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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战争中，清廷基本上没有历史上其他政权那样一次动员数十万军队的记载，因为清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满族人口较少，能组建的军队数量有限，让完全的汉人武装绿营数量过于庞大是极其危险的，绿营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另外，晚清时会党起义遍布全国，清廷大部分绿营兵都必须分驻各地，严格监视防御地方，指挥系统零落散离，互不统率，互相牵制，不能集中起来组成数十万人的大兵团。因为这两个重要原因，决定了清王朝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战略力量并没有传统上其他王朝那般强大。唐、宋、元、明都能在其京畿动员三十万以上的部队，清廷却只能动用十余万人，大部分以数百千人为单位分驻各县，而且受到大批北方起义军的牵制。如果没有江忠源、温绍原、周仁法这些七品县令中的名将坐镇，千余人的小股清军，对于数万军队的推进，只能起到骚扰的作用。如果战术得当，数万北伐军可以把这些分散的清军从容击破。整个北伐战争中，清廷只组建了胜保和僧格林沁两个机动兵团，数量均在两万左右，相比北伐军，数量并不占优势。北伐军的失利，也并不是因为兵员少于胜、僧两个军团而是指挥上的错误。
按笔者的分析，北伐军如果能顺利击破胜保、僧格林沁两个兵团，在生死存亡关头，清王朝至多还能拼凑四五万八旗部队顽抗。清廷不会把数十万八旗全部压上战场，如果四五万旗兵被歼，剩下的八旗兵是保卫爱新觉罗氏北逃或者南撤的本钱。我们模拟当年决策的杨秀清的心态，也大致如此，既然太平军能以数千人击破赛尚阿四万人的封锁，一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发展到百万之众进入南京，那数万太平军精锐也极有可能歼灭胜保、僧格林沁的四五万军队，联合北方捻军和其他起义部队，以数十万之众攻克北京。从北伐具体进程来看，北伐军及其援军，也一度发展到十数万人的规模，实力远超胜保等人，只是战术运用不得当才被打败。
可见，以数万太平军北伐，并非是愚蠢幼稚的决策，而是在一定理性分析基础上的战略冒险，如同邓艾偷袭成都的战术一般，只是由于北伐军指挥林凤祥、李开芳的失误而导致失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北伐军并不是传统所吹捧的那样，以两万人敌对数十万清军，因林凤祥、李开芳的骁勇善战而虽败犹荣，北伐应该是北伐军以数万精锐对阵胜保、僧格林沁数万人，以林、李二人指挥水平低下而遗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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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决策讨论（2）
需要指出的是，杨秀清虽然在战略上判断北伐有成功的可能，却并没有把国运赌在这冒险的一战上，杨秀清当时的心态应该是姑且一试，成则成，不成也可牵制北方清军，减轻天京附近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第一等的将领，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韦俊、曾天养、胡以晃都没有参加北伐军而出现在西征战场上。把精兵强将全部派往北方，以数十万的人力攻打京师，有杨、韦、石、罗指挥，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极大。但太平天国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清朝，他还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光推翻清朝而没有控制大片稳固的根据地，太平军还得继续与举旗自立的地方督抚、会党起义军逐鹿中原，江忠源、左宗棠这些霸才极有可能自己披起皇袍来，没有腐朽的清廷掣肘，这些汉人名将的实力将会百倍的迸发，太平天国消耗大量兵力攻克京师多半只会为他人做嫁衣。试想，如果太平军放弃江南的经营，全军北上攻陷京师，孤军屯于北方苦寒之地，面对占据广大粮产区和财赋地自立为王的湖广、江浙地方督抚，会是多么危险的局面。战争需要冒险，又不能赌上全部身家，杨秀清以偏师北伐，主力西征，拓展天京附近的根据地，扩大兵源、财源，壮大自身实力，徐图天下，是很高明的战术。