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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译名对照。由于莱维在书中提到了太多自古至今的欧美名家名篇，篇幅所限，不能逐一列举，故译名对照表以莱维在旅美途中接触到的人、地、事、物为主。
翻译过程中，译者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教授，他们不仅通晓英法两种语言，而且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化底蕴。他们睿智而细心的答疑解惑，使我终生受益。美国麻省文理学院历史、政治学及地理系主任黄开来博士，不辞辛劳地通校了全书。译者不懂西班牙文，故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耐心与细致的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赵梅
2008年7月
第12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1）
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出现在旅途结尾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的认同问题。
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提出的，也是我与他在波士顿讨论的问题；回顾过去，我看他在重复说着20世纪初的陈词滥调，蜂拥而来的“拉丁斯拉夫人”和“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的“乌合之众”，腐蚀着“美国政治和道德特性”：我们是谁？那孕育出我们的美好、高贵国家的英国清教信念还残存几何？我们是白人还是一个混合的民族？单一还是多种族？这个国家将如何抵御亨廷顿认为是不可同化的新的墨西哥移民浪潮，他们只梦想在一场新内战中，凭借力量收复19世纪40年代失去的土地？
这也是一系列其他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些书不那么有名或有条理，但也并非思路混乱，当然更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中那种可憎的历史本土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杂交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以及心底重现的印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遍布当地邦诺书店柜台的整整一系列书，构成了我此次旅行的节奏：美国及其大选；美国及其根基；美国及其印第安人、黑人和社团；战争中的美国；美国及其神话；红蓝两色的美国；美国历史上的拉美裔和德国人；自从边疆时代消失以来的边疆神话；刘易斯和克拉克；托克维尔；俄亥俄怎么啦？堪萨斯怎么啦？再一次，我们是谁？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天定命运”在伊拉克的动乱中会怎样？我们的“例外论”，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所传递的信息，或开国元勋的使命会如何？我们的纯真？我们失去的纯洁？这么多的书！很少有一个国家这么急切地询问它的命运，几乎没有国家深受这样一种认同迷惘的困扰。
接着，有一个问题跃入旅行者的眼帘，无论有没有这本或那本书，或甚至是一大批书；在这令人应接不暇、多姿多彩的美国之旅的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中，在不再知道如何对待它的传统的老南部，在受后工业化后遗症冲击的北方，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在中产街区和赤贫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在新道德秩序下的淘金族及威斯康星矿工的家庭里，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假如我试图对此做一概述，我发现起码有3个或4个症状。
症状一：纪念思维的错乱，我在很多事例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库珀斯敦的棒球名人堂到亨利·福特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博物馆、拉皮德城的恐龙公园、巴德兰兹的化石博物馆、戴德伍德的上龙发掘现场以及约翰·克里在得梅因被当场博物馆化的奶酪盘。我想起了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3类不同记忆所做的区别：纪念碑式的、批判式的和文物式的。第一类通过呈现精心制作的、人们冀之不朽的昔日伟大形象，来恢复人们的信心；第二类把这类形象送上严厉但公正的科学历史法庭来强化记忆；与此同时，尼采所说“文物式”的第三类，则把“小的、有限的、碎片的和古代的”东西串联，这种源于“盲目的收集狂热”和“把曾经存在的一切不停歇地编在一起”的记忆是一种没用的记忆，它不但不能增强个人，而且只能“使活人变残”，使“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无可挽回地以“灭绝”告终。那好，看来美国正以其无所不在的名人堂，落入这第三种情景中。这些狂热囤积的博物馆，这些合并一切并再也不区分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纪念的地方，这些村和县的所在地，他们似乎已经忘却遗忘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好处，人们沉湎于几乎所有东西的遗迹中——所有这些就像一幅巨大的“失眠”和“反刍”的模仿画；尼采还说过“怨恨”，或“复仇”精神——这是“文物历史”的特征。这荒谬而病态记忆的形式，这既焦虑又懒惰、既狂热又无所事事的记忆，实际上是“非美国”式的记忆，它通过一个奇怪的角色反转，正在把那个启蒙时代的伟大美国，那个歌德曾写道摆脱了它的欧洲过去和欧洲对过去的迷恋的美国，变成一个甚至比最沉湎于往昔的欧洲国家更深陷过去而不能自拔的国家：如果世界一如哲学家所言，如果我们接受尼采的最严肃告诫的结论，这是一种不是激励而是当前时代的掘墓人的记忆；对今天的美国民族来说，它将是一种认同危机的先兆，至少不次于那些源于绝对非记忆和习惯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也提到的“植物人式的存在”的系统性的危机，它同样催人入眠。同样一个国家怎能既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之一，同时又在南达科他州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用来质疑进化论的常年化石展览？对印第安人的忏悔，对印第安部落的种族灭绝和隔离，赤裸裸的不宽容，对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灭绝上的渴望，直到不远的过去才停止的迫害的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些矛盾怎能既在令人敬仰的华盛顿史密森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中得到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假纪念景点又遍及沙漠各州沿途，一个比一个更花哨：这是一个假拉科他印第安酋长的假墓地；那是重建的奥格拉拉村；那里，又一个小型夏安族羽毛精品展；然后是一座药学博物馆，一个3000万年的化石树，一个由俄克拉荷马和爱达荷州资助，为真正的野马建立的退休之家——对所有这些文物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虔敬？
