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面横着钱龙锡这样一个颇得人心的首辅，周延儒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权力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拍皇帝的马屁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一个、或者栽培一个重量级选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这个人在他而言自然是曾经和他共同进退的温体仁。在周延儒的大力举荐下，温体仁又充分调动了自己在朝中那一撮不大不小的势力，加之在狙击钱谦益的过程中，温体仁伪装的孤鸟面目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于是他的内阁之路也迅速平坦了许多。但让他们气愤的是，以钱龙锡为首的其他内阁成员却并不愿意与温体仁这样的人为伍。而就在此时，一件大事震惊了朝野，这就是袁崇焕的被捕。
事实上，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在这件事背后有着诸多无法了解的历史谜团，我们也无法确切地描绘那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准确的或者不准确的史实尽量去还原这个历史悲剧。我们无法得知周、温二人在袁崇焕被捕这件事上到底曾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两个找到了整倒钱龙锡的大好时机。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在辽东防线领兵多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极具谋略与胆识。作为文官出身的武将，袁在政坛上与东林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帝国内部的败坏，袁崇焕有着知识分子似的愤怒，他总试图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进入这个世界，凭着一腔爱国忠君的热血，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在对内无比忠贞的前提下，从战争策略的角度来说，知识层次较高的袁也显得比较灵活。
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出现秦侩式的叛臣非常难，出于对历史骂名的恐惧，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不大愿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所以在对待后金这样的外来民族侵略时，朝堂内外到处充斥着主战的声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明末的政治环境和南宋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南宋时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退就山河沦丧。而明朝末年呢，后金的冲击虽然是显著的，但在当时，它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征服明朝，在进攻与据守之间，它也处在一定的摇摆中。而作为综合实力占优一方的明帝国，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内已经激化的官民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边疆短期的稳定是很重要的，最起码这也可以有足够的战略准备时间。在袁崇焕守辽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所谓的几次大捷，但事实上这几场战役都是在防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没有大兵团野外作战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明朝本身的战略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盲目的主战策略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缺乏战略智慧的。
在这种不利于盲目进攻的情况下，崇祯二年正月到十月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袁修筑城池，整饬军备，加强了宁锦防线。可以说，这是袁作为指挥官的灵活之处，由于他善于选择谈判时间，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件事却反遭崇祯帝的责备，并在最后成为他被残忍杀死的一大罪证。
袁崇焕极富智慧的斗争策略，使皇太极没有办法在蓟辽防线取得战略主动和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了大迂回的战术，绕道蒙古进攻。而面对袁崇焕这个对手，皇太极基本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交结，更谈不上里应外合地勾结。因为在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崇焕心里，与敌酋勾结乃是大逆不道。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的部队从大安口入关，直接威胁着都城北京的安全。此时远在边关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在接到入京勤王的命令后，仅仅携带不到万人便日夜兼程、千里驰援。在他和诸将领的努力下，北京的防守很快稳定了下来，面对明军的顽强抵抗，皇太极又一次在老对手面前一筹莫展。
按照此时的情况来说，远道而来的皇太极面对着补给等诸多困难。只要明军守住，并在一定时间内进入战略僵持，那么当其他地区的勤王军队赶到以后，皇太极必然陷入重围。所以摆在皇太极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既然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北京，那么战争必然转向不利于自己的境地，而如果在久攻不下、士气低迷时撤退呢，又很可能陷入袁崇焕的追击陷阱。因此可以说，当袁崇焕等人稳定了京城的防守之后，皇太极已经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这种情况，对于明军来说，等待战机是最稳妥的选择，而袁崇焕的策略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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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奈何江山唱晚（29）
对于袁崇焕的苦心，居住在城内的官员、民众和皇帝却并不领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庆幸于援军的迅速赶到，使他们免遭劫难。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的防守策略非常不满。而这里面主要有两层原因，一，是他们希望以大获全胜作为事件的结局，一雪围城之耻。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等勤王将士屯兵城下非常的不安。崇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之前辽东军队的数次哗变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同时对于袁的防守主张也充满疑窦。尤其是防守进入相持之后，袁崇焕要求进城补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觉得此中必然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由于战争进入了相持，有关城外的小道消息充斥着整个京城，说是袁崇焕故意纵敌，企图和皇太极结得城下之盟。天子脚下的民众向来就有议政和自以为是的坏毛病，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谣言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与明帝国昏庸的君主相比，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皇太极却非常懂得斗争的策略，而此时作为进攻者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袁崇焕并没有得到朱由检的真正信任。