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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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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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赶不上他们30年前。他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在我国也能借鉴一下的话,对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得好好抓紧改进提高。还有,注意节约能源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国人口本来就很多,浪费资源的现象很多很普遍,让人很痛心,应该下大力气建立节约型社会。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6)
苏:后来您还参加过世界大城市会议'8',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王:是的。1980年4月,应意大利米兰市市长邀请,尽裨号迹笔比伪本┦懈笔谐さ奈胰瓮懦ぁ⒐页鞘薪ㄉ枳芫志殖ど劬芡疚宋剩炀拗蕖⒄允τ⒋薹锵肌⒓职牢旁钡拇硗殴擦瞬渭恿苏獯位嵋椤
  这次会议有50多个国家的64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官员、建筑师、工程师、社会问题专家和学者,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多数来自第三世界。美国和日本没有来,苏联虽然来了三个城市,但是首都莫斯科就来了一个市议会对外关系处成员。会议议题是“城市的未来,未来的城市”,讨论重点是城市资源和居民服务设施问题。
  苏:初次参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会议是在米兰和都灵两个城市进行的,我们还参观访问了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多瓦等城市,给我总的感觉还是比较友好、和谐的。我们觉得大会决议的草案有几处有问题,譬如,谈到资源的归属问题时说:“应将资源 …视作全体人类的财富,而不仅属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或对它进行辛勤劳动的人们”,“浪费和不尽茫蟪鞘谢ǚ训脑龀ぁ… 瞧独У母础!钡笔蔽颐侨衔夂苋菀妆话匀ㄖ饕謇茫Ω眯薷摹N颐窍惹胧敬笫构莸澄耐猓秩〉玫谌澜缗笥训闹С郑缓笤技蠡崦厥槌ぃ押玫靥岢鑫颐堑囊饧C厥槌さ背【桶丫鲆樽髁诵薷摹
  当时阿馈液头侵薰乙蔡岢鲆恍┎煌捶ǎ┤纾胺侵薏灰鞔停ㄒ坏囊笫牵晕颐翘峁┑脑…料,给予公平的价格。”大会主席作了一些解释,最后通过了决议。苏联代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要求决议中不提阿富汗问题,结果闭幕式上,有代表提出两点人权不受侵犯的声明,得到大会支持。
  苏:您对1978年的中国总体印象怎样?
  王:1978年开始,我们对外交往激增,开始走出去。我负责外办工作比较久,从1967年一直到1983年离休,一直在北京市搞外事工作,特别是1978年后,出访比较多。这些年的出访,让我在很多国家看到社会秩序良好、生活和谐、文明礼貌,公路上汽车很多,但行车秩序很好,互相礼让,很少发生交通事故。
  即使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差,不文明、不礼貌的情况到处可见。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崇尚道德礼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礼仪之邦,优点、特点是很明确的。但是“文革”使一些优良传统、道德传统遭到破坏。“文革”流毒的影响不可低估,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号召是很重要、很及时的,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的素质、改进社会风气是有针对性的。
  另一方面,30年来,我们的尽糜泻艽蠓⒄梗嗣裆钜泊蟠蟾纳疲鞘薪ㄉ韬团┐褰ㄉ瓒加泻艽蠓⒄埂9υ銮浚勖茄烁绷恕U庑┒际歉母锟诺奈按蟪晒晕颐钦庑├先死此担呛苄牢康摹
  '注释'
  '1' 1938年6月6日,为阻挡日军西进南下,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黄河决堤让89万人无辜丧命,1250多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达到“分而歼之”的目的,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想让黄河流回故道,将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公然撕毁之前国共两党达成的“先复堤后堵口”小椤V芏骼丛谏虾5闹泄舶焓麓α斓纪跣σ弧⒄悦鞲Φ韧揪…过一番有力论争,在国民党汛前堵口阴谋失败后,转而争取联合国的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取得了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随后又千里挺进大别山,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此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全面竣工。随后的几年,黄河安然度过几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2' 当时北京的旅游接待工作受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领导。
  '3' 1956年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成立,1958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成立。两社的接待对象主要是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旅游团体,接待工作主要是政治任务,增进友谊。接待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于“五一”、“十一”两个节日前后。1959年接待港澳及外籍华人950人,1964年为2021人。外国来华旅游者更为寥寥。“文革”期间,旅游业基础处于停顿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的旅游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接待海外、国外旅客迅速增长为万人次。(参见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7)
'4' 郭献瑞,1912年10月生于河南南乐县,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抗战时期,在南乐县、广平县参加革命。后调往冀南行署任职。1947年在河北省政府任职。1951年调任华北供销合作社主任。1954年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任商业部副部长。1960年调任中共华北局委员会委员,兼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1964年到河北省永年县指导“四清”和社会主义实验县工作。1969年调北京市财贸组工作,主管物资供应。1972年当选为北京市市委委员。1976年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兼任市财贸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任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主任。1996年离职休养。
