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
＇26＇ 李默庵（1904…2001），湖南长沙人。1923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考入程潜先生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随之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参加东征、北伐，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5年4月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开展抗日斗争，在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后，任国民党军队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等职，参与酝酿和筹商程潜先生起义的一系列重大事宜，并列名于起义通电之中。后在香港与黄绍竑、刘斐等40余人发表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后转阿根廷尽獭�1963年赴美国定居。1991年初从美国回国定居，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会长，全国政小氖纷柿衔被岣敝魅巍５谄摺私烊…常委。 。。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11）
＇27＇ 宋希濂（1907—1993） ，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多次参加湖南学生示威活动，与同学曾三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多篇抨击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文章。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参加东征、北伐，由排长升为连长、营长。1927年赴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归国，军中任职，驻扎南京。后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所在部队后编入远征军，在滇西缅北抗击日军，取得胜利。后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等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2月被俘。1959年12月特赦。后任全国政小氖纷ㄔ薄⑷…第四届委员、第五至第七届常委。1980年旅居美国后；垂暮之年，奔波于大洋两岸，广泛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后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28＇ 蔡文治（1911—1994），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州区）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军事。“九？一八”事变后，愤而回国，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1935年，进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后又破格提升为少将科长、处长。曾参与“台儿庄战役”作战计划。1943年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美、英开罗会议。曾任浴啦孔髡教ぁ：笤陡昂Ｍ猓辉僮匪娼槭�1980年后多次回国访问，促成黄埔同学会的建立。
＇29＇ 邓文仪（1905—1998），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8年任总司令侍从参谋，有“出身于蒋介石侍从室”、“朝夕不离蒋中正左右”之说，后任蒋介石的秘书处第三科，即谍报科（后改制成军统）科长，专门对中共进行诉奸防谍的任务。1932年，邓是刚成立的蓝衣社主要成员，是“十三太保”之一，接任者是戴笠。解放前，邓任政工局局长。去台湾后，邓当选为中常委和国民党“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代主任，国民党内地位颇高。
＇30＇ 覃异之（1907！�1995），广西宜山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28年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曾任国民党政府军52军参谋长、195师师长、52军副军长、军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东北行政长官部第八兵团副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在香港起义。建国后，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二、三、四、七届全国政小保谖濉⒘烊…常委。著有《第五十二军台儿庄抗战尽贰ⅰ痘破医ň贰ⅰ妒孀邛痰忍钢猩浇⑹录贰ⅰ逗庋舯Ｎ勒角昂蠡匾洹贰ⅰ督…国与青年军》、《中国驻印军始末》（与人合著）、《古北口抗战纪要》（合著）等，遗作编入《覃异之回忆录》。
＇31＇ 孙越崎（1893…1995），浴棍瑁憬…绍兴人。 1913年，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五四”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尽淘喟镏氡本┐笱Э笠毕笛埃笥衷诿拦固垢４笱Ш透缏妆妊谴笱а芯可荷钤欤⒌接ⅰ⒎ā⒌隆⑺盏裙疾煊涂蟆⒚嚎蟆；毓螅卧…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1934年，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同年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抗战爆发后，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1941年，建成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被誉为“煤、油大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浴试次被岣蔽背ぁ⑽背ぁ：竺白派Ｏ眨谥泄驳叵碌嘲镏拢橹惫せこА⒒た螅芫鸪艄こ璞溉ヌㄍ澹艚Ц龃蟆⒅行统Э笃笠导�3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建国后，先后任中央财政尽梦被峒苹指本殖ぁ⒖忻嚎笞芄芾泶Ω敝魅巍⒑颖笔∪舜蟪Ｎ岣敝魅巍⒑颖笔≌…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小保谖濉⒘⑵呓烊…常委。1950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32＇ 吕汝骥（1896…1978），字季良，1918年考入直隶军官学校，1920年毕业后曾在陕西、河北、山西等地任军职。抗战初期，任阎锡山部骑兵司令部副总指挥，多次击败日军进攻。1942年后，任战区第4军副军长时，多次和阎及其追随者发生意见分歧，1945年被调往宁夏。1948年，在北平任国防部高级参谋，多次规劝傅作义尽早率部起义，后随傅投诚。建国后，在甘肃、山西等地任军事教官。1955年后，任河北省民革委员、保定市民革主委，多次当选为保定市人民代表。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1）
