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入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很欣赏胡乔木这篇文章，嘱令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名义发表，使此文的“规格”向《再论》看齐。
毛泽东曾说过：“胡乔木写过许多好文章，《再论》和《尼赫鲁的哲学》就是他写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长文。胡乔木十分准确地掌握着与尼赫鲁论战的分寸：
“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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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罢“西尼”驳“东尼”（2）
胡乔木正是在肯定了尼赫鲁的这一面之后，展开了对他的另一面的批判：
“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么不同的调子！”
在这“但是”之后，胡乔木逐条批驳了尼赫鲁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论点，最后又回归到希望中印继续友好、共同携手的话题上。
确实，胡乔木很恰当地掌握了分寸，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人民日报》的“婆婆”（1）
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的报道是吹牛，是虚夸。”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其中提及“养猪的高潮很快就会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以为不妥。他说：
“我国一些回民聚居区是没有养猪习惯的，不应该要求禁猪的地方发展养猪事业。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求准确，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论，更应该分寸恰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
胡乔木在写作上是内行，说了不少经验之谈：
“有些同志发愁社论写得不生动，有些生动的事情一写就不生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写得生动？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这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了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房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念：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胡乔木用地平线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却不平。因此海浪给诗人很大的灵感，因为他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的冲击。为什么海浪能引起诗人的灵感呢？就因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么高，使你担心它跌下来，不能不紧张地期待着它的变化。文章也应该这样，有变化，有波浪。文章没有冲击，只有句号，决不是好文章。句号是表示平稳的，人说话如果老用这种平稳的腔调，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文章也是这样。一篇社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句号前面都是‘的’字：‘这些困难是应该充分加以考虑的’‘这些倾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认为错误是很明显的’。‘的’‘的’‘的’，一篇社论共有十段，每段结尾都是‘的’字，这样一个劲地‘的’下去，不是会叫人打瞌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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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婆婆”（2）
他天天“评报”，关心着《人民日报》的每一个标点。有人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转载什么样的文章，总是通过胡乔木向《人民日报》转告。
顺便提一笔，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出八大版时，那《致读者》是胡乔木写的。他在《致读者》中阐述了《人民日报》的任务和八个版面安排以及改进方向。这表明他对《人民日报》的过问是那么的具体，是居于总编之上的“大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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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1）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