恶过于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要紧的不是这个！人是高出这个的！人是高于温饱的！”（高尔基：《底层》）　

新的几页，上边是新记的：　

“塞万提斯。‘奇妙的空想家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意志，是自我牺牲，是智慧。”　

“书可能是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幸福和强大的路上，创造出来的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高尔基）　

“初读好书，如获倾心良友。重温如再会老友。终读如辞别良友，不知能否再会。”（中国哲言——意译）　

“行路人是能克服路途的艰难的。”　

“在个性、举止、风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实。”　

（朗斐洛）　

这时我又像读卓娅的日记那天一样，我感觉似乎我在手里拿着一颗活的心，一颗渴望着爱和信仰的心。　

我反复地翻阅这小本子，考虑每一行的意味，这时候我仿佛觉得卓娅就站在我身边，我们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后的几页了。记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书记，谦逊、朴实的人。　

他讲话简短清楚。他的电话：ＫＯ—２７—００分机１—１４。”　

以后是由《浮士德》里边录下的句子，和整个赞颂艾弗里昂的合唱歌词：　

“这一瞬间我的口号是：　

决战，胜利的吼声。　

…………　

让我展开翅膀飞往那里！　

飞往战斗的火场，飞向战斗！”　

“我爱俄罗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设想我会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在最后一页，忽然像对心的打击一样——《哈姆莱特》里边的话：　

“永别了，永别了，记忆着我吧！”　

“丹娘”

我写这本书也愉快，也痛苦。我回忆起往事来，就觉得好像重新又摇着幼小的卓娅的摇篮，重新怀抱着３岁的舒拉，重新看见我的孩子们，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活泼泼，充满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愈显然，我就愈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　

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只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　

‘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１１月１７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过去了，１２月过去了，已经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俩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断。那一晚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　

“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地跑往区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楞在门坎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脸上表情严肃并且微微紧张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着蒸气：屋里冷，谁也没脱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脸，我们的视线遇着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来了，并且还碰倒了什么东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钉在地板上，丝毫不能动了。　

这时我就听见有人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了吗？那是您的卓娅……日内我们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