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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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1903- 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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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范旭东顿了段,说道:“当然了,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盐税从来都是国家和中央税收,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纷纷截留,基本不送交中央。所以才有后来袁世凯用盐税做抵押借款的故事。在袁世凯看来,既然中央反正都是收不到款子,还不如抵押出去换取外国借款。只要洋人同意,就不怕各省的官僚不肯,毕竟大多数官员,无论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好,保守派等,都对洋人退避三舍,若抵押出去,只能乖乖认命交款。
  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你不是说已经生产出了精盐,而且厂房也在盖了,怎么我到这里一看,还是一片盐碱地呢?”
  范旭东苦笑道:“我不光做精盐,还主张改革盐制,废除盐引,这让很多盐商恨得我牙根痒痒。要不是看在我各个范源濂在京官,这久大盐场里还有您的股份,早就给打上门来了。现在呢,他们危险工人不许来我们厂上工,不许为我们盖房。所以,厂房迟迟没有动工~!”
  徐天宝叹了一口气,“范先生这是何苦呢?我早就请先生来我们东北主持盐务,将来不光是做精盐,我们还要做三酸一碱,还有许许多多化工项目等着你们这些科学家去完成呢!范先生把时间花在和那些顽固的守旧派周旋之中,不觉得可惜吗?”
  范旭东低下头,没有说话
  一旁他的助手侯德榜说道:“徐巡阅,其实旭东已经后悔了,只是您给了壹佰万元入股,他碍于面子,没拿出成果,不好意思开口啊!”
  “嗨~~死要面子活受罪!”徐天宝一把拦住范旭东的肩膀,说道:“东北辽宁也有几百里海疆,哪儿的海水不能晒盐?走,过几天跟我回东北去~~~用地不要钱,用人不要钱,用盐不要钱,总之什么都不要钱~~只要你们能在化工工业中撑起一片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天!”
  “旭东!难道巡阅使盛意拳拳,你就别在固执了!”王小徐也劝道
  “惭愧啊惭愧!”范旭东终于点头了,“我们收拾一下,带上些实验设备就跟巡阅使回东北!”
  徐天宝看了看那些简陋的仪器设备,摇了摇头,说道:“统统不要了,我给你们买最新最好的德国货、英国货、美国货!到了东北,每人先发一套小洋楼,月薪不少于100元,你们只要带上家人一起来就成。”
  说走就走谈何容易,范旭东、吴蕴初他们的家人还都住在塘沽附近的镇上,于是由范旭东带队,浩浩荡荡一行人离了盐厂就往镇上来。走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他们看到一片晒盐场地,就像棋格一样相连着。
  “咦,那是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呢?”徐天宝指了指远处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许是只狗吧,我们这儿不会有狼的。”范旭东说
  “不对,是个人!”药元福取出随身的望远镜看了看
  众人大吃一惊,赶紧跑过去,看清了,不由得吃了一吓——那真是个人,一个老人,身体的上半下半就像折断的弓重叠。无情的盐工的苦难岁月,犹如沉重的巨石压弯了老人的腰。
  范旭东走近,看到老人脸皮像干树皮,手指如干树枝,白发白胡须就像白花花盐碱地,不由眼角涌出泪花。老人艰难地扭过身体,满腹疑惑的望着徐天宝和范旭东,嘴唇动了动,但是没发出声音,似是在问,你们是谁?来这儿做啥?
  “老大爷,我们走累了,讨碗水,行吗?”徐天宝问道
  弯腰老人挪动身体,一屁股坐到海滩上,又用手一指地上一把破泥壶。药元福过去抢起泥壶,想要递给徐天宝,可马上犯难了。那泥壶的确是脏,黑泥巴挂在壶嘴上,黑手指印印在壶把上,没有碗,只能嘴对嘴地喝。
  徐天宝嘿嘿一笑,举起泥壶嘴对嘴,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
  弯腰老人笑了,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读书人嘛!”
  徐天宝问道:“老人家,你是被雇来晒滩的吗?”
  “是啊。俺是山东来的。正月十五上滩,春晒120天,秋晒60天,快满滩了。又要没活儿干了。”老人答道
  范旭东问道:“你的主人有几付盐滩啊?”
  “不多。俺的主人是哥五个分家分到了两付五工滩。”老人答道
  徐天宝诧异道:“五工滩?什么叫五工滩?”
  范旭东抢着回答说:“用五个长工,就叫五工滩啊。”
  徐天宝接着问,“两付五工滩,每年能产盐多少?”
  弯腰老人闷头计算一下说:“五千多包大盐吧。”大盐就是粗盐,是做精盐的原料
  弯腰老人再不想说话,拿过泥壶贪婪地嘬了几口,直嘬得腮帮一鼓一鼓的,然后嘴头朝手心一蹭,哼唱着“头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官当走狗;末等灶户卖盐滩,新债老债还是还不完”去忙活计了。
  徐天宝和范旭东等人继续沿着海滩走,弯腰老人的身影变态地离不开众人的脑海。





  239袁段离心
  话说就在徐天宝等人为弯腰老人伤感之时,北京的袁世凯心里也不痛快。当年铁板一块的北洋却在呈现离心离德的局面,自打被清廷发配到洹水钓鱼之后,北洋众将就逐渐各成体系,别说多年不亲自掌兵的袁世凯无法像当年那样如臂使指,就连掌管陆军部的段祺瑞都感觉难以驾驭。如今袁世凯只是凭借着无人能及的威望勉强维持北洋表面上的统一。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虽然这次兵变的结果让袁世凯很满意,可其中的两件事让他多少有些憋闷。第一是曹锟居然会听袁克定的话,瞒着自己演了这么一出,这不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吗?第二是第三镇也是北洋精锐了,居然连皇宫里那些禁卫军都打不过,这不是丢自己的人吗?
  最后便自己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大儿子袁克定眼高手低,目中无人,在自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便有人称袁克定为曹丕,而他还有一个二弟名叫袁克文,因一向好诗酒青楼,温文儒雅,而被人称为曹植。据说,某次兄弟俩因为琐事吵了起来,袁克文竟对他大哥说:“你要做曹丕,竟不许我做曹植?”这事后来让袁世凯知道了,老头子怒气冲冲地把两人找去臭骂一顿,说:“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原来是你们兄弟俩在自比曹丕、曹植,真是岂有此理!”
  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但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初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作为父亲的袁世凯看了十分痛心,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
  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在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
  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开始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袁世凯到觉有这个办法有可取之处,于是找来徐世昌、杨士琦、杨度等人前来商议,一众谋士对建立模范团一事都表示同意。只是在团长人选上,袁世凯试探性地问道:“华浦要睡到中午才起床,芝泉也经常不到衙署办公,王士珍年纪又大,北洋暮气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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