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存下来的母女和她们写的书是第一项主要指控的推一证明材料。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该能够在不抨击母女证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令人信服地驳回对那几位被告参与挑选囚犯的指控。就这一点而言，证词不精确，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毕竟还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项层层下达的命令和任务，这样，这些囚犯在这个等级制中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只能看清楚与这相关的部分。类似的情形在第二项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俩被关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做证。虽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说她们当时不在现场，因为当时在那座村子里生活过的那些证人与被告交谈过，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证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引火烧身，否则，人们会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来的。如果仅仅是那几位被告在场的话，难道村民们就制服不了几个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门打开吗？为了减轻那几位被告和作为证人的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难道不必须站到被告这一边来吗？他们不会说当时他们都处在警卫队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吗？不会说因为警卫队确实没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几位被告估计的那样，他们为了抢救一座野战医院的伤员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又回来了吗？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像这样的策略由于汉娜心甘情愿地认错而落空时，他们又换了一个策略。他们想利用汉娜认错的主动性，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减轻其他被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很专业地不动声色地这样做着，其他被告以愤怒的谴责为其助威。
“您说过，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这只是说您自己，是吗？您的同事们知道什么，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许能猜测，但是却不能最终断定，不对吗？”
问汉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我们大家’，这样说比说‘我’或说‘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对吗？您，仅您一人，在集中营里有被您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姑娘，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位，有这么回事吧？”
汉娜犹豫不决地说：“我相信，我不是淮一的一个…，
“你这个卑鄙下流说谎话的家伙！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你的，你一个人的！”另一位被一个油嘴滑舌。尖酸刻毒的悍妇，用一种慢得像母鸡打咯咯的口吻说道。她显然很恼怒。
“可能是这样的吧，您说‘知道’的地方仅仅是您的猜想，而‘猜想’的地方是您的捏造吧？”’那位辩护律师摇着头，好像对得到她的肯定的回答比较担心。“所有在您保护之下的人，当她们令您感到厌倦时，您就会在下一批被送往奥斯威辛的人中把她送走，有没有这回事？”
汉娜没有回答。
“那是您特殊的、个人的选择，难道不是这样吗？您不再想承认它了，您想把它隐藏在大家都做过的事情的背后。但是……”
“啊，天哪！”在接受听证之后又坐到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儿用手蒙住了脸说，“我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呢？”审判长问她是否想补充她的证词。她没有等被传呼到前面去，就站了起来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讲了起来。
“是的，她有心爱的人，总是年轻、体弱而温柔的姑娘中的一位。她把她们保护起来，关照她们，不让她们干活，给她们安排较好的住处并在饮食上给予较好的照顾。到了晚上，她把姑娘带到她那儿，姑娘们不允许说出她们晚上和她做了什么。我们当时想，她和那些姑娘在一起……因为她们也都被送走，好像她用她们来满足她自己的乐趣，然后又厌倦了她们似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有位姑娘还是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姑娘是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地在为她朗读。这要比她那样……好得多，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累得要死好得多。我一定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我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但是，那样确实好吗？”她坐下了。
汉娜转过身来望着我，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我才意识到她早就知道我在这儿了。她只是看着我。从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既不是在请求什么，也不是在追求什么，更不是在保证或许诺什么。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是多么紧张，身体是多么疲惫。她的眼圈是黑的，面颊两边从上到下各有一条我所不熟悉的皱纹，虽然还不太深，可是却已像一条疤痕一样。我在她的注视下脸红了，于是她移开了目光，把它转向法庭中的长椅子。
审判长想知道向汉娜发问的那位辩护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被告。他想知道汉娜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应该问她，我在想，问她选择了体弱、温柔的姑娘是否是因为她们反正承受不了建筑工作，是否是因为她们总归要被送往奥斯威辛，是否是因为她想使她们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受一点。说呀，汉娜！说你是想使她们最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说这就是你挑选体弱、温柔姑娘们的原因，说不存在其他原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辩护律师没有问汉娜，汉娜自己也什么都没有说。
8
