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但他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开始发挥了作用。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最初几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失。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后。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待杀人和死亡。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些罪犯寥寥数语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把毒气室和焚烧炉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在我眼里，那些被告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缚在这种麻木不仁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变成了化石。
当我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共性进行研究时，当我不仅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对我们这些人——法官、陪审员、检查官和记录员，这些后来与此有关人员的麻木不仁进行研究时，当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着的人、幸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进行比较时，我就感觉不舒服，过去感觉不舒服，现在仍然感觉不舒服。允许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吗？当我在发言中做这样的比较时，我虽然总是强调不应该抹杀罪犯是被迫去集中营还是自愿去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是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还是给别人带来痛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反，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但是，我总是引火烧身——引起别人的震惊和愤怒，如果我的这种观点不是针对其他人的指责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而是在他们尚未对我进行指责之前就提出来的话。我现在自问——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可怕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能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不应该去比较无法比较的事情，也不应该去询问，因为询问者本人把那可怕的过去变成了一种谈话的题材。虽然他们对那可怕的过去毫不怀疑，但却不把它视为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我们应该仅仅停留在这种耻辱感和负疚感上吗？为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自问，不是因为我参加研究班时所拥有的那种清理和解释过去的热情在法庭审理期间消失殆尽了，但是，仅仅审判和惩罚少数几个人，我们肇事者的后代也仅仅感到那段历史是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就可以了吗？
5
第二周，法庭宣读起诉书。宣读起诉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使用了一天半的虚拟式。被告首先犯有……此外她犯有……再有她犯有……因此她触犯了某条某款，此外她犯有这种罪行和那种罪行，她的行为是违法的和犯罪的。汉娜是第四名被告人。
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克拉科夫是奥斯威辛的一个外围集中营。一九四四年春，她们从奥斯威辛被派往那里。她们是代替在一家工厂的爆炸中被炸死或者炸伤的女看守们。在那家工厂里，集中营里的女囚犯们要做工。指控之一是被告们在奥斯威辛的行为，不过，与另一项指控相比，这一指控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已不记得另一项指控是什么了。它们与汉娜毫无关系而只涉及到另外几位女看守吗？难道与另一项指控相比对奥斯威辛的指控就不重要了吗？或者它本身就不重要？一个在奥斯威辛呆过并由此而被捕的人却不是因为他在奥斯威辛的行为而遭到指控，这不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吗？
当然了，这五名被告并不是那所集中营的头头。集中营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还有其他女看守。一天夜里，囚犯们被赶着西行，途中遭到轰炸，大部分警卫队的人和女看守在轰炸中丧了生，有几位当天夜里开了小差，而指挥官出发不久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那些囚犯在那天晚上的轰炸中本不该有任何人能活下来，但是还是有一对母女活了下来。那位女儿写了一本关于集中营和那次西行的书，并在美国付样。警察和检查院不仅找到了这五名被告，而且还找到了几位证人，西行队伍在一个村子遭到轰炸时他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最重要的证人就是那位女儿和她的留在以色列的母亲。女儿专程来到了德国。为了向她的母亲取证，法庭、检查官和辩护人去了以色列。那是审理过程中我唯一没经历到的一个片段。
最主要的一项指控是在集中营中进行的挑选。每个月大约有六十名妇女被送出奥斯威辛，同样也有这个数目的妇女被送进来，这个数目不包括在这期间死掉的。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些妇女在奥斯威辛将被杀掉，这些被送进来的都是在工厂里木能再做工的。那是一家弹药厂，尽管弹药厂本身的工作并不繁重，但是在那家弹药厂里，妇女们几乎没做她们本该做的工作，而是要参加建筑，因为年初的一次爆炸使工厂遭到严重破坏。
另一项重要指控涉及那个遭到轰炸的夜晚，一切都结束于那一夜。警卫队和女看守们一起把好几百号的女囚徒关在了一个村子的教堂里。大部分村民已经逃离。没有落下几枚炸弹，轰炸的目标也许是附近的火车道，或者一座工厂，也许是在空袭一座大城市之后还剩几枚炸弹，于是随意乱投下一枚炸弹刚好击中了警卫队和女看守们过夜的牧师住宅，另一枚炸弹落到了教堂的塔上。起初是搭着了火，接着是教堂的房顶，然后教堂的全部屋梁火光冲天地塌陷到了教堂的里面，于是，教堂里面的全部椅子都开始着火。沉重的大门纹丝不动。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门打开，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那些被关在教堂里的妇女都被烧死了。
6
