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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们的名字不在名单里面，这说明她们属于留下来的女看守之列。既然把女看守们留下来是为了阻止囚犯们逃跑，这说明从教士住宅抢救伤员并把他们送到野战医院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些留守下来的女看守让教堂里的大火肆意疯狂地燃烧，并坚持不打开教堂的大门。在那些被留下来的女看守中间，正如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有这几位被告在内。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被告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这样说。他们说那篇报告是错的。报告里讲，被留下的女看守的任务是阻止火势的蔓延，只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那篇报告的荒谬。她们怎么能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胡说八道，而且另外的一项任务，即阻止囚犯趁火逃跑，同样也是胡说八道。阻止逃跑？好像她们不必要照料自己人了似的，也好像不能去照料囚犯了似的，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跑掉似的。不！那篇报告把她们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她们的功绩和所遭受的痛苦，完全颠倒了。怎么会有这样一篇如此错误的报告？她们也都自称不知道。
轮到那位慢条斯理、尖酸刻毒的被告人时，她说她知道。“您问她吧！”她用手指着汉娜说：“是她写的那篇报告，她有罪，只她一人有罪，她在报告中隐瞒了自己而想把我们扯进去。”
审判长就此问了汉娜，不过，那是他的最后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没有把门打开？”
“我们在……我们要……”汉娜在寻找答案，“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你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开小差了。他们说，他们要把伤员送往野战医院，然后再返回来。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对此也十分清楚。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去野战医院，伤员们的伤势并非十分严重。他们还说，伤员需要地方，他们正好没有什么东西……正好不愿带着这么多的女人一起走，否则我们也一起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您都干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教士住宅起火了，还有教堂的塔顶。男人们，还有小汽车开始时还都在，随后他们就离开了。转眼之间只剩下我们和教堂里的女囚。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武器，但是我们不会用。假使我们会用它们的话，这对我们几个女人来说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该如何看守住这么多的女囚呢？走起路来长长的一列，就是紧凑一起也够长的，看守这样长的队伍，需要比我们这几个女人多得多的人力。”汉娜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她们开始喊叫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此时把门打开让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的话
审判长等了一会问：“您害怕吗？您害怕被囚犯们战胜吗？”
“囚犯会把我们……不，不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她们重新就范呢？那一定会乱作一团的，我们一定对付不了这种局面，而且一旦她们企图逃跑的话…·”
审判长又等了一会儿，但是，汉娜没有把那句话说完。“您害怕一旦逃跑的事情发生，您会被捕，会被判决，会被枪毙吗？”
“我们当然不会轻易地让她们逃跑的，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守她们，在集中营，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守她们的意义所在正是不让她们逃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知道如何做是好，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囚犯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活下来。已经死了那么多了，剩下这些活着的也已经如此虚弱……”
汉娜注意到，她所说的事情无助于事，但是她又没别的可说。她只能尽力而为他说好她所要说的事情，更好地去描述，去解释。但是她说得越多，事情对她就越糟糕。由于她感到进退维谷，就又转向了审判长问道：
“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
但是，这一次她自己也知道她不会得到回答。她不期待回答，没有人期望得到一个回答。审判长默不作声地摇着头。
不是人们对汉娜所描述的那种不知所措和无助的情形无法想象。那个夜晚的情景：寒冷，冰雪，大火，教堂里女人的喊叫，那些曾命令她们和陪同她们的人的逃之夭夭。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囚犯放出来该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是，认为当时这些被告的处境确实很难就可以相对减轻她们的罪责吗？人们就可以对她们的行为不那么感到震惊了吗？就可以把它看做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上发生的一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祸，而认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者，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都应该担负的两种责任之间的矛盾呢？人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人们不愿意去想象汉娜所描述的情景。
“报告是您写的吗？”
“我们在一起商量了该写什么，我们不想把责任都推到那些开小差的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责任都揽到我们自己身上。”
“您说，你们一起商量了。谁执的笔呢？”
“称！”另外的那位被告又用手指着汉娜。
“不，我没有写。谁写的，这重要吗？”
一位律师建议请一位鉴定专家对报告的字体和被告人史密兰女士的字体进行比较鉴定。
“我的字体？您想要我的字体……”
审判长、那位律师还有汉娜的辩护律师在讨论了一个人的字体超过十五年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同一性，是否还能让人辨认出来。汉娜注意听着，几次想插话说什么，或者要问什么，越来越坐立不安。最后她说：“您不需要请鉴定专家，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10
我对每天都自愿参加的研讨会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即使我回忆法庭的审理情形，也记不起来我们都做了哪些科学的整理工作，我们就什么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想要知道什么，那位教授都教了我们什么。
但是，我却记得那些周日。在法庭的那些天，使我对大自然的色彩和气息产生了新的渴望。在节假日和星期六，我把在学习中所落下的课程尽可能都补上了，这样，在做课堂练习时，我至少能跟得上，也能完成本学期的学分。星期天，我总是出去。
