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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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世人间- 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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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棱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呼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地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孤仙不灵,是你不诚。”想当年义和团之役,也有这种节目,大师兄交下咒语,只要那么一念,人人都成了金钟罩,洋枪洋炮打到胸脯上好像打到城墙上。等到后来尸伏如山,血流成河,找大师兄算帐时,大师兄也理直气壮曰:“怎能怪我,只能怪你不诚呀。”

呜呼,“诚则灵”,这是神棍、大师兄的堵嘴手段,酱缸蛆把这种手段用到政治上,皇帝老爷遂有百是而无一非谭嗣同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哲学上,杂糅儒佛,,小民则有百非而无一是矣。不管皇帝老爷灵不灵,只管小民诚不诚。皇帝老爷所以不灵,只因小民不诚。吕祖谦先生把那些“不可与言而与言”的可怜烈士,大笔一抹曰:“未善也。”问题是,即令“善”啦,理也说明白啦,辞也达意啦,心也平气也和啦,行为也受到尊重,言论也受到信任啦,而皇帝老爷仍照样顽强如初,该怎么办?

——不过,圈子似乎仍可以兜回到原处,原处仍是“诚则灵”,酱缸蛆的意思显然是,只要“善”啦,皇帝老爷一定会听,如果不听,就一定是不“善”。看起来好像政治性辩论法,辩来辩去,有权势的朋友有理,没权势的朋友没理,嗟夫,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别的学说都一脚踢掉,而独欣赏儒术,真是聪明绝顶。君看过《金瓶梅》乎?西门庆先生为啥不喜欢吴月娘,而偏喜欢吾友潘金莲?实在是潘金莲女士有她的几套。其中一套是,每当天寒地冻,她就不让西门庆先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厕所,而自动自发地让他把尿撒到她嘴里(柏杨先生引用这种古典音乐作例子,实在不好意思)。其嗲其诌,其降志辱身,怎不使臭男人舒服哉。不要说别的,仅只吕祖谦先生这种诚则灵的喝尿理论,就不亚于潘金莲女士,坐在金銮殿上的西门庆先生,怎不喜欢他?

不过努力喝尿只能解决“诚”的问题,不能解决“灵”的问题。潘金莲女士虽然喝了尿,西门庆先生该乱搞仍然乱搞,到处跟女人睡觉。吕祖谦先生喝尿的结果,皇帝老爷仍不能行仁政,又该如之何耶?潘金莲女士还可大哭大闹,偷书童,偷女婿,给西门庆先生也戴戴绿帽子。儒家既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屁股后写的:“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善”的意义乃变了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那种极端的自私上啦,盖“与愚人画策,其死宜也。”对付愚人最“善”的办法,莫过于沉默寡言,只求自己无灾无难到公卿,国家事管他娘。说老实话固然“未善也”,就是多说话也是“未善也”。最“善”的妙着莫过跟屎壳郎一要,紧抱着臭屎球不放,天塌啦把大家全砸死都没关系,只要别碰它那块臭屎球。而这臭屎球,在我们这种走错路的文化里滚来滚去,滚得又坚又硬,连原子弹都轰不垮。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能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立了近代经验论的认识原则。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推崇观,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也。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的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不能沾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也。

自私心人皆有之,未可厚非,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是:“俺可以在里面弄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臭屎球死也不放,你说,怎不教人柔肠寸断乎?

祖先崇拜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对祖先的崇拜。洋大人在这上似乎跟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而且对我们这一套颇不以为然,有时候甚至还要嗤一嗤尊鼻。这并不足怪,盖我们洋大人那一套也同样地颇不以为然,有时候也同样地要嗤一嗤尊鼻也。洋大人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的,在基督教里,只有上帝的地位,没有祖宗的地位。以后工业发达,小家庭林立,祖宗的地位就更加低落,不但祖宗的地位低落,连父母的地位也一天不如一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农业封建社会上,而农业封建社会对祖先却颇瞧得起,再加上漫长的专制政治,人们被固定于一块土地,老年人的经验,像啥时候要刮风啦,啥时候要下霜啦,比起年轻人来,真是活宝,于是“老”的行情,就一天一天看涨。

洋大人抨击中国人“祖先崇拜”,没啥可跺脚的,但中国人抨击中国人“祖先崇拜”,似乎得一棒子打回去。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中值得重视、应该保留下来的项目之一。盖年轻的朋友都想飞,一旦年纪渐老,翅膀的劲没有从前的大啦,就想歇一歇矣。只有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才能享受到完整的人生。洋大人一旦老啦,就成了狗不理,穷老头住养老院,阔老头困处在空洞的巨屋里,过年过节,儿女才回来一趟,像探望一条被遗弃在残垒废壕里的老马,还没看清是谁哩,就又走他娘的啦。呜呼,洋大人这一套只能算是半截人生。前半截如虎添翼,勇不可当,后半截就惨啦。比起来中国老头老太婆儿女绕膝,天天坐到牌桌上张家长李家短,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

柏杨先生有个朋友,每逢过扯,一定贴上“历代祖宗之神位”的牌位,率领一家大小,行三跪九叩之礼。前些时他老人家还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教他们勿忘此举。盖身在番邦,心须缅怀故国,也是教他们下一代知道,老祖宗固来自中华也。每逢清明,他老人家也必率领左右,前往郊处,向西烧纸焚香,遥祭祖茔。一则慎终追远,聊抒幽思,二则也使孩子们知道“根”在何处。三则这正是一种孝恩的教育。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则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斗争,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往进一步想的,偏中国同胞遇事都往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对胜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点”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很浓厚啦,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是有深世同情心的,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处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浮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乎哉?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在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矣。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说,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折丧元气。

难队抵挡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啦,惹得皇帝老爷赢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华民族奄奄一息矣),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样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的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温柔敦厚地向他呛献旗感恩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伊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艺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不了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而已。日久天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啦,于是拟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于是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王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人十八层地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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