夏燮的论述验证了笔者的推测，“自皖、豫一带，纠集捻匪，以图侥幸一决，借以牵制南下之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人口二百万，胜兵六十万，《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除孟森对此深信不疑外，建国后许多学者都表示怀疑，多数人认为太平军只有十来万，至多不超过二十万，质疑的根据就是北伐只动员了两万人。这种质疑颇有片面之处，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号召力已大不如前，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仍每战动辄数十万大军，李秀成收石达开溃兵二十万后，兵力更暴涨到一百万。难道太平天国全盛时代，还招不齐这五六十万部队吗？北伐前太平天国有六十万军队自然不用怀疑，之所以北伐只动员军队两万，西征只动员军队六七万人，这是由于杨、韦的精兵思想所决定的。太平军的部队虽然编成六十万乃至百万，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士兵都是刚从军的平民，没有受过训练。杨秀清极重视部队的训练，故每战只派出训练有素的部队，其余新兵留在天京大本营受训，这给人造成太平天国只有十几万部队的错觉。太平军一个军编制有一万三千余人，北伐西征战场上出现的太平军，一个军只有两千五百人甚至更少，罗尔纲先生据此推断太平军的部队大部分是不满员的。笔者则认为，太平天国推行圣库制度，士兵无须冒名领饷，虚设编制毫无必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太平军每军以两千五百老兵统带一万余新兵进行训练，战斗时只出动有经验的老兵，战斗中一军只出动两千五百人，而不是只有两千五百人。太平军被俘士兵的口供也证实笔者的推测：“打仗时，俱派湖南、湖北、南京、广东、广西人，新掳去的不使打仗，止做粗活”。（口供载于《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笔者未见原文，转引自张德顺先生的著作。）
除了训练的问题外，装备也很成问题，太平天国在天京附近，占领的土地很少，粮食、财赋都不繁其用，西征最初的目的甚至仅是为了夺取天京所需的粮草。尽管太平天国的军队编制极大，真正能够武装起来的并不多，由于装备不足和新兵过多，太平天国北伐只能出动数万人。
太平天国早期与清军的交战中，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与曾国藩的湘军对阵也胜算极大，原因就在于注重精兵战略，只派精锐老兵出战，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后期战争中，清军将帅屡屡有以少胜多，乃至数千敌数十万的战报上奏清廷，对比前期被太平天国打得丢盔弃甲的战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测这些战报多为谎报。事实上，这些战报多数也是真的：杨秀清、韦昌辉在内讧中身亡，石达开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兵力极窘迫，不得不把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这才出现了太平军动以十万计，战果反不如从前万余人的局面。
兵渡黄河（1）
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冲破扬州清军的封锁，率军北伐。关于北伐军的编制，有史料记为二十一军，也有记为九军的，各家史料争论不休。而据太平军被俘士兵张维城的口供，太平军在怀庆时共有九军，是从清军围困中杀出来的，“闻说系官军围住，此九军杀出来的”，笔者据此推测，太平军原计划北伐的部队应该有二十一个军，但只有九个军成功杀出清军的封锁线，其余部队都被阻在扬州至怀庆一线。所以通常所说杨秀清派九军两万人北伐的提法并不正确，北伐军应该有二十一军共五万人，只是到怀庆后才缩水至两万。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提法与笔者相同：“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兵五万，自扬州出发。三人都是广西老兄弟，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北伐军弃怀庆入山西，沿途血战，余众不过两万”。张维城的口供也证实了这一点：“过河者约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有两三万人，在巩县住下，经官兵杀死两三千人，因此巩县那一半贼都逃散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金陵省难纪略》也说，北伐军以湖北、安庆、江宁新兵为前驱突围，自扬州到黄河渡口，死者数十万，数目虽极夸大，但北伐军自扬州突围后确应损失不少兵力。根据张维城的说法，太平军在过河前有六七万人之多，一般说北伐军才两万余人，忽略了在怀庆之前北伐军的损失。
