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 第9部分

《易传》有十篇，又叫《十翼》，就是十篇辅翼文章的意思。从汉朝到唐朝，大家对《十翼》都没有异议，认为是孔子作的。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怀疑，现在证明非孔子所作，已是定说了。《十翼》包括：一、录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象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象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支之象，支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是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九、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吕才：《阴阳书》

吕才（约六○○～六六五），博州清平（山东聊城）人。他从小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唐太宗时候，发生了音乐上的疑难，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扯不清楚。唐太宗要大家推荐专家来解决，吕才就被推荐上来。吕才又为唐大宗解决（三局象经）中的疑难，最后升到“太常博士”。

唐大宗认为《阴阳书》流传得“谬伪浅恶”、“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就叫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最后新编成五十三篇，加上旧的四十六篇，一共一百篇，“诏颁天下”。这部一百篇的《阴阳书》，全文失传了，只在《旧唐书）中保存了“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新唐书》中也保存了，内容有出入）。仅从这三篇里，我们就可看到无神论者吕才，在反对迷信上面的努力。他大胆否定了卜宅吉凶的迷信、否定了命定的迷信、否定了阴阳葬法选日选时选地的迷信。这种前进与开明，求之古人，真是少见！

吕才的多才，还不止此，他又作过“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文思博要”、“姓氏录”、“隋记”；参与“白雪歌词”、“本草”。他真是多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古人中，他有点像阿基米德。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一六二八～一七○六），字天羽，一字恒夫，晚号“寄园主人”，安徽休宁人。他生于明朝崇帧元年，清朝顺治时曾经中过举人。

这是一本笔记，书名五个字中，有三个“寄”字，第一个“寄”字是他住处的名字，第二、三个“寄”字同义，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动名词做目的语用。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所“寄”，譬如日月星辰寄于天、人的五官寄于面，所以他的家叫“寄园”，他的笔记叫《寄园寄所寄》。这部笔记，是他人生如寄的一点成果。

笔记是一种鸡零狗碎的札记式文体，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很特殊，有记史的、有记掌故的、有记神怪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本书也不例外。全书分为“囊底”、“镜中”、“倚杖”、“捻须”、“灭烛”、“焚尘”、“獭祭”、“豕渡”、“裂眦”、“驱睡”、“泛叶”、“插菊”等十二”寄”，所记有正经的忠、孝、悌、义、正气、廉介，有孔丘所不语的鬼、怪、人妖，有指正“习语”、“称谓”错误的文字，以及官场洋相中使人“乐然复笑，笑之中有箴规焉”的幽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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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尚书》

《尚书》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尚书》是五经之一。它被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到了汉朝，才开始以经的面目流行。五经中《尚书》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出现了两种版本，闹得乌烟瘴气。

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1960年陆续出版。4卷合订本在1964年出版。第5卷由中共，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约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颖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个知已——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仲押的公子纠失败性等12个范畴是“知性”的先天原则，它们是知识及知识对，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这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晏子春秋》

晏婴（？～前五○○），字平仲，莱之夷维（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予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闾，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约前三九五～约前三一五），《史记》在《孟子苟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