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
“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
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还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拿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站在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又为它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在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做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伕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
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被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
人人过关（3）
日军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
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
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发，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把手伸进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们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和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情。那个日军同情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被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情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
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
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节。几百个人一齐跪下来了：“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做到底吧！”
人人过关（4）
天黑了，她们还跪在地上。
。。
奴才们（1）
白茫茫的晨雾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着眼镜，挺着肥肥的肚子的家伙，手拿着一根拐杖恶狠狠地指挥着他的一群爪牙：
“打啊！打死这些狗东西！”
“给我烧！烧掉棚子！”
耀武扬威的奴仆们像恶煞般地又打又砸，将难民们好不容易沿街搭的芦席棚捣毁的捣毁，烧掉的烧掉。寒风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哀求，在哭号。
“布告早贴出来了，通告也贴过了，皇军有令，解散难民区！”他摸着鼻翼下那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怒气冲冲地吼着。
他叫方浩，原是一个律师。日本人一来，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第四区区长。第四区即难民区，他为日军鞍前马后地跑，仗势欺人，大发横财，红得发了紫。
有死亡，就有生长。被血和火洗劫过的南京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批黑了心肝抽了筋骨的汉奸！这是一批与兽类为伍的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的这个“自治委员会”，是与次日开始的难民登记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金陵大学对面那幢垂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大使馆的楼房，是与日军司令部同样具有决定重大行动的另一条战线的指挥部。矮胖胖的田中参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活跃人物，由他出面组织的这个所谓“南京自治委员会”，是为了替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与日军沆瀣一气的傀儡组织。兽类为了掩盖一下它的兽性，就要找一批奴性十足的奴才作为它的替身。奴才是按主子的指令行事的，它自然丧失了只有人性才具有的分辨是非的本能。
知道一下这班人的出身，或许可以从中明白一点什么东西。汤山陶庐浴池经理陶锡三当了自治会会长。此人任过律师公会会长，当时已是花甲年岁了，四方脸，戴眼镜，个子不高，却留很长的白胡子，穿中山装，他家里住着两个日本和尚。据说他与大军阀、大汉奸齐燮元是至交，所以田中首先看中了他。又有人说，他当时内心不愿干，为掩人耳目，他曾用名陶宝庆，当会长的时间不长。此话可信，因为自治会的寿命本来也不长。
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孙淑荣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懂日文日语，当上了副会长后，不知怎么仍然穿一套中山装。他是回民，至今，南京的不少回民骂他是“败类”，但也有人说他帮了一些忙，回民掩埋队的旗子、臂章都是他发的，没有他，埋尸更困难。
很多人说，詹荣光是死心塌地的双料汉奸，他通过与陶锡三是律师同行的关系混进自治会，一面讨好日本兵，一面还拉人下水，发展了一批小汉奸。他住在宁海路一幢很漂亮的公馆中，庭院中有两棵大伞似的宝塔松。七十六岁的袁存荣老大爷去过这个院子。他说：“詹荣光害死了好多人，鬼魂跟身，后来发精神病死了，这是报应！”
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警察厅长。可这个厅长也不好当，据说有一次要他去拉五百名妇女，他完不成，被日本的特务长打了两个耳光！当汉奸也可怜，跟着日本人的屁股却吃不到日本人的饭。维持秩序的警察一天三餐往家跑，却得不到一块大洋。渐渐地，警察们都各自走散了。
自治会设在大门楼的警察厅内，六个科室的名称倒是冠冕堂皇的，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可是血泊火海的南京有何交通财政可言呢？汉奸们干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丑事：拉伕、运送物品、代找女人、搜查中央军、驱赶难民等等，这都是伤天害理又丢尽脸面的事情。干不好还要被警告和挨打。当了汉奸的，家里人都朝他翻白眼，以前熟识的人见了都像避瘟神似的躲避不及。他们自知成了过街老鼠，一个个都缩头缩脑，出来时把衣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很低，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们在太阳旗下干着阴暗的勾当。为了迎接一九三八年的第一轮太阳，也庆祝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