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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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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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刹那间的念头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大姨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大姨父是她复旦大学的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后,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带着我大姨从重庆飞到南京。1947年受命赴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不久,调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任职。

  解放前夕,大姨父曾携妻带子飞到香港,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怎奈那时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有希望改善的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大姨父思忖再三,寻求着未来的出路。以他国民党高级外交官的身份,回到国内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他又实在不愿意跟随腐败透顶把江山丢尽的国民党亡命台湾。经过再三权衡,大姨夫一家再次返回美国,从此远离祖国,过起了海外游子的生活。

  说起来母亲和我大姨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有过历经艰辛的求学过程,都想依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都具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犟脾气。大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漂居美国的华人日子并不好受,原来的靠山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垮台了,被美国人鄙视;现在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朝鲜战争和信奉共产主义,又遭到美国人的仇视。”大姨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咬牙生活着,她一面含心茹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面重新开始读美国的大学,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30多年后,当大姨与我母亲在北京重逢时,彼此的心态是难以言表的。

  同是一母所生,同是旧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个年青时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最终背叛了国民党政府;一个年青时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一生不被重用,始终被挡在了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人生真是一个大舞台,喜剧唱罢悲剧登场,频频的换幕以至于戏中角色都有点啼笑皆非,无所适从了。

  或许是人分别的时间太久,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或许是彼此接受的价值观念相距甚远,以至于刚刚见面的时候,姐妹俩竟然象是一对陌生人,找不到一点共同语言,只能讲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那是一种令亲者痛心的尴尬。但骨肉亲情毕竟血浓于水,最终能够溶化政治坚冰。母亲、童年和故乡慢慢成为两个久别相逢姐妹的共同话题。一番彻夜长谈之后,大姨感慨万端地对我母亲敞开了心扉:

  “我们的年青时代都有朝气、有理想、有信仰。我们都曾读过易卜生和巴金的作品,都曾受过娜拉和觉慧的感染和鼓舞,我们拼命与封建的家庭抗争,企图摆脱对家庭和他人的依附,去寻求一个经济上独立的自我。虽然我们不曾改变家族的衰败,可我们总算脱离了这个扼杀自由、令人窒息的地方,尽管我们采用的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但那毕竟是我们一生曾经有过的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们虽历经艰辛,但痴心不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虽然我们现在已到垂暮之年,但回首往事,我们仍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这段超越阶级的肺腑之言,使终于从内心接纳了这位一奶同胞。

  母亲与我大姨之间那种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告别故乡安庆,孤身一人来到都城南京,就住在我大姨家中。

  那时候大姨已经成家,姨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为人忠厚,做事谨慎,人缘极好。大姨虽然已经生了我的大表姐,但由于肤色好,善保养,会打扮,往那一站,依旧是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再加上她善于攻关的天赋,上司同事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故而一家三口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很是惬意。

  母亲的到来可以说是我大姨期盼已久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之所以产生出走的动机,和大姨在背后不断地鼓动支持密不可分。大姨年少时与我母亲一样看不惯家中名目繁多的规矩,忍受不了家中散发出来的封建腐朽气息,所以自从考上复旦大学后,就一心想着怎么帮助妹妹也早日脱离苦海。母亲在皖南山区读中学时,她就经常来信,鼓励母亲好好学习,不要中断学业。她始终向母亲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名富家小姐,只有考上大学,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才是获得独立人格和社会认可的唯一出路。这一观念地不断复制和灌输,慢慢在母亲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大姨自然也就成为我母亲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母亲来到南京不久,便在大姨的安排下,考入金陵大学预科班学习。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求学
金陵大学是解放前我国著名的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江文书院,全国解放后,金陵大学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遂更名为南京大学。这所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尤以文理和农林见长,被誉为“江东之雄”。

  大姨在金陵大学有许多同学和朋友,自然是希望母亲先考上预科然后直接转入本科班学习。实际上,我母亲确实在金陵大学预科班学习了近一年的课程,并且深深喜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和人文环境,至今她仍然能够脱口唱出金陵大学雄壮豪迈的校歌: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若不是接下来发生了两件大事,母亲的求学梦想肯定就会在这里得以实现。

  第一件大事是国事。

  1947年夏,伴随着全国内战的升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迅速攀升,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物价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工人、市民和学生食不果腹,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15日,南京5千余名大学生首先举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接着,北平和上海的大学生也走上大街。5月20日,南京6千余名学生再次高举“京沪苏杭16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途中遭到南京大批军警、特务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南京“五二0”惨案。母亲当时亲身经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如今虽然将近60年的岁月过去,可每当提起这段历史,她都会激动不已。