  '5'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3年1月互设大使馆。1978年8月12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双方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6' 松村谦三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青年时代,他与廖承志同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毕业后曾到中国各地旅行。1928年,松村谦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大臣、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职。1955年11月任自民党顾问,为党内领袖之一。1959年10月,松村谦三排除阻挠,以76岁高龄毅然率团访华。这是战后自民党上层政治家首次访华,松村谦三与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共商中日友好大计,在交往中结成深厚友谊。松村谦三生前曾五次访华,大大推动了日中关系的发展。1971年8月,松村谦三先生逝世,享年88岁。生前好友三木武夫在致悼词时说,“松村虽然倒下,日中友谊长存。”郭摹籼庠纱逑壬氖吹溃骸安碀释粞螅晃…可航。敦睦邦交,劝攻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 1978年3月至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出代表团到各国考察。一是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尽晨疾熳椋愿郯牡厍惺档乜疾臁6怯晒饶谅柿斓恼疾焱牛疾旎疃晕鞣轿骞ㄎ鞯隆⒂⒐⑷鹗俊⒌ぢ蟆⒈壤保┪鳌H怯衫钜幻サH瓮懦さ闹泄泊硗湃ツ纤估…夫考察企业的管理情况。
  1978年这一年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提出学习亚洲一些国家高速发展的尽椤U庖荒辏10多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访问了50多个国家。
  '8' 世界大城市会议自1972年在米兰市政府举行后,到1979年已召开八次,每年举办的大城市会议宗旨是交流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各方面的尽椤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1)
亲历市委常委会:平反###
  苏峰(以下简称苏):1978年,您参与了北京市委给“###”平反的决策过程,请您谈一谈。
  白介夫(以下简称白):我亲历的“###”平反的活动,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会'1'。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确切地记得了,开会的人记不太清楚,我记得贾庭三参加了,我作为常委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议题,就是为“###”平反,最主要谈的不是下面哪个单位平反,而是整个“###”的平反。那时吴德是书记,贾庭三是副书记,因为舆论界嚷嚷得很厉害了,就是对“###”的平反,所以在那个会议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就是把“###”平反,说这话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应该对“###”平反,就让吴德出面,马上给中央的华国锋打电话。
  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尽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吴德一言不发,可能他认为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态,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副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给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个红机子,直接可以打给中央,最后是贾庭三跑出去打的电话。
  吴德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想,他可能觉得“###”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吴德他本人也参与了。在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要他现在向中央讲,他可能不愿意讲了。但是,吴德也没有阻止贾庭三向中央打电话。
  我对整个“###”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会,北京市内部对“###”平反的准备工作,叶林和张彭参加的比较多。叶林当时是负责工业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是市尽魅危窃诘紫律塘浚蛭###”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厂的工人,所以工会反应比较强烈,就是尽每凇⒐ひ悼诜从Φ谋冉隙唷T趺唇饩觯吭谡饧虑樯弦读趾驼排硖致鄣谋冉隙唷U舛疾皇窃诔N嵘希鞘窃诨崆白鲎急腹ぷ鳌U嬲N崽致鄣模侵V仄涫碌叵蛑醒氡硖###”平反。
  我看到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
  苏:在开这个会之前,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私下议论过“###”的定性?
  白:那议论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底下议论就多了。一开始大家对把“###”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见。议论归议论,参加归参加,参加了的人议论,没参加的人也议论,大家都议论。
  天安门我去看了看,别人不大敢去,我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当时已尽挡蝗萌ヌ彀裁帕恕N乙桓鋈巳サ模サ氖焙蚨员鹑吮C埽蠹叶技苫洹###”。我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标语、文章已尽泻芏唷N胰サ氖焙蛘每吹揭桓鋈耍驹谌嗣裼⑿奂湍畋奈髂峡诜⒈硌萁玻磕钭芾恚歉鍪焙蚧姑挥兴怠###”是反革命事件。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可能是工人,工厂里边,七机部下面的工厂去的多,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先在家里写悼念总理的文章,写完以后自己跑到天安门,找到电线杆,偷偷摸摸地挂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开去挂悼念总理的文章、标语和大字报。但还是有某些胆子大的人是公开的。
  苏:当时,您作为市委的主要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没有想过中央会追查这个事情,到时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白: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群众去悼念总理,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会不会出事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
  苏:1978年5月,中央认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1980年,贾庭三有一个清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里谈到当时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厂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华的老师比较多,市委里的人比较少。在这个报告里,市里的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也做过几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大会上检查,说检查不深刻,后来到了第二次才通过。您有印象吗?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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