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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誓愿集团法国萨特的用语。集团形成的第二种形态。以，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阁下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啦——早亡给西夏帝国啦，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乎？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脏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耙，就能把人耙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的也。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进，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顾先生也建议教习应该坐上一阵（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心理，明白了一阵），闹嚷嚷的结果，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艺是祖传的家法，却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礼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个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分，没有吸气的分。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生存恐怕就动摇矣。
不仅人好事好，“书”更是好。韩愈先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文以载道”朋友，也是酱缸蛆之一，他阁下对汉王朝以后的书都不读的理论体系。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本，《德经》在前，，而只读汉王朝以前的书，也就是孔丘先生、姬旦先生之类圣人的书。
走正路的朋友
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无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会硬说他们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促淹先生之后，兴想百年之忧。把狗说成龙，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台湾的政治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龙之辈。
谈了几天对僵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邪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于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分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到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在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愈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分分地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用刀柄“嗵”的一声捣到腰窝，捣得黄帝子孙蹲到地上努力呻吟。任凭你自以为是头脸人物，日本老爷都不在乎，该捣仍是照捣，于是乎不守秩序的毛病也就无影无踪。
这真是可怕的羞辱，而更大的羞辱是洋大人从这上发现了中国人原来都是有奴性的——没有自尊，不能自治。是不是真的如此，事属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洋刀对若干毛病，确实可以着手回春。我老人家说这话不是赞成三作牌也把东洋刀挥舞得呼呼生风，但我却赞成猛罚。你不是不肯排队乎？罚银五两。你不是闯灯乎，罚银十两。你不是不亮方向灯就乱转弯乎？罚银二十两。你不是随地吐老痰乎？罚银子二十五两乎。罚得你怨声载道，下次你就再也不敢啦。有一位摩托车阶级的朋友告我曰：“自从上次罚了六十元，到今天我就再没有偷渡过单行道。”国家自然大治，人心自然大安矣。现在流行的劝导杰作，徒增加三作牌跟小民间的仇恨和社会紊乱，只是“德之贼也”想出来的“貌似忠信”的乡愿主义，乃祸国殃民的主义也。
闲话拉得太远，不过想说明有些祖传毛病如果用暴烈手段，或用猛罚手段，确可达到刑期无刑的目的，而把毛病治愈（这些毛病迄今仍在跳跃，前已言之，只是“德之贼也”作崇的结果）。可是有些毛病，却不是打针吃药可以治愈的，打六○六兼吃神仙一把抓都本法度。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总是疑心人家欠了他一块钱，恐怕靠吃阿斯匹林不行，似乎得找心理医生，从内心治起。呜呼，中国人的窝里斗毛病，用东洋刀就捣不好——不但捣不好，就是砍都砍不好。用暴烈的手段和猛罚的手段，只不过像把高丽参塞到枯树洞里。盖窝里斗的毛病是一种内省的心理状态，无论是谁，讲起来演，写起来文，一个比一个明白亲爱精诚、携手合作的重要，可是再明白也没有用，该窝里斗仍窝里斗，其状跟鸦片烟瘾君子一模一样。
一张利口
提起鸦片烟，就好像提起女人脚，年轻人知道的已不多矣。可是当柏杨先生年轻时，鸦片烟却是盛行海内、名扬海外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鸦片烟设备，简直既没有体面，又没有身份。不过，鸦片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用银子买的，偏偏那玩艺奇贵，所以既令黄金如山，都会被吸净光。夫鸦片烟和纸烟不同，有些人的纸烟烟瘾奇大，一天能吸五大包，看起来病入膏盲，不可救药，实际上不过心理作用，真的狠上一狠戒之，顶多觉得精神恍惚，没抓没拿，有点不对劲，不会有更强烈的反应，你见过有几个戒纸烟戒得用头撞墙的乎？可是鸦片瘾却是生理作用，真要狠上一狠戒之，那就活像东洋刀那么一捣矣。嗟夫，岂止一捣，简直千捣万捣，兼无休无止拼命地捣。痛苦到顶尖之时，宁愿一口气喝二十斤巴拉松。而更严重的现象是，纸烟不会升级，吸纸烟就是吸纸烟，顶多进化到吸雪茄、吸烟斗，出不了别的花样。可是吸鸦片就不然，吸着吸着，就会更上一层楼，吸起来海洛因矣。夫吸鸦片可以勉强支持，一旦吸起来海洛因，就等于往千丈深的水井里，头下脚上那么一跳，连圣母玛丽亚女士亲自出马，都救不了他。
柏杨先生从没有吸过鸦片烟（年轻时得罪人太多，虽曾被戒烟局恭恭敬敬请去过一次，坐了几个月班房，但后来实在查不出来啥，只好交保释放，这总不能算有老瘾吧），所以当年在我们家乡。俨然正人君子，有一位表嫂，官太太也，吸鸦片吸得房子都卖啦，田产也卖啦。她儿子久仰我老人家乃人类奇葩，口舌伶俐，就拜托我前去晓以利害。对这玩艺，他可算有运气，找对了人，当下就振衣前往。老太太听说天下最聪明的人驾到，没等我翘尾巴，就知道要拉啥屎，屁股还未坐稳，她就开腔曰：“柏叔叔呀，你来啦正好，我这几天就一直要打发你表侄去找你。你瞧，我这个鸦片烟枪，真是害人不浅，啥东西都卖完啦，只剩下这幢破屋，还有坝子上十亩稻田，如果再吸下去，孩子们将来怎么过呀。唉，鸦片烟把一个人吸得没脸没皮，没廉没耻，为了两口臭烟，有的把亲生儿子卖了当奴，有的把亲生女儿卖了当窑姐，狼心狗肺，也不过如此。俺娘家有个亲戚，家产万贯，骡马成群，仅只丫环使女，就有十七八个，身前身后，谁不尊一声老爷夫人。可是染上了鸦片烟，没出十年，男的当小偷，女的去破庙里卖身，任凭那些叫化子瘪三，只要两个烟泡，就睡一觉，细皮白肉，我一想起来就寒心。你说，柏叔叔呀，这还算人呀？简直畜生都不如，只不过为了吸那么一口，一阵子腾云驾雾，就做出断子绝孙的勾当。真的，你仔细算算看，哪家吸鸦片烟有好下场的？我怎么不明白？只是当初为了胃气痛，才吸上了瘾的，现在真的要戒啦。你瞧，我这大儿子，自从小学堂毕业就没有再念书，将来庄没庄，地没地，我要是伸腿瞪眼，他依靠谁呀？柏叔叔，请放心，我连烟灯烟枪都砸啦，说戒就戒，今天就没吸一口，你以后要是再听说我吸，就请打我，打我的脸，骂我婊子，我只有感激不尽。你那表侄，为他的娘受尽了委屈，千万疼他一点，听说你在道尹衙门认识不少师爷，能给他找个小差事练练才好，我就是对不起他那早死的爹……”说着说着，泪如泉涌，小手帕湿了两条，说得我如五雷轰顶，愣愣而出，没看清门限，几乎跌了个狗吃屎。
我那次出使异邦，可以说再圆满没有，该表嫂大人把我想不到，或者虽想到而说不出的话，都痛痛快快地淋漓陈词，纵是功力九段的大傻瓜，都听得出她阁下确已大彻大悟。夫知难行易，既然有如此刨根的知，当然接着就是剑及履及的行。结果是她把仅剩下的那座破屋和坝子上的十亩稻田，全都吸到烟枪里去。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在行乞途中，倒毙在田膛上。女儿早已卖给一个福建药商，儿子能做啥事，在道尹衙门当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