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 第33部分

第十四章　　忠与奸（3）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第十四章　　忠与奸（4）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一个渴望成就霸业的人，他只是渴望着为朝廷所用。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鸿章全部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与他的同乡，三国时期的曹孟德不一样。李鸿章虽然从才情上说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气、豪爽、洒脱、风趣、机敏、诡谲、狡诈、冷酷以及残忍，同时，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样对于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学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从诗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对于天地万物有着通彻了悟的人。只有具备这样的感悟，才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一个不具备浩然之气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的。

　　从思想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节孝的道德对他影响非常大，这种儒学义理的教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是一直承认“真命天子”的。

　　当时，层层叠叠的科举选拔制度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机械与谨慎。从这样的体制与思想出口所涌现的人物往往尽显处心积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掌握过中央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第十四章　　忠与奸（5）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认识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容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意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