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跋曰：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温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十九岁结婚，谭嗣同像
今年三十四岁，正好十五年，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他的庶母而言。从诗中可以看出夫妇恩爱之情。烈士多有一对恩爱夫妻，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令人读之悲从中来，谭嗣同的《留别内子》诗亦复同然。
侠士的气节，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位戊戌政变的侠士，壮烈牺牲的过程可分一先一后。后者已在前头述出，也就是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嗣同不听，再四强之，反说出“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语。卒不去，故及于难。
先者，则是九月十八日夜间，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寓所）。他把维新变法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对袁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梁启超《谭嗣同传》）
袁世凯在9月20日见过光绪帝后，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过一天，西太后囚禁光绪帝。再过两天，也就是9月22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才被逮捕。可见，从事发到被捕有两天之隔，当然有充裕的时间可让嗣同避难逃亡，躲过杀头之祸。从这个先后过程看来，嗣同是觉悟一死的。
赋诗狱壁，从容就义
《儿缆船并叙》诗中，嗣同自比“十龄儿”，把危急存亡的中国比作“濒覆之舟”，“惶惶船中人”当然指的是光绪帝和保皇派的维新人物，维新变法救中国就是“曳入港”，而“逆风”难道不是荣禄等保守顽固的后党吗？十岁的小孩，力量有限，在狂风破浪中，为拯救惶惶不知所措的船中人，逆风曳船入港。最后使劲拉紧船缆，这个小孩的双手被缆倒曳，肉随缆去，他的小小双手惟见白骨，多么凄惨！
嗣同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政变一起，为拯救维新的一班人，拉紧袁世凯不放，可是袁世凯告密去了，他自己便被捕送到西市菜市口斩首。人间悲剧，莫此为甚。
谭嗣同等六人，从被捕到西市斩首，仅有六天。六日狱中情况，有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盒摭忆》的记述：“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
和嗣同同狱的林旭，在狱中时作微笑。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刘光第见听到传呼，就提犯人出监直奔西南角门，乃大愕，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这六人被斩首，就是“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最为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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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5）
旗帜矛盾的唐才常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梁亡命。唐才常这位谭嗣同的同学挚友，便遵守他的遗命，挺身而出，效法唐朝徐敬业###武则天那样，举兵###西太后，欲把囚禁中的光绪帝解救出来。这就是1900年8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几省，发动的自立军起事，结果事败被杀。
唐才常在政变前，他的至友谭嗣同在京做了军机章京，便应邀前往北京参加新政机要。唐才常正要北上，刚到汉口，就听到政变发生，谭嗣同牺牲。他非常悲恸而义愤，折回湖南处理一些事务后，便东渡日本。与康、梁会商，决定联络长江两岸的会党，起兵勤王。他还和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取得联系，以反清为出发点，欲意走上“殊途同归”。
1899年，也就是政变后一年，湖南时务学堂同学林圭留日回国，在上海设立“正气会”，作为策划起事的机关。唐才常加入正气会，在正气会宣言中，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竖起反清的旗帜；但却坚决拥护光绪帝的重登帝位，主张“君臣名分”。不久，唐才常接受康有为的指示，改正气会为“自立会”，因正气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字面相同，有反对异族统治的嫌疑，和保皇党的宗旨违背。可见，唐才常介在“异族革命”和“君臣之义”之间，非常矛盾。
1900年7月，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北方高涨，清朝政府处于混乱状态，东南各省倡议“自保”。唐才常为利用这个形势扩大影响，造成勤王的声势，在上海英租界召集维新人士，成立“中国国会”。容闳、严复、文廷式、章太炎等数百人到会。宣布宗旨有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议，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章太炎劝唐才常取消第三项，唐不听，章太炎当场把自己的辫子剪掉，表示对保皇的抗议。
“国会”召开后，自立军在武汉设总机关，决定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分七军同时举兵起事。并通过日本人向洋务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话，请张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
张之洞佯许不干涉自立军的行动，表示默认，却在自立军起事的8月下旬，联络汉口的英国领事，调亲军营伙同英租界的巡捕，包围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多人被捕，同遭杀害。张之洞还捕杀了其他许多自立军分子，湖南巡抚也乘机兴狱，大批捕杀自立军和维新人士。
谭嗣同为维新运动壮烈牺牲，他走的是改良主义路线。如果改良主义成功，中国总比在保守顽固的西太后统治下，固步自封，倒行逆施，要改善几倍，亦未可知。也许就像今天的日本，君主立宪，实行内阁制，天皇仅仅是一个象征。实行议会制民主主义，也不啻是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可是，清朝已腐败到不可救药，非把它推翻不可。因此，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谭嗣同的出发点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无可厚非；相形之下，康有为后日的保皇运动和复辟策划，就是违背时代潮流；唐才常更是有点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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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翰林公：蔡元培（1）
蔡元培：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
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鼓动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这样极重要的人物，应该给予表彰。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像
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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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翰林公：蔡元培（2）
一生的转折点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