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还没写完哩，前线已吃了败仗。
直写原本应该从左向右，现在反而从右向左的成了正统，是中国文化一大反动，教人叹息。现在既已如此，力难回天，说也等于白说。想不到横写时天经地义的从左向右形式，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撞上霉运。有些人下定决心，颠而倒之，非把它改为从右向左不可，不但向中国同胞推销，而且还英勇地硬往日本人头上猛罩。记得十年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在它的顶楼竖起从左向右的“日本航空”横写招牌，大家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逼着执法人员取缔。取缔了好几年，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原因很简单，中国字一旦被日本吸收，就成了日本字，日本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日航公司老爷回答曰：“你们只能管中国字，怎么管起俺日本字啦。”台北某报上有一篇短文，坚决地主张中文横排应从右向左，奇趣丛生，且照抄小一段，恭请读者老爷御览。文曰——
当年日本开办万国博览会时，我们中国馆有个从左向右的横写匾额，被彼邦人士纷纷物议，认为失去了东方人的色彩，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大以为不当，当时已详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了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意矣。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过为了提供洋大人欣赏“东方色彩”而活着的也。真的是这样的话，台北高楼大厦和电梯、电冰箱，都该一扫而光。第四，主要的是，依正常的理性判断，日本一向是从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从左向右的写，会发出“大以为不当”的应。犹如日本老奶们从不缠足，能讥讽中国老奶也不缠足乎？对啦，提到女人缠足，那真正是东方色彩，更是古老的中国色彩，我们是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见识见识，就仍硬缠不放？说谎也得有点想象力，靠搬洋大人，似乎没太大用场。
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布里奇曼（PercyWillamsBridgman，1882—1961）美国，容易衡量。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个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我真不明白，崇洋媚外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日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公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使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既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假如“国民身分证”“A字第1O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分证”“号8684892O1第字A”。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得浪费时间“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而相对地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时代有反对进步的顽固分子。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文化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地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得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地套到头上，套得两眼昏花，招架不住，“无行”送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捍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他辛苦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辽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找到开封，把后恶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汉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筑上一钯，借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不可闻也，臭而不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烂，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对手干上一记流行。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德国的尼采、胡塞尔为这一学说，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丑闻会自动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佳话会自动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得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于，专拣软的捏。没权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