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看来，她耐得了寂寞，用一次次的行动换来了此时的尊敬，已经做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我们这些游人、甚至她的家人族亲还能说什么了。
三 比较：修不到的科举仕途
在将塘尾和南社做比较时，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提起的——
第一个就是房屋建造者的意图。这里就不提建筑风格，这方面大有专家在，况且我又不是很懂。
经历了时间的腐蚀和战乱的破坏，两个古迹建筑受损的程度大相径庭。南社已经破乱不堪，而且遭受破坏的地方没有人去修复。游人走进南社，看到那些老房子，感觉一开始用的就是土木之类的材料，经不起岁月的沧桑；而在塘尾，走进城墙里面，大部分的建筑主要结构、墙面由青砖、花岗岩筑成，不怕风雨，不惧地震，经历若干年，依然牢固异常。走在塘尾古墟的巷道中，有时用手敲打墙面，噔然有声，表面光滑，说明材料是石制的，而不仅仅是石灰泥加砖瓦的砌法。
难道建造者不知道好材料的牢固性和持久性吗？当然不是了。对建筑功能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抵御外敌、保卫自己的意图，一个是教书育人、考取功名的冀望。
南社的创造者和继进的几代人大面积建造祠堂，一是希望自己永远接受子子孙孙的祭拜，二是大规模的造屋，希望后代发奋图强，不断发扬光大，自然，土木结构当然是希望子孙们能换成青砖和灰岩。可惜子孙争气的都跑了，不争气的天天在广东麻将，一年风云际会一两次，对南社本身来说，不过是名气越来越盛了。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在形而上达到了祖先的目的，可惜空有其名，实质是越来越破败了，老祖先看了只能苦笑而已。这样吃老本，肯定会倒亏的。一个字足矣，名。那么多的旗杆石大概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相对于南社的求名，塘尾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物质主义者。它体现的重点不是如何追求物质利益，而在于将既得的利益如何保护起来，趋利避害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像城墙这样庞大建筑的形成，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期，李氏家族的主要分支都很强大，共同的需要和充实的经济力量才促成这样一件大业完成的？我想当然是可以的，看看那些差不多的屋宇，大概可以断定，李家有不少的地主、富农。
等你把整个城墙里面塘尾的走完，你就会非常佩服他们的远见和团结一心了。
沿着城墙的一圈，内侧一轮一进的房屋，就是一条“环村路”，在这个环里，巷道完全是井字形分割房屋区域，没有突兀的院墙，人员跑动起来非常便利。巷道狭窄，车辆是难于行进的，一群敌人突破城墙进来，如果是团兵作战，则会在无数个旁边的口里出来，不断骚扰，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敌人就行进不了多远；如果进来的敌人分散兵力，李家人就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运动战，打阵地战，李家人都可以从容应付，更别说游击战了，击溃的可能只会更快更大。当然，如果进来的敌人特别多，加之以重型武器轰击，那就很可怜了；而从现存的建筑和破坏程度来看，李氏宗族没有经历这样的冲击。
比较幸运的一个家族。
第二个方面是家族获取功名的质量和数量。
南社登科进举造就的高度在整个大东莞都是首屈一指的，这自然和谢氏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塘尾有丰裕的经济条件，反倒在博取功名方面，成就很一般呢？
这和村落规模的形成和经济条件成熟的时机有很大的关系。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之“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章中阐述了一个家族博取功名的艰辛。几代人的惨淡经营，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逐步上升为地主，经济条件的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黄仁宇先生由此延伸也阐述了成功的个人对家庭、甚至家族道义责任的不容或缺。
这个论述阐明了受教育、乃至考取功名的内部经济条件，而在这之外，科举制度的继续发挥选拔贤才的功能存在，时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诸如此类的大环境、外在条件，也是获取功名、改变人生非常重要的条件。
由旗杆石的质量、数量，我们难道能断定塘尾李家不重视教育吗？难道能断定他们对科举失去了信心吗？
当然不是！
因此，基于重视教育的前提，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自身经济规模的成形，社会时局的稳定、动荡程度（状态），而且这两个条件也要综合考虑。
南社建村至今，历经八百年，由此上溯八百年，是中国历史的十三世纪，南宋末年，经历元、明、清几个朝代（二十世纪初叶几乎可以忽略，因为科举制度不存在了），而且从村落的建筑——刚才已经提到，年久失修、破败——可以断定南社在规模经济的成形时间比较早，至少在明朝已经是莞邑一大家族了，经历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稳定，重视教育的结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阶段，科举制度非常完善，无数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捷报频频传来，在整个家族历史造就了延绵不断的良性发展。这是很好理解的。
而塘尾李家就不那么幸运了。
塘尾号称建村六百年，这六百年，大概是从石排李祖的自耕农阶段算起的，那时，是中国历史的明朝初期。从屋舍的完好程度来看，这位李先人和他子孙的发达的时间是有点长了，结果，明朝一代这样一个大好的王朝“机遇”，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抽出多余的经济力量来支持私塾教育，白白浪费数百年。
我想，李家人肯定看到了南社谢氏的成就，他们是非常羡慕，也是非常希望快点实现的。于是他们不断扩张，又怕攫取的利益被外人抢夺，于是逐渐修筑围墙，这样在建村的理念，跟南社相比，无形中财富的再分配中，防御的预算占了过大的比重，这又比南社晚了至少几十年。而且在发展的轨道上，不少的子孙沿着经济强村的思想被教育的主流抛了出去，这肯定是无法避免，有些后代的房院只忙着耕种、购置田产，结果，虽然是富裕地主一个，但肚中墨水不多，即使有，浓度也很低。丛中可以看出李家人有急功近利的着急，初衷是好的，但路走得有点颠簸了。