  母亲后来讲,其实事先她并不知道南京高校要组织罢课游行,在此之前,她从未和任何进步的学习组织发生过接触,而是每天抱着书本来往于教室和住所之间,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的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对学校以外的事情从不过问。我母亲当时甚至对内战的爆发也很不理解,她实在搞不清楚,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刚刚过上和平安祥的生活,为什么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

  或许是因为母亲出身豪门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母亲从不过问政治的性格,反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从不把她当成依靠团结争取的对象,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直到1947年5月20日这天早晨,一个偶然的决定从此开始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

  那天早饭后,母亲照旧夹着书本去上学,路上不断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离开校园,却也并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一位同班的女生拦住她说,今天全校停课了,反正也没事,不如我们也一齐参加游行去吧。母亲稍一犹豫,那女生不由分说挽起母亲的胳膊就向校外走去。

  母亲就这样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胡涂地走进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那天马路上游行的学生队伍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学生们四个一排,手和手、胳膊和胳膊紧紧地互相拉着扣着,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散发着传单。路边的工人、公务员、小商贩们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似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交通完全断绝了。

  突然,警笛声刺耳地划破天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游行的学生,刹那间,救火的水龙头倾盆大雨般喷射过来,森亮的大刀、漆黑的皮鞭在人们的头顶挥舞。但学生们不畏强暴,依旧呼喊着惊心动魄的口号,昂着头颅大步前进,前面的学生倒在血泊中,后面的学生马上紧跟上去。冲啊,冲啊,向着反动派卖国贼冲啊!这用鲜血凝成的声音越来越高,地动山摇般响彻六朝古都的街头和天空。

  母亲的心灵第一次被强烈震撼了。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和悲壮。母亲对国民党标榜的“自由民主”的最后一丝幻觉,被穷凶极恶的军警、特务用手中的大棒彻底击碎了。

  这次血案母亲虽然毫发未损,但淡青色的旗袍上却沾满了同学的血迹。过度的悲伤和义愤使得她游行回来后便大病一场,几乎一个星期彻夜不眠,一合上眼,便是满天飞舞的大棒和四处飞溅的鲜血。

  几乎是在“五二0”惨案发生的同时,远在山东省南部的沂蒙山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张灵甫指挥整编74师紧紧围困在孟良崮,经过两天三夜的浴血激战,全歼74师3万余人,当场击毙师长张灵甫。这一战役不仅震惊朝野,也使母亲联想了许多许多。

  母亲自读小学开始,便早闻张灵甫的鼎鼎大名,那时候,张灵甫以其对日寇百战不贻的赫赫功绩,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当时的中小学生们,说起他的战功,个个如数家珍。

  1937年,时任团长的张灵甫,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激战之中,他甩掉上身军服,光着膀子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冲向敌人阵地,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接着又率团连续打退敌人7次冲锋,消灭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他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越深山峡谷,飞夺张古山,与日军浴血死战五天五夜,身中7块弹片不下火线,最终取得胜利,从此名震天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为什么却被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了,甚至搭上了性命。几天来,母亲苦苦琢磨着其中的因果关系。联想到国统区势不可挡的学生爱国运动,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人心者得天下。蒋介石政权腐败透顶,倒行逆施,必然命不长矣。

  这是母亲政治觉悟的开端。

  第二件大事是家事。

  1947年夏,大姨父奉命出使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消息传出,亲朋好友皆大欢喜,羡慕不已。

  上世纪40年代的国人与现在一样,对出国有着特殊的偏好,尤其是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更是把留洋当做毕生的最高追求,甚至比当今的出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有关系的军政官员都忙着把法币兑换成金条,存入花旗和汇丰银行,恨不能变成一只鸟儿飞到国外,那怕是中东西亚阿拉伯也成。当时有钱人出国的首选自然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再次是澳洲、香港东南亚,实在没本事的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总之拚着命也要离开大陆这块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是非之地。

  大姨夫出使的梵帝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是世界上最小的国中之国,面积仅有平方公里,人口仅有千余人。梵帝冈虽然国小人少,然而在世界上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它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天主教皇所在地,在100多个国家派驻“圣使”和“代理圣使”,控制着遍布全球几亿名教徒。

  梵帝冈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不久,梵帝冈便首先通电承认,并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同时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对其“恭敬与服从”,“务使###恶意除为要”。蒋介石年加入基督教后,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蒋介石认为,能够帮助他对付共产党的国际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和金钱,主要对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是反动宗教势力,主要对付逐渐觉醒的劳苦大众。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梵帝冈的外交地位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大姨父能够在此急需国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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