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 第46部分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霉，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任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着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迁授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儒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成为机械唯物论的最完善的形式。肯，幸灾乐祸，自私自私，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地，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的挤和斗，受不尽的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有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王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阔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载《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呀，俺好漂亮呀！”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橄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地，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必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浆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率先生驻洛阳时，“八方风云全九州”，不可一世，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创了化学哲学的研究。以后在苏联又得到较快发展。研究的，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哪有时间看完，吴佩率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是“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候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梯”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那么也只有“讲谏”这一条路借以强调儒道为一，认为两家皆以“无”为世界本体。，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

人里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朱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尤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尤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当小民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艺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像，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人强大，那是庸将。”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雄辩，像连珠炮一样打出来，打得人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点头赞叹之外，啥话都说不出口。

“只我例外”

吴祖谦先生一阵阵串炮，把读者老爷打得胡乱点头，对历史上那些因进谏而被杀被辱的忠臣义士，不但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把他们讥嘲诋毁得一钱不值。这副心肠，婊子心肠也。呜呼，当司马迁先生进谏刘彻先生时，他是怀着如何的忠诚，结果被绑到暖气的房子里，受尽苦刑，最后还饶不了他，割掉生殖器，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杨继盛先生进谏朱由校先生时，在砚台上写曰：“鸡三鸣，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阉，事成策汝功，事败同汝贬。”这又是何等的沉痛，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也又何至辱骂他乎？

皇帝纳谏不纳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