第13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2）
另一个征兆：肥胖症。显然不是指身体的肥胖症。不是欧洲反美主义用来取乐的、臭名昭著的肥胖症，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所观察到的，肥胖症在这里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惹人注目或令人担忧。但是另一类肥胖症。一种奇怪的肥胖症，报道中所说的身体的扩张也许只是一种隐喻，一个肉体的假象。一种社会肥胖症。一种经济、财政和政治肥胖症。城市的肥胖症。购物中心的肥胖症，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教堂的肥胖症，像在威洛克里克。停车场的肥胖症，这些购物中心和教堂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出一个完全的微型社会，一个有自己的节奏、空间、消遣和休息区、自助餐厅、班车，甚至——这最过分——特别组织的班车，这样，一旦你的车停下，购物者或礼拜者可以上另一辆汽车，他们因此免去了步行之劳。旅行车的肥胖症。机场的肥胖症，对于它们用来服务的城市来说太大了。选举经费的肥胖症，太多了以至于花不完。好莱坞票房的肥胖症，持续打破先前的纪录，一旦那些纪录被超过，这就成为一部新电影质量的可靠象征。大纪念碑的肥胖症，像在拉皮德城的疯马纪念碑，它使庞大成为优秀雕像的主要标准（即使政治支持不总跟上）。企业遵循强迫增长法则的肥胖症，或者——但到头来是一回事——20年前戈登·季柯在电影《华尔街》中的著名台词：“贪婪好；贪婪有理；贪婪奏效；贪婪明明白白；贪婪将拯救美国。”最后，公共赤字的肥胖症，它的不断成长——上述范例是它们的榜样——正在成为飘扬在整个社会上空的一面警示的旗子。越大越好，今天的美国人如是说。大是美丽的，它歇斯底里般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颠覆了1960年代的口号。一个全球化的、完全的肥胖症，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空间，不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一端到另一端，似乎成为这模糊不定的疯狂的猎物，它缓慢地导致一种机制膨胀、外溢、爆炸。一个国家，就像我在一张罗切斯特的报纸中读到的一群“从18到60岁”的女性，她们聚集在教区教堂里进行“第一减肥”计划（一种神奇减肥法，它迫使身体多余的脂肪听从命令，只要你把上帝放在首要位置）；一个国家，就像这些据说已经“失去饮食控制”的女性，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不仅是在饮食方面，而且在思维、文化和哲学方面；一个国家，使人看到已经偏离或打破了使身体处在界限内和生存的秘方及密码。希腊人对此有一个概念。他们有一个词——甚至两个——形容失去或尚未找到中点和局限的物体。当然，“狂妄自大”。放纵、过度，强制和非理性力量，索福克里斯曾说，上帝用死亡惩罚它，20个世纪后，霍布斯对此断言，把“幸福”变成“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欲望的持续过程”，把“人类的总体倾向”说成是“对一个又一个权力的永恒和无休止的渴望”，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然后，特别是“无限”，这种“无限”的表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说，是万物之准则，是它们未经生殖的起源，是产生罪恶感和潜在的畸形（严格地说，形状残缺）的原始混乱——这在柏拉图那里变成另一个词，或是用于不确定、形式的、难以命名的、纯粹的和无目的的物质性，或是用来形容残暴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因而，又一次，用于形容死亡。美国到了那个程度吗？它是否处在黑暗的边缘？它在世界的地位，它在地缘政治中的狂傲，中产阶级男女们个人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狂热消费和负债累累——他们是这些古代法则的化身？如果你情绪低落，这是当前美国认同的另一个症状、另一个迹象、另一个恶兆。
迹象三，与前面所述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次后果却与这个国家根本制度有关：被割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空间；它与日俱增的区隔，有人称之为它的分裂，它的巴尔干化，它的部落化——美国向多元国家、马赛克社区、族群和集体的狂想曲的转变，这使一个伟大作家——这次，不是希腊，而是罗马——所设立的可敬目标、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变得难于实现。我充分意识到，这不是新近的现象。丹尼斯·拉考尼、戈登·伍德和埃丽斯·马林斯特拉斯等学者对此曾做过详尽的研究。从一开始——事实上，从无数注定要生活在一起的竞争团体在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英国殖民地登岸之时起，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众”与“一”，民主与共和的困难辩证法。人们只需思考宪法批准前的激烈辩论；只需回忆反联邦党人辩论的深刻敌意，杰斐逊以及所有那些像他那样担心看到中央政府的专制取代美国刚通过独立战争摆脱的英国统治的长篇大论；人们只需记得美国第一代民粹主义先驱发起的反对“共和派”套用孟德斯鸠理论的伟大思想战斗，仅此便传达出一种这个问题是多么持久的感觉。但是，新颖之处在于，过去多种思潮中的一种，在两个世纪以后，成为一种共识。曾被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组描绘成“派系的邪恶”，人人都相信假以时日会被克服，最终却征服了时间，如今作为美国话语和制度实践的主要成分显现。新奇和现实是在过去20至3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诞生于1960年代的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真正的文化革命，我们目前还在评估它全方位的影响），赋予了长期以来只是众多诱惑之一、不自信、有时羞愧的东西以尊严与合法性。这群众性事件是少数族裔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