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已叛变投敌，是个叛徒，但当时组织还不知道，仍然在洛阳做八路军办事处长。才又回想起在洛阳他的三次约会肯定是岳烛远给我设下的圈套。一、袁晓轩既然叛变了，岳烛远一定会向袁晓轩查问我的政治情况，我和袁晓轩虽然在太行地区见过面，但从无发生过组织关系，又无党内私人介绍，袁晓轩是不可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的；二、岳为了进一步查清我的政治情况，采取了极为阴险的手段，利用袁晓轩还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身份，采取写信约我会面的办法，侦查我的政治面貌；三、可以肯定袁的这一活动必然是岳的指使，因为袁既已叛变，不会还为了党的工作去找我，只能是受岳指使对我阴谋进行侦查；四、岳可能？？过两次警报约会没有结果之后，才又第三次用在长官部公开见面的机会，再次窥察我对袁晓轩的态度。如果我去了起码暴露身份。幸而我考虑得多，避免了这三次约会的圈套，没有上当。相反，我还得到相当好处。岳烛远对我的三次阴谋侦察，不仅没能查出我的组织关系，相反给他造成对我有利的错觉，岳烛远已确认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成为他对我从怀疑到相信的转折点。当时我要不慎重考虑，后果真不堪设想。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4）
从这以后，岳对我采取了比较接近的态度。在我告诉他去重庆，请他以后多帮忙后，他给戴笠通了信，还提出要我过西安时介绍我和×××见见面。1956年审干中，才知道他给戴笠写信保我做师长。当时说请他多帮忙的话，不过只是作为对他的应付，可能他对我请他帮忙的理解就是从副师长到师长，但是1941年新五军的情况，已？？不是做不做师长的问题，而是还能在新五军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一战区训练班结束，中央训练团十四期已？？开学了，我就到重庆报到。孙殿英交代我路过西安时见见胡宗南，并给胡宗南写了信。我到西安，拿孙的信去见的胡宗南。信的内容是一般的问候，也说到我去重庆是到中训团受训。见胡是在西安东厅门、胡的住处，也是他个人办公的地方，门外无卫兵，门内有警卫。通过传达先交的信，后见的面。这次见面除先替孙问候他外，说到要到中训团受训，因为先参加一战区集训，时间已？？耽误了，估计到重庆时将迟到一周左右，不知报到会不会发生问题？他说他的副司令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你到后如有困难可找陶峙岳想法。胡宗南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陶加以关照。陶也在中训团受训，当大队长。反正教育长之类的人，都是他们一伙，报到迟早，他们点头就行。从当时情况说，既是要去重庆，和各方面见见面，可能有助关系上的缓和。我在西安住的是西北饭店，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宗南请我去吃饭，可能发了请帖。这次吃饭除我以外还有三四位客人，有一位像似学校的教授。 我到西安还会见了岳烛远介绍的×××。当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军统比较负责的人，但没能做进一步的了解。会见只是一般的谈话，未涉及具体的问题。和这个人见面时，还有个徐州人，也是黄埔学生，好似有意在我跟前亮相似的，从会客室门前面走过，他走过时向会客室里看了看我。这个人？？先跟我是熟的。我跟他只是点头招呼，没有讲话。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5）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搞调查、填表什么的。
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