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我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又叫康翔，与康泽是本家兄弟辈，是个胆小好利、酒色财气俱全的人）的来任师长。孙殿英的部队虽编为两个师，实际两个师的师部都没有成立，实际由孙本人统一指挥。把部队直接交给别人孙还是有顾虑的，孙殿英给康纪鹏以师长名义，生活上给予应有的照顾，但就是没给他指挥部队的权力。我还是住在军部里，做孙殿英的工作。1939年初我到晋城不久，孙殿英部队移防到林县（晋城以东河南境）以西直到东阳关，面向平汉路布防。铁路线属于敌占区。孙部除两个师外还有些支队，以东住到平汉线以东冀南地区。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八路军。孙是一个封建流氓军阀，是在矛盾中图存以及求得发展的，在华北就是利用八路军和蒋的矛盾。我们在抗战初期所以能和他建立关系，能在他的部队进行工作就是这个？？因。当时华北的抗战形势，在我们党的正确政策领导下，有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在他的周围，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孙很懂得蒋介石是不会要他过黄河以南的，要在华北就不能不和我们和好。他此时完全是采取保持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这当然与李锡九、邢肇棠和我都做了工作有关。我过去说过，恩来同志一开始就向我交代：要策动孙殿英坚持抗战，与八路军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我在此时期，主要做这个工作，包括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建立孙部和八路军的*关系。我曾？？几次到八路军去，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政委见面。我到孙部后曾陪同孙殿英和朱总司令在太行见面，并与一二九师建立了联系。一直到1940年，新五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党中央评价过（据彭副总司令说），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这一期间也利用新五军的关系，给八路军做过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初掩护八路军东进纵队（只有百余人），通过孙部到平汉路东开辟工作，这也是何长工布置我做的。部队由抗大的副校长某率领，要我做孙殿英的工作，一是让这部分通过孙的防地林县一带到路东去，二是到路东后和孙的部队不要发生问题。我做了这个工作，除东进部队（人数很少）安全通过林县过路外，还电知路东，记得是崔振之支队，要和八路军东进部队搞好关系。其次，根据地有一段时间没有制造能力，必须从敌占区采办军工器材和无线电通信材料，以及医药卫生材料。我们利用孙殿英在敌占区的关系，通过秘密与公开结合的办法在天津、北平一带利用新五军的名义代八路军总部搞了不少这些东西，甚至八路军到国民党后方洛阳、西安等地活动时还可以利用孙部的证件（护照）、服装等。当时八路军时常有人到孙部，记得八路军前总王伯屏就去过一两次，八路军也替孙部解决过问题，如1940年送给孙部冬季全军棉衣等。
第二，1939年利用孙和豫北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打了国民党在林县的豫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姓吴，很反动，有三个营的地方土匪武装。我由河南武安调动牛瑞亭支队以移防为名到林县打的。
第三，铲除孙部所在地最坏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李光地。李是武安的大地主武装头子，彭城镇一个煤窑因为不满足他的勒索，一次就在煤窑里害死13个人；在这一带也和八路军闹摩擦。利用孙和他的矛盾，打击了这个地主武装李光弟支队，将李扣押撤换。牛瑞亭就是接替李的支队司令。总之当时的*关系是不错的，一直到1940年。这些工作是不易隐蔽的，隐瞒不了国民党的特务的，因此要想同时和国民党特务工作接近是有很大矛盾和困难的。而当时没有出问题，主要是孙殿英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倒到国民党去，他的部队虽然有特务监视，然而在抗战初期孙并不受特务的影响，蒋对他也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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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1）
我与孙殿英，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关系开始破裂。邢肇棠走得很磊落，他把骑去的马、带走的枪，让警卫员送回孙部。这当然与八路军处理慎重有关。在这以前，邢并非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队中工作的党员也有离开的，李琦就跟邢一道走了。李琦的走，影响到孙殿英与李锡九先生的关系（李琦是李锡老的亲外甥）。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到冬天就落到我的身上。自邢走后，矛头转向我，我的处境更为困难。先是在军部政训处出版的小报上公开对我进行攻击，孙对我也戒备起来，他给我派了个副官，我当时理解，来的人名为副官，实为监视。跑了邢又再让我跑了，显得他太无能，加上“坐视朱怀冰被打”的事，总要有个着落。国民党一方面对孙施加压力，同时设法对付我，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调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我当时考虑过离开孙部不去重庆，但这时彭文也在湘鄂赣特委发生了问题，组织决定已？？动身从湖南？？重庆到我这里来，我已告诉她过重庆时住到孙的重庆办事处，我如果走了，她会出危险。而且她们在路途上，我也无法通知她们说来了有危险。她们来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脱离孙部前，李琦曾向我讲过要离开孙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讲了这件事，暂时没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后，孙对我有了戒心，脱身已？？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则国民党会以抗命论处，是要加罪的，孙殿英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其实，这就是孙殿英与国民党配合搞的），孙殿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再者，也考虑到孙殿英的态度。我去重庆受训，就是因为在孙部一段工作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考虑孙当时对我确实尚无伤害之意，只不过是想表白他的态度，缓和重庆对他的压力。我考虑，只要孙无恶意，因而去重庆尚不至于有危险，等我家眷到后也好一同设法走开。为了能够再坚持下去，看看情况，便决定去重庆。开始，我没有表示，后来表示去，这时我正在卫立煌办的一战区为时两星期的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总共只有几十人，编成一个队。我是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孙殿英派的，第三师去了个参谋长张季良（实际在军部作参谋处长工作）。我带两个通信员薛集敬和李吉庆，两人各带驳壳枪一支，我带一支小手枪（即1937年戴笠送的）。去洛阳是同警卫营一部分队伍一同走的。我跟孙殿英说好，一战区师长训练班结束后我去中训团。
去重庆前，孙殿英写信要我过西安时会见胡宗南，到重庆后会见戴笠和张厉生。打朱怀冰之后，庞炳勋、孙殿英两个军已？？编成了廿四集团军，庞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归他指挥。庞政治上与中统有较密切关系，当我要去重庆受训时，孙殿英让我到庞炳勋处去一趟，并要庞炳勋写信给洛阳胡××（估计是中统河南比较负责的人），由胡写信到重庆后会见徐恩曾。不知是不是孙想借此向庞说明，他那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跟共产党接近，为此才叫我去中训团的途中从庞处一过，叫庞把我向有关方面也作些介绍？庞炳勋在我去找他时，就给我介绍了长驻河南的中统（CC）特务头子胡××，让我到洛阳跟他见面。这个特务又介绍我去重庆时见徐恩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2）
我到洛阳时大概是1941年初春节前后，以后彭文从重庆到洛阳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彭轶黄。这次是我先到洛阳，她后到的。抗战开始她到了湖南，后接关系到岳阳当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湘鄂赣特委。1939年夏国民党制造了平？？惨案。湘鄂赣特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对她发了通缉令。她把孩子丢在岳阳乡下老百姓家里，一个人跑到宁乡她二妹利华处躲了一阵。1940年10月，她请人挑着九岁的伯文，七八岁的玉仲，五岁多的叔平，从岳阳到宁乡，然后？？西南公路而贵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恩来同志。她是湘鄂赣特委介绍她到办事处的，南昌起义时，彭文在前敌军委会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她汇报了从湘鄂赣特委跑出来的？？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 “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