法庭审理对汉娜来说糟得不能再糟了。在审问她个人情况时，她就没给法庭留下什么好印象。起诉书宣读完之后，她要求发言，因为她认为有些事不属实。审判长愤怒地驳回了她。他说，在刑事诉讼主要程序开始之前，她已有足够的时间研究起诉书，而且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人们已进入了主要程序，起诉书中起诉的事属实不属实，要由听证来决定。听证开始时，审判长建议放弃朗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的德文版本，因为有家德国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此书，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已经人手一本草稿。审判长恼怒的目光注视着汉娜，他让其辩护律师说服她，使她同意这样做。汉娜不同意。她也不想接受那种认为她在一次初审中承认过她曾经拿到过教堂的钥匙的说法。她说，她没有拿过那把钥匙，没有人拿过那把钥匙，根本就没有开教堂的一把钥匙，而是有好多把开好多门的钥匙，它们都插在门外的锁眼里。但是，在一份审判员的审讯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份记录由她本人阅读过并签了字。她问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强加于她，但这丝毫无济于事。她问得声音不大，听起来并不自以为是，但却很固执。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她感到困惑不解和无可奈何。她说人们强加于她时，并不是谴责他们这样做违反了法律。但是，审判长先生却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反应强烈。汉娜的辩护律师急忙跳起来，热心地为她辩护。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想把人们对他的委托人的谴责据为己有时，他又坐了下来。
汉娜想要讨个公道。她认为她被冤枉的地方，她就提出抗议；如果她认为别人对她的谴责公正的话，她也接受。她有时固执地抗议，有时心甘情愿地承认，好像她要通过承认来获得抗议的权利，或者通过抗议的方式来承认她正常情况下无法争辩的事情。但是，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固执惹恼了审判长。她对前后关系没有概念，对游戏规则没有概念，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表达方式都没有概念，不知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往往取决于表达方式。为了弥补她的这种缺陷，她的辩护律师必须是个经验丰富、沉着自信或者高人一筹的高手才行。或许汉娜不该那样难为他，她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但她没有能选择她所信赖的律师。她的律师是由审判长为她指定的，他有义务、有责任为她进行辩护。
有时汉娜也能取得某种胜利。我还记得对她在集中营里挑选囚犯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审讯。其他被告用某时某刻做了某事来否认参与了此事，汉娜却心甘情愿地承认参与了此事，但她说她不是惟一的一个，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和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此事。这样一来，审判长就不得不逼问她。
“挑选是如何进行的？”
汉娜描述道，她们几位女看守取得了一致意见，从她们六人所主管的同样大小的范围内，选出同等数目的囚犯，也就是说，每人选出十名，总共为六十名。但是，被选出的人数在低发病的情况下和高发病的情况下要有所木同。这样，所有当班的女看守最后要一起决定谁该被送回去。
“你们当中没有人回避此事，您所讲的包括所有的人吗？”
“是的。”
“难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吗？”
“当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来，先来的必须要给后来的让地方。”
“因为要腾地方，您是这样说的吧：你，你，还有你就必须被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没有弄明白审判长想以此问什么问题。
“我有……我认为……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汉娜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肃问题提出来的。她不知道她该怎样做，又能怎么做。因此她想听一听看上去广见多识的审判长该怎样做。
一时，大厅里鸦雀无声。被告人向审判长提问题不合乎德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但是，现在问题被提出来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审判长的回答。他必须回答，不能避开问题或者做非难性的评论或者用反问的方式拒绝回答。每个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恼怒的表情的诡计。恼怒的表情给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这副假面具的背后，他为自己回答问题赢得了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他拖延的时间越长，人们的期待就越大，气氛就越紧张，而他的回答就必须越好。
“有些事情人们根本就不该做，如果不去做不会要命的话，人们就必须回避。”
假如他说汉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许就足够了。只谈论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和人们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与汉娜提出的问题的严肃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处在她当时的情况下，她应该怎样做，而不是有什么事情人们不可以做。审判长的回答显得无可奈何，毫无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气，惊奇地望着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这场舌战的汉娜。但是，汉娜本人仍在沉思。
“那么，我要是……没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门子公司报名呢？”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问题。她在自言自语，她在犹豫不定地自问，因为她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她在怀疑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在寻找它的答案。
7
汉娜有时固执己见地进行抗议，这使审判长大为恼火。同样，她有时心甘情愿地认错，这也气坏了其他被告。这无论是对她自己的辩护还是对她们的辩护都十分不利。
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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