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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六关于鲁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平也曾劝过鲁迅，可否叫这两位医生来诊断一下，但鲁迅坚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回上海，他帮同许广平说服了鲁迅。五月末的一天，冯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莱转请那两位医生。我给史沫特莱打电话，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莱说她马上去找医生，叫我先到鲁迅家等候。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么我们用英语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问答说：“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医生又说，鲁迅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该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医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莱商量，我们只能把大夫说的住院详细检查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的告诉许广平。于是我就这样对鲁迅说了，可是鲁迅不信，他说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不同意去住院检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不能写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渐渐好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向往苏联〃的一章中讲到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京，曾准备到苏联。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鲁迅去北京，是准备去苏联的，是去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召开。当时本来就在苏联的肖三参加了这个会。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讲到鲁迅到苏联领事馆并看了电影，这不是我讲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不方便，还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国书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护照；第三，语言上方便。我与鲁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但鲁迅终于没有去成。当年十月，突然病发逝世，正不出D医生所料，过不了年。
七〃文学研究会〃和鲁迅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品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八关于鲁迅治丧委员会
鲁迅逝世时，我不在上海，回乡看母亲去了。我走时他还很好，不料突然病发，据说十七（或十八）晚上，他还同许广平去看电影，回家后觉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我妻孔德沚，当时在治丧委员会工作，派她专陪孙夫人。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
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译报》专译当时欧、美乃至日本的报刊上有关国际时事及中日战争的报道，也译登苏联报纸有关欧洲战事及中日战局的报道，主持《译报》编辑事务的，有胡愈之等。当时，日军已控制上海，书报检查极严，但因仍同美、苏、英、法保持外交关系，故对于专门译载这些国家报刊文章的《译报》，只好任其出版。《译报》当时是上海唯一的进步报刊，因为要翻译至少是四国文字的材料，也解决了当时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们的生活。
作者附注：这篇文章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稿整理的，现在要重印，遵照编辑同志的建议，删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词，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动。文章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可参看《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我写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
1979年5月12日
卷七 关于鲁迅 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
——复谭国棠国棠先生：
尊论我颇赞同。但记事体和感想体的小品在文学中确是一格，如果做得真好，那么，就以此名〃家〃，亦不为过。这是就一个人而论；若就一个民族的文学而论，自然不能单有小品而无大著。我国新文学方在萌芽，没有大著，乃当然之事，正不必因此悲观也。
《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第一篇《沉沦》主人翁的性格，描写得很是真，始终如一，期间也约略表示主人翁心理状态的发展：在这点上，我承认作者是成功的；但是作者自叙中所说的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南迁》中的主人翁即是《沉沦》的主人翁，性格方面看得出来。这两篇结构上有个共通的缺点，就是结尾有些〃江湖气〃，颇像元二年的新剧动不动把手枪做结束。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起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起性！细心的读者，你们同情我这话么？
记者雁冰答
〔附〕来信记者先生：
近来各杂志各报上发表的创作大都是短篇的，长篇很是寥寥，便是那些短其中，也是描写人生断片的作品少，而记事体式的杂感式的作品多。此等作品，气味甚淡，看惯刺激性极强的红男绿女的小说的中国人，一定觉得干枯无味。况且实际上这些小说本来用意既极浅薄，情节亦颇简单。我真不懂像这戋戋者怎能证明作者确有才华！长篇小说近来发表的像《沉沦》等三篇，亦未见佳；虽然其中加了许多新名词，描写的手法还是脱胎于《红楼》、《水浒》、《金瓶梅》等等几部老“杰作〃。《晨报》上连登了四篇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疲乏极了！贵报目下隐然是小说界的木铎，介绍西洋文学一方，差可满意，创作一方却未能见胜。至盼你们注意才好呵！
与其多而不好，不若好而不多；我以为如今创作家发表创作太容易了。
谭国棠一九二二，一，二
卷七 关于鲁迅 读《呐喊》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但是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的看它（《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狂人日记》）的生辰了。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总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是
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
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著〃仁义道德〃几个字。我
横竖睡不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岂不通的小说曾未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狂人日记》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