于是他一边令人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同时又让自己的军士在营中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故意让两个被俘的太监听到，然后再找个机会让他们安全而又不失惊险地逃走。这两太监逃回京城之后，自以为刺探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急急忙忙向崇祯作了汇报。借此机会，早就伺机而动的周延儒、温体仁立刻装出一副忠臣义士的嘴脸，操纵自己的党羽推波助澜，不断向本来智商就不高的朱由检施加影响。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城外战事进入平稳期之后，多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下令袁崇焕单身进城，说要在平台召见他，商议粮草补给之事。由于此时辽东军队在城外已经月余，又无法进城休息，此时一听皇帝说要补给军队，袁崇焕立刻二话不说就进了城。赶到平台之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朱由检便大声斥责，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袁崇焕被捕之后，温体仁立刻继续施加压力，制造谣言。京城之中到处流言袁崇焕卖国投敌。温体仁的这种做法迅速在京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论，这也从侧面直接影响着朱由检的决定。
袁崇焕被捕之后，辽东军队迅速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将士顿感无助，部将祖大寿更是一怒之下带兵离京出关。而此时尚在狱中的袁崇焕虽然心中不平，但却依然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知道消息后立刻修书一封，由兵部快马加鞭转交给祖大寿。山海关外，祖大寿捧信大哭，三军动容。在袁崇焕手书的劝导下，辽东军队折返入关，一举攻下四座城池，并与其他部队配合解去了北京之危。
眼见城外之敌尽退，温体仁立刻加紧步伐与周延儒二人联手，疯狂打击政治异己。在这次涉及甚广的斗争中，和袁崇焕同难的还有一人名叫王洽，乃是当朝的兵部尚书。皇太极进攻北京时，正是他迅速地集结部队，殊死抵抗，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对手过于强大，王洽的抵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针对此事，周延儒上疏弹劾，指责王洽用兵不当。于是朱由检立刻将王洽下入大牢。第二年在王洽病死狱中的情况下，这个昏庸的皇帝竟然还下了一道命令，判王洽死罪。
（二）不可原谅的是卑鄙
袁崇焕被捕之后，针对此事，朝野之间立刻分成两派。以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相当一部分有良知的朝臣纷纷请命，意图保住袁崇焕；而以温体仁为首的阉党残余势力则一心以此为突破，完成对权力的摄取。而事实上，早在魏忠贤专权之时，温体仁就和阉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为九千岁歌功颂德的事也不是没有干过。只是在魏忠贤倒掉后，这个浑蛋居然什么牵连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次他得到了周延儒的栽培，又有如此切实的机会打击对手，自然故态复萌，没过多久就又联系之前的旧友阉党高捷、史范联手将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做了一个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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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奈何江山唱晚（30）
搞倒袁崇焕之后，温体仁和阉党余孽便立刻弹劾和袁公关系不错的东林巨子钱龙锡。和袁案相同，温体仁同党史范再次弹劾奏疏，捏造事实说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经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捏造其收受袁崇焕贿银几万两。
与逮捕袁崇焕一样，这件事同样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钱龙锡虽然和袁崇焕关系不错，但在很多事情上却与袁崇焕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当年袁崇焕曾对崇祯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而钱龙锡就颇不以为然。即便在诛杀毛文龙这样的大事上，虽然袁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但钱龙锡也仅仅是回以“处置慎重”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临阵斩帅一事上，其实钱龙锡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在袁杀了毛文龙之后，崇祯甚至“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心口不一，实在是个浑蛋。
以如此牵强的理由弹劾朝中的首辅，这就犹如政治赌博一般，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在加紧攻击袁、钱二人的同时，内心也是忐忑不安的。而老谋深算的周延儒此时更是装出一副超然的态度，只在幕后予以执导和协助。因此“倒钱”运动在这一阶段并不是非常的明朗，而此时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如果清醒、开明的话，那么很快就能看清奸党的手段。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却早已没有了理智，由于朝野间对袁钱二人的卖国欺君攻击接连不断，崇祯的脑袋已如装满糨糊一般。而首都被敌军经久围困则更让他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必须找个替罪的羔羊，而只有一个袁崇焕，还是轻巧了一些。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昏庸到了极点的朱由检想都不愿想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一向倚重的首辅钱龙锡。钱龙锡眼见形势巨变，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只好辞去官职，返回了老家。
罢免了钱龙锡，逮捕了袁崇焕。次年六月温体仁和周延儒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在周延儒的大力推荐下，温体仁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阁，真正地接近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令人感到可恶的是，这次“倒逆”风波并没有至此结束，而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将对手下狱罢官那么简单。同年八月，在温体仁等奸党的不断污蔑下，朱由检终于对袁、钱二人动了杀机，下旨道：“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八月十六日下午，朱由检再次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在百官发表意见之前，他先是气冲冲地列举了袁崇焕种种“罪状“，接着又装模作样地问道：法司如何定罪？大臣们见皇帝老子发了怒，心中早就吓了个半死，哪还敢再替袁崇焕喊冤。朱由检见满朝臣子并无异议，于是立即宣布了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定完了袁崇焕的大罪，高捷等阉党余孽又不依不饶地把钱龙锡提出论罪。最终，在众人的周旋下，朱由检也多少起了恻隐之心，但即便如此，虽然免掉了钱龙锡的死罪，但最终还是将其发配定海，“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而其余与钱关系较好的政治官员，贬的贬、废的废，大明帝国刚刚稳定不到一年的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换血，周、温二人的亲信纷纷走马上任。反东林党派一举攻占了帝国政治的最高地，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又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至此，在周廷儒的背后操作下、在温体仁的认真执行下，二人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