圣山，米西尔教堂，彼斯麦塔，哲学家之路，河岸，一个星期天接着一个星期天，我走的路线仅有很小的变动。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所看到的大自然足以用丰富多彩、变化无穷来形容。深绿色的莱茵平原有时处在热气中，有时在云雾中，有时在雷雨乌云中。在森林里，当阳光照耀时可闻得花香，闻得果甜；当雨水四溅时可喷得到泥土的气息，嗅得到去年新落下的树叶的味道。我一点不需要也不寻找比这更多的多样性。行程一次比一次远些，下次度假的地方通常是上次度假时发现并喜欢的地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应该更大胆一些，应该强迫自己去锡兰、埃及和巴西，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所熟悉的地区，为的是加深对旧地的了解。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更多。
在森林里，我又发现了我揭开汉娜秘密的地方。那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别具一格的树木或悬崖峭壁，没有什么非同一般的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和那片平原的视角，没有什么会促使你产生意想不到的联想。在周而复始他对汉娜进行思考后，我竟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追踪了这个想法，最后也得出了结论。真是筋疲力尽之时，也正是柳暗花明之日。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或者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见：你对一个环境或一种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凡是你感受到并接受了的、令你惊讶的东西，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产生于内心。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先爬上陡峭的山坡，再穿越马路，再经过一个泉井，然后穿过一片森林：先是古老的、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之后才是明亮的小树丛。
汉娜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所以她才让人给她朗读，所以在我们骑车旅行时，才让我承担读写的任务，所以当她那天早上在旅馆里发现我的字条时，才大发雷霆——她猜测出了字条的内容和我的期待，害怕自己出丑，所以她才逃避了有轨电车公司对她的提升——作为售票员，她可以掩饰她的弱点，如果被培训当司机，那她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所以她才回避了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升而做了一名女看守，所以为了避免和鉴定专家对质，她承认了那篇报告是她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在法庭上拼命地争辩吗？因为她既不能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又不会看控告词，她才看不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并为此做相应的准备吗？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把受到她特殊照顾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吗？是因为她怕她们发现她的弱点而想杀人灭口吗？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把那些体弱者纳入她的保护之下吗？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她为自己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而感到羞耻，所以她宁愿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愿自己出丑，这个我能理解。我对由于羞耻而去回避、拒绝、隐瞒、伪装并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有亲身体会，但是，汉娜在法庭上和集中营中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她对不会读写感到可耻吗？她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名罪犯更丢脸吗？她比暴露自己是个罪犯更害怕暴露自己是个文盲吗？
当时和从那时以来，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暴露自己，那为什么不暴露自己是一个无害的文盲而要暴露自己是个可怕的罪犯呢？或许她认为什么都不暴露就能蒙混过关吗？她这么愚蠢吗？她这么爱虚荣，这么邪恶吗？为了避免暴露就去做罪犯吗？
当时和自那时以来，我总是拒绝这样想。不，我对自己说，汉娜没有想去犯罪。她没有接受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拔，而不自觉地决定做了女看守。木，她没有因为她们为她朗读过就把那些温柔体弱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她特别把她们挑选出来为她朗读，是因为她想使她们在被送往奥斯威辛以前的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木，在法庭上，汉娜没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还是暴露自己是罪犯之间进行斟酌。她并没有三思而后行，她的行为举止缺少策略性。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那是个可悲的真理、可怜的正义，因为她总要伪装自己，因为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不过，那是她的真理和正义，为此而进行的奋斗是她的奋斗。
她必须要使出全身解数来。她不仅仅在法庭上要争要斗，她必须要永远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其起步意味着节节败退，而其胜利隐藏着失败的生活。
汉娜离开我家乡时的处境和我当时对它的想象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同寻常地触动着我。我曾十分肯定她是被我赶走的，因为我曾经背叛和否认过她。她离开了有轨电车公司确实逃避了一次暴露。不过，我没有把她赶走的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我背叛了她的这一事实。这就是说，我仍旧负有责任。如果说我没有什么责任的话，是因为背叛一名罪犯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说我负有责任，是因为我曾经爱上过一个罪犯。
11
由于汉娜承认那篇报告是她写的，其他被告就可以轻松地出牌了。她们说，凡汉娜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事情，她就逼迫、威胁和强迫其他被告一起做。她把指挥棒揽在自己手里。她既执笔又代言，她总是做最后决定。
对此，做证的村民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反驳。他们看见那熊熊燃烧的教堂被许多穿制服的女人看守着，门没有被打开。这样，他们自己也不敢去开门。当她们第二天早上开拔时，他们又遇见了她们，而且在这些被告中又认出了她们。但是，由于只是在晨窿中相遇，哪位被告是发号施令者，是否真的有哪位被告在发号施令，他们也说不清楚。
“但是你们不能排除这位被告做了决定吧！另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指着汉娜说。
他们不能排除，他们怎么能排除！看到其他被告明显地更年老，更疲倦，更胆小和更痛苦，他们也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汉娜就是个头头。除此之外，有个头头存在也减轻了村民们的负担。他们在一伙严厉的、有领导的女人面前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总比在一帮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