那位女儿写的关于她在集中营生活的那本书的德文版，在法庭审判结束后才出版。虽然在法庭审理期间已经有草稿，但是，只有与此案有关的人才能得到。我只好读英文版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件非同寻常和颇为吃力的事情。运用一门尚未完全掌握的外语，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特有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人们特别仔细认真地读过那本书，但仍旧没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对书写它的这门外语一样，人们对它的内容也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我又重读了那本书，并且发现，这种距离感是书本身造成的。它没能让你从中辨认出任何人，也不使任何人让你同情，包括那母女俩以及和她们一起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呆过，最后在奥斯威辛和克拉科夫遭受了共同命运的那些人。无论是集中营元老、女看守，还是警卫，他们的形象都不鲜明，以致人们无法褒贬他们的行为。书中充斥着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种麻木不仁。然而，在这种麻木不仁中，那位女儿并没有失去记录和分析事实的能力。她没有垮下来，她的自怜和由此产生的自觉意识没有使她垮下来。她活下来了，集中营里的那几年，她不但熬过来了，而且还用文学形式又把它再现了出来。她冷静客观地描述一切，描写她自己v她的青春期和她的早熟，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她的机智。
书中既没有出现汉娜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联想到或辨认出她。有时候，我认为书中的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看守就是汉娜：执行任务时认真到丧尽天良的地步，但是，我又不能肯定。如果我仔细地对照一下其他被告的话，那个女看守又只能是汉娜。但是书中还有其他女看守。在一所集中营里，那位女儿领教了一位被称做“牡马”的女看守的厉害，她年轻漂亮，俗尽职守，残酷无情，放荡不羁，正是这些令作者回忆起了这个集中营里这一位女看守。其他人也做过这种比喻吗？汉娜知道这些吗？当我把她比喻为一匹马时，她是不是回想起了这些，因而触及了她的要害？
克拉科夫集中营是那母女俩去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站。相比之下，到那里算是改善。那儿的活虽然繁重，但是生活容易些，伙食好些，而且六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总也比上百号人睡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要好。房里也暖和一些，女犯们可以从工厂回集中营的路上捡一些木材带回来。人们恐怕被挑选出来，但是这种恐惧感也不像在奥斯威辛那样严重。每个月有六十名女犯要被送回去，这六十名是从大约一千二百名中被挑选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只需拥有一般体力就有希望继续活二十个月，而且，人们甚至可以希望其体力超过一般水平。此外，人们也可以期望这场战争在不到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结束。
随着集中营的被解散和囚犯的西迁，悲惨再次降临。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女囚们身上穿的衣服在工厂里已是薄不可耐，在集中营里尚能让人承受，但是在冰天雪地里就不足以抵寒了。她们的鞋子就更惨了，它们通常是用破布或报纸做的，这样的鞋在站立和慢走时还能不散架子，但是在冰天雪地里进行长途跋涉就不可能不散架子了。那些女人不仅仅要长途跋涉，她们常被驱赶着小跑。“向死亡进军？”那位女儿在书中这样问道并回答道，“不，是赶死，是向死亡飞奔！”许多人在路上就垮掉了，又有许多人在粮仓里，或者在一面墙下过夜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些妇女中几乎一半都死掉了。
教堂要比那些女囚此前的栖身之处——粮仓或墙下要好多了。在这之前，当她们经过被遗弃的庭院并在那过夜时，警卫队和女看守们就分别占据能住人的房间。但在这里，一个正在被遗弃的村庄，看守们住进了教士住宅，而让女囚们住进了一个比粮仓和墙角好得多的教堂里。她们这样做了。在村子里她们甚至还得到了热汤喝，好像结束这种痛苦不堪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了。这些妇女就这样入睡了。随后不久炸弹就落了下来。教堂的塔尖在燃烧时，在教堂里面只能听得见燃烧声却看不见火焰。塔尖坍塌并砸到屋架后，又过了几分钟才看得见火光，随后火焰也一点一点地蹿了进来，点燃了衣服。燃烧着的房梁掉下来点燃了座椅和布道坛。屋架很快塌人大堂，一切都熊熊燃烧了起来。
那位女儿认为，如果那些女人马上齐心协力地砸开其中的一扇门的话，她们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当她们明白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将要发生，以及没人给她们开门时，为时已晚。当击中教堂的炸弹把她们惊醒时，正值漆黑的夜晚，有好一会儿工夫，她们只听得见塔顶上的一种令人奇怪和惊恐杂音。为了能更好地听清楚、弄明白那杂音是怎么一回事，她们都屏住了呼吸。那是火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火光时而在窗后闪烁，那是投在她们头顶上的炸弹，那意味着大火由塔顶蔓延到了房顶，女人们直到屋架上的火焰明显地看得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些。她们一旦意识到了这些，就开始大喊大叫，她们惊慌失措呼喊救命，向大门冲去，一边叫喊，一边拼命地摇撼和捶打着大门。
当燃烧的房顶轰轰隆隆地塌到教堂里面时，教堂里面的墙皮脱落下来使火势更旺，就像一座壁炉一样。大多数女人并不是窒息而死，而是被熊熊燃烧的大火给活活烧死的。最后，大火甚至烧透、烧红了教堂的铁皮大门，不过那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那母女俩能活下来，完全是侥幸。当那些女人陷入惊慌失措时，她们也在其中。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她们逃到了教堂的廊台上。尽管她们在那儿离火焰更近，但是这无所谓，她们只想单独呆着，远离那些吱哇乱叫的、挤来又挤去的、浑身上下着火的女人。廊台上很狭窄，狭窄到燃烧着的房顶都没有触及到它。母女俩紧紧地挨在一起，站在墙边，看着。听着那大火的肆意燃烧。就是第二天她们都不敢走下台阶来，不敢走出去。夜幕降临后，在黑暗中又担心害怕摸不到台阶，找不到路。在第三天的黎明时分，当她们从教堂里走出来时，遇到了几位村民。村民们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们而说不出话来。他们给了她们衣物和食物，然后让她们逃走了。
9
“您为什么不把门打开？”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向每个被告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每个被告都给予了同样的回答：她们无法打开。为什么？有的说，当炸弹击中教士住宅时，她受伤了。有的说，她被轰炸吓得呆若木鸡。有的说，在轰炸之后，她要照料受伤的警卫队员和其他受伤的女看守，她把她们从废墟中救出来，为她们包扎，护理她们。有的说，她没有想到教堂，她不在教堂附近，没有看到教堂着火，也没听见从教堂里传来的呼救声。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警告她们：报告读上去可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谨慎表达方式。如果说从纳粹党卫队的档案里发现的报告所记载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就错了。但报告读上去的确是另一番情形。报告里指名道姓地提到谁在教土住宅里被炸死了，谁受了伤，谁把伤员用货车送到了一家野战医院，还有谁乘坐军用吉普车陪送。报告提到，女看守们被留了下来，目的是让她们等候大火烧尽，防止火势蔓延和阻止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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