关于北伐军数量的记载，还有其他说法，比如陈思伯说：“督带九军约十一万人……奉伪旨扫北”，“计林逆自南京领贼十一万，至临淮关，新增淮民至十七万。沿途复增豫民，至汴梁省除逃去三万余，尚有贼十六万。至巩县渡河，贼数已增至二十万人。河中溺死万人，不愿渡河复归南京者约四五万，林逆渡河不过十三万余人。到天津后查册不足十万”（陈思伯《复生录》）。太平军的编制，一军有一万三千余人，太平军北伐的编制至少有九个军甚至二十一个军，陈思伯的提法，九军十一万人，比其他提法都更接近太平军的编制，故民国时期的史家采用这个数据的人不少。到了现代，一般不采用这个数据，多数著作都写北伐军两万余人，极少数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先生，写北伐军数量稍多，也只有五万人，未有一人采用超过十万的数据。陈思伯的数据，郦纯先生做了如下辨析：“如果北伐军多至十数万、二十万人。则奉令抵抗的清方将帅决不致仅数千或一两万人”，若在怀庆“北伐军共达十三万余人，则清军势难招架，何至围攻不破”。笔者对郦纯先生的学问十分佩服，但总觉得这两处辨析没有道理，按郦纯先生的辨析，如果太平军的数量真有十几万人，则清方的军队数目也应当大大增加。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太过想当然，太平军数量庞大，清军自然想增兵，但也得清军有兵来增才行。清军在与太平天国敌对的过程中，不少战场上太平军数量大得惊人，比如围攻南京的太平军老幼百万之众，雨花台大战李秀成号称六十万，但清军与之对敌的，也不过数万人。因为清朝的战略部署已经决定了在局部战场上清军捉襟见肘，想增兵而不可得。即使北伐军的数量大得惊人，清廷也无力给胜保等人更多的部队，因为清廷能调动的兵马，也就那么十几万人，除了各地防御驻扎的部队外，胜保领兵万余已是清廷能力的极限。至于第二个辨析则更脱离实际，如果北伐军有十三万人，怀庆一定可以打下，因为怀庆没有打下，所以北伐军没有十三万人。这个说法已经不太像是历史考据，典型的为驳斥而驳斥，老先生有点意气用事了。其实，以十三万人马打不下一个坚固的城池，这样的战例历史上并不少，如以老先生的辨析类推，历史上每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因为“××的兵力如果真有数十万，则对手一定会被打败”所以“××一定没有数十万士兵”，那历史上所有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岂不都是骗局？当然，郦纯先生还举出了不少清方文书的记载自相矛盾的地方，以论证北伐军没有十数万人的规模，这些考据都是严明的，笔者也基本上同意北伐军只有四五万人这个结论。
兵渡黄河（2）
林凤祥、李开芳率军数万从浦口攻入安徽境内，安徽清军只有三四千人，相当部分还是天师周天爵招抚的捻军，故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清军无人敢当，太平军数日即攻到交通要道六合县。六合知县温绍原，官职卑微，却甚是能干，“少负奇略”，是不可小看的角色。早在太平军攻陷武昌时，温绍原就已预见太平天国势大难治，极可能北上攻取京师，六合当南北要冲，迟早会遭到太平军攻打，于是开始做战争准备，“劝民积谷储群堡，修城垣，治守具。团练四乡，合为一气，别募壮勇训练”（《清史稿·温绍原传》）。温绍原创立联保团法，一遇战事，击钲为号，四方团练火速增援。温绍原在六合减赋税，废苛役，民心拥戴，愿受温绍原驱驰，朱锡琨率北伐军前部攻至六合时，六合县已布置得“铜打”的一般。温绍原模仿《三国演义》孔明火烧新野计策，将城南居民迁入城内，然后将其住房堆埋柴草，浇上火油，又在居民灶内撒上火药。温绍原布置妥当后出兵迎战北伐军，初战失利，折损百人，退保城南。两军相持间，温绍原率一部兵力摸到太平军后路发起偷袭。太平军突遭偷袭，损失惨重，掉头还击，温绍原稍事抵抗后撤退。太平军又饥又累，遂于城南民房生火做饭，温绍原设下的火药俱被引发，太平军被尽数包围在熊熊烈焰之中。太平军慌忙从火海中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