最大的变化——思想上兴奋
苏峰（以下简称苏）：王老，您好！请您谈一谈1978年您所尽囊恍┦虑椤�
王大明（以下简称王）：197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也有30年了，我只能从我所在的局部回忆一下1978年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1978年，我认为它应当是拨乱反正大潮的前夕，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涌动、酝酿阶段。当然这个涌动、酝酿阶段的过程，必然会有思想斗争，这是必然的。应当说，这一年是酝酿的一年，是思考的一年，也是斗争的一年。
1978年，在我的印象中，人们还处于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中。说实话，现在我们看来，1978年是“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斗争的一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一年。但是当时的我们并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思想上虽有涌动，但是对于上层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也不完全知道，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呢。
全面回忆那段时间，人们还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当中。像我们这些人，就特别兴奋，认为我们可以大干四个现代化了，那时候对于华国锋搞的尽媒徊焦龋颐遣⒚挥芯醯糜惺裁次侍猓颐鞘呛苄朔艿摹�
1977年，全国召开工业学大庆的会，我们到大庆去学习了，我带队去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没多久，化工局就开始抓生产，很快就出现了高潮，北京的媒体就报道了化工局的生产热潮，听说还得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和赞扬。这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总算可以干现代化了，“四人帮”那时候是不让干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
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这批干部的一个情结，再加上1975年小平同志大抓整顿的时候，把这个情结又大大地调动了起来，可惜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要搞十个大庆，四川发现了大型天然气，要把这个天然气引到上海、北京来，我们非常兴奋，大干现代化的热情再次高涨，我们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大庆，干现代化干出个样子来。这是我们当时思想上的一个大背景。
苏：当时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1978年的物质生活没有大的改善，老百姓物质生活的困难都还基本没有解决，但是并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觉得我们马上要干现代化了，这个困难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已尽釉帜阎凶叱隼戳恕Ｎ矣∠笾校�1978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化不太大，但文化生活变化非常大，这个我等一会再讲。较之于“文革”期间，1978年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很大。物质生活基本还是老样子，但人们并没有觉得苦。我印象中没有人提这个，人们似乎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一切都因为我们要大干四个现代化。
苏：大干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给化工局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围绕大干四个现代化、怎么干四个现代化，北京市化工局已尽行⌒〉母母镆罅恕Ｆ┤缢担炊云骄饕濉Ｆ┤缢担こЮ锩嬉灰憬苯穑恳灰慵萍吭趺囱⒒尤嗣堑幕裕吭趺囱股刃蚋茫空庑┪侍猓搿拔母铩逼诩涓闫骄饕澹笈什准斗ㄈǖ囊恍┒鳎灰刃颍焉刃蚪泄芸ㄑ梗际呛懿灰谎摹�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已尽懈母锏囊罅恕Ｎ胰衔笔毕旅嬉恍└刹渴强吹搅苏庖坏愕模彩怯懈母镆蟮摹Ｎ业笔本褪腔髡鸥憬苯穑芨慵萍木透慵萍Ｎ胰衔蠊埂⑵骄饕迨遣恍械模と嘶缘鞫黄鹄囱健５笔被ぞ窒率舻某ё又诙啵桓龃笙鸾汗鞠卤呔陀泻芏喑ё樱揭┕鞠旅嬉灿泻芏喑ё樱褂谢ひ怀А⒍А⑷А⑺某А⑽宄А⒘А⑵叱В谢こА⒒な笛槌В褂谐雒浩慕够А３ё又诙啵鞫と说幕允且桓鲋匾侍狻�
对于那时候一些更大的、更高一级的改革斗争，我们有一些思想涌动。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围绕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影响生产发展的一些“左”的东西要打破、要清除。在这个方面，已尽加胁煌饧兴枷攵氛耍一辜钚卸恕Ｎ壹堑谜庖荒暧幸淮挝胰スせ嶙鞅ǜ妫业ㄗ颖冉洗螅担骸拔揖醯每梢愿憬苯穑忝蔷醯迷趺囱俊贝蠹揖痛笮Γ械木凸钠鹫评础Ｒ蛭庵埃挠腥烁姨岣憬苯穑空馐俏镏蚀碳ぃ∷裕裾庑┒鳎得魑颐撬枷肷弦丫…有所酝酿了。那时候，我们这批抓实际生产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搞奖金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真理。不打破平均主义，生产没法上去。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2）
“文革”前，我在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1＇的领导下，尽Ｅ艿匠ё尤ィ煸诔ё永锔愕鞑椋ü鞑椋恢币岳次揖途醯闷骄饕宕蠊故遣豢尚械摹Ｒ虼耍拔母铩币唤崾蟾闼母鱿执揖途醯闷骄饕宕蠊贡匦肓⒖唐瞥岢龈憬苯鹨彩翘敉返摹Ｄ鞘焙颍挥腥颂岣憬苯鹫饫嗟摹拔镏蚀碳ぁ贝胧鲜兰�80年代初北京光学仪器厂提出搞“浮动工资”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还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阻力。
那时候，青年团、工会有时找我去作报告，都不算正式场合。当时化工局的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像赵庆和＇2＇ 等，他们都是长年在基层搞工业的，都很懂得工人的心思，都知道平均主义带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生产无法发展。所以我作报告时，胆子比较大。当时的化工系统隶属于燃料化学工业部，大庆也在燃化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化工系统根据燃化部的部署，比较早地搞了“三大讲”＇3＇， 在批“四人帮”方面，是带头的。因此，在打破影响工人生产积极性这些东西上，我们思想上禁忌比较少，而且，大家都有股探索的劲儿。不是你想搞奖金，我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