从李家考取功名的时间来判断，塘尾的这个村落经济、成员规模达到富强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清朝初、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的时间基本与他们无缘，平三藩、收台湾这些大事件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再往前走，西方列强来犯了。可以说，清朝的强盛时期他们基本上也没有赶上。
世界在走向近代史，李家人的作为已经被历史压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和很短的时间里了。真的是“时不与我”啊！
现在的塘尾，城墙已经破散了，而里面的大部分屋宇还非常的耐用，两个时间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说明：李家的一些人慢慢放弃了向外的名的追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四 雁过留声：行到尽头是悲剧
现今的塘尾，大部分房屋都已经空置了，有的只是零星点缀的恋旧老人家和外来租户，大部分的族人已经搬迁到政府新建的居所去了。
当我走出这个城墙围绕的旧墟时，不禁又想起李家二姑娘，对这位无可奈何、落发出家的尼姑惋惜不已。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个家族的悲剧。
其实，塘尾李家何尝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呢？
‘2007年8月26日
起子
这个地方，前后去了两次。
第二次去，是为了作诗歌的抄录。
在去这个地方之前，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诗人。
第一次进去时，是从东坑路口走进去的，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找不到，问路旁店铺或是老人，却不知道彭氏大宗祠的所在。如果我问的是彭屋，就不会有这么久的探询了。
或许这一次的步行是一种惩罚，让我不满足于第一次的短暂，进而，有了第二次的彭屋之旅。因为有了第二次，我想了很多——
彭氏诗人，这是一个群体。
自然，东坑更出名的是“卖身节”，由于政府的力挺，很出名。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看？
关于彭氏大宗祠的资料，非常的少，除了建筑，还有几件宝贝：彭世潮画像、龙凤柱、双石枕。这样几件好东西放置在祠堂里，起码，后世子孙争分家产，这几件物品是不会流落在外的，应该是有利于保存的。
与强盗交好的御史官
走莞樟路，走完寮步，在东坑路口拐左进去，一直到镇政府，下车，步行再走二十几分钟，绕过镇公安局岗楼，就可以到达彭屋的新村了。走在水泥的新村路上，两边的三层楼房一路排开，值得注意的是门上的对联，不仅新鲜如昔，而且笔势书法大部分相同，字体饱满，豹尾收笔，粗短有力，我甚至觉得这里有一位书法的好手，于是好多人家求他写字，而且也保存得非常的好。
与许多的村落一样，宗祠的前面也是一个大水塘，左手边的低洼处有人在捕鱼，如果回头出了这一片安静的老房子，一棵硕大的榕树前面就是一大片的农田，零零散散有人在忙碌着，外面修筑道路的泥土高高的将这片耕地紧紧包围着，大有明天据为“己”有的架势。
的确，如果你是2007年入秋的时间去彭屋游玩，道路揭破了脸，灰尘围着你弥漫，不时大货车经过，不知道仔细、不做提前准备的游人，怎么会想到这混乱场面的右边深处，还有这么一块古老的安静所在呢？
但至少，现在，彭屋的古建筑依然存在。
这样一个保存完整的宗祠，它会给后人、游人带给什么感受呢？
在没去之前，我查阅相关资料，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却是强盗与献礼。
大概记载就是这个意思——
彭世潮为官时抓获一个强盗，名夏元虚，彭大人不知怎么的就感化了这个江洋大盗，反正他们成了好朋友，彭大人修建宗祠时这个义盗献了几件宝物以做资用，于是有了龙凤柱，于是有了双石枕。
仅仅从这个事件的前后可以看出：
彭世潮为官时社会已经有了###，这个夏元虚心地不坏，一感化，就服化了，而且感激不尽，捐赠宝物。我们甚至可以判断，这个强盗比较有消极的正义感。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抢了人家的宝物不“物归原主”呢？说明这个大胆而诚实的农民有着“劫富济贫”的优良传统。
可是我们的易中天先生说了，强盗就是强盗，偷抢人家东西，不劳而获，怎么能说成是“义盗”呢？这种破坏社会经济游戏规则的做法当然不值得提倡，我自然认同易教授的说法。
换个角度，从彭世潮作为官员的角度来看，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桩事情呢？
这位进士入得翰林，因学时渊博，被推荐为“经筵”讲师，给嘉靖皇帝讲解四书五经，应该说这位彭翰林在学问研究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是个儒学专家。后来，总部职能官员放任项目当中央直属机构驻地方代表，在大西北抓起内部监察的工作来了：陕西道监察御史，和今天的地方检察长差不多，但不是一把手。
首先给了判断：由中央研究院出而任地方检察院，读书人的毛病露出来了，正直，较真，乐善好管，好为人师，这位彭世潮适应不了官场生活。给皇帝当讲师，在今天看来，那都是中央党校最好的教授，已经很接近最高权力了，可以入军机处、当大学士了但后来放任陕西省检察长，降了，说明他没有学会、或不认同、或不愿同流合污于高级政治生活。这样的人适合当御史，但当不了正职。明万历年间海瑞就是一个极端。
读了那么多书，中央、地方都呆过，彭世潮是个聪明人，他想，既然官场如此境况，我就应付这个层面的生活，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不得罪人。可是他开脱了民众般的夏元虚，却避不开已经走向下坡路的帝国，纲纪不遵，贪污腐败无度，等等现象，都是他必须面对的。从后来被参而去职来看，他的工作走向了失败，他的正义得到了承认，至少在他感化的那些人中得到了体现。一得一失，焉知祸福？
而且这一读书人的心态在家族建设上也体现出来了。彭世潮认为，既然我个人不能为政治国家服务，那我就做好彭世家族的建设吧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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