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一不可。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梵帝冈的外交地位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大姨父能够在此急需国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多事之秋被派往梵帝冈，既说明上司对他寄予厚望，也预示着他还有着不可限量的政治前程。果然，时隔不久，大姨父便又被一纸调令派驻华盛顿，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这使他的外交生涯达到了顶峰。
大姨对大姨父这次升迁自然十分满意。但高兴之余，又不免为如何安顿我母亲暗暗发愁。就在不久之前，姐妹俩刚刚因为我母亲参加学生运动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小磨擦。大姨认为，学生爱国固然可敬可佩，示威游行也无可厚非，但现在政府是独裁统治，学生稍有一点过激行为就有特务盯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抓进宪兵队、警察局，大学里三天两头有人被抓和失踪，闹得人心慌慌，她认为我母亲如果总是跟着进步学生组织跑，早晚要出事的。母亲则不以为然，她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失职不作为，国人皆有督促其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母亲和大姨因为政见不同第一次发生的分歧。但分歧归分歧，母亲最后还是尊重了大姨的意见，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组织的激进活动，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虽然母亲保证不再过问政治，但大姨依旧放心不下这个自小就脾气倔犟爱认死理的妹妹，左思右想，她决定把母亲托付给在南京的小姑照顾，并表示定期给我母亲寄来生活费用，一切都安排妥当这才放下心来。
大姨出国启程那天，母亲专程到机场送别。大姨登机前，握着我母亲的手，依依不舍，反复嘱咐，要用心读书，等她在外面站稳了脚跟，一定接我母亲到国外去留学。
飞机起飞了，带走了母亲的希望和梦想。母亲望着越飞越高、渐渐消失在云端的美式客机，久久没有离去。她在默默祈祷着我大姨一路平安，同时也在等待着有一天大姨回来兑现她的诺言。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大姨这一走，姐妹俩便天各一方，整整三十多年没有相见。
三 求学
大姨出国之后，母亲便搬进了她的小姑家居住。
我的这位小姑姥娘可不是一般人物，她从小在余家是我姥姥带大，因为姊妹中数她最小，大家都宠着，便养成一付刁钻尖刻的怪脾气。听舅舅讲，她出嫁时，仅娘家陪送的银元就足有三大箱，加上几十担其他陪嫁，光护送嫁妆的士兵动用了整整一个排。余家嫁女向来大方，但我小姑姥娘出嫁的气派，在余家嫁女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当年小姑姥娘出嫁之所以如此的排场，并不仅仅是因为余家的富有，更主要的是，她下嫁的夫君是个大有来历的人物。
小姑姥爷是个资深的政客。早年任国民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的中将高参。日本人投降后，作为第一批接收大员从重庆飞回南京，跟随中国陆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参加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接受了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文本，清算日伪财产，等到国民政府陆续回迁时，他已是刮够了地皮，捞足了油水，成为典型的战争“爆发户”。
小姑姥娘在安庆做姑娘的时候，我母亲尚小，自从她出嫁之后，两个人便没再见过面。母亲到南京后，曾经随我大姨到她府上去过几次，彼此见了也还亲热。大姨将我母亲拜托她照顾时答应的也很痛快。所以，大姨走后的第二天，母亲提着一个小皮箱就搬了过去。
然而，母亲搬过去没多久，就后悔了。
小姑姥娘居住在鼓楼2号一幢别致的欧式楼房里，这里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商贾云集的富人区，周边古树蔽天，鸟语花香，环境优美，景色怡人。然而风景虽美，但居者不雅。小姑姥娘既是麻将高手，又是舞场皇后，每天晚上不是“PARTY”开到半夜，就是“长城”修到天明，天天门庭若市，夜夜车水马龙。小姑姥爷则整日忙于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几个儿子更是不争气，十五六岁就养成一身坏毛病，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凭心而论，小姑姥娘对她这个侄女不薄，平日里吃穿不愁，照顾周到，而且单独自住在楼上的一间偏房里。但日夜不停的喧闹声根本无法使她安心学习。更使母亲无法忍受的是，这座小楼里到处散发和洋溢着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气息。不到两个月，母亲就以临近考期学习紧张为由搬了出去。
小姑姥娘并不知道我母亲搬出去的真实想法，临走时，还千叮咛万嘱咐，缺什么东西打电话叫佣人送过去，在外面住不习惯就再搬回来。
母亲离开小姑姥娘家这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窘迫的日子。那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通信不便，母亲和我大姨及安庆老家失去了联系。一个十###岁的富家小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突然之间，失去了任何依靠和经济来源，从未想过的民生问题马上变成首要的问题严峻地摆到面前。
然而，母亲是个从不服输的人，她没有听从好心同学劝她先回安庆的建议，而是和几个家境贫寒的同学合租了一间破旧平房，精打细算着剩下不多的生活费，继续坚持着学业。
母亲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决不能半途而废，即使前面的道路再坎坷再艰难，也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不考取金陵大学绝不回家。”
但是，日益糟糕透顶的时局打乱了她的如意算盘。母亲原来以为手中仅存的一点生活费只要省吃俭用，满可以坚持到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日期。不曾想，南京的物价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起来，金圆券落潮般地在迅速贬值。母亲终于弹尽粮绝了。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那些日子，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夜幕降临之后徘徊在秦淮河畔，眺望着江中灯火点点，排泄着心头的苦闷和烦恼。有几次，她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我小姑姥娘的小洋楼前，望着窗里透出的灯光。听见里面传出熟悉的声音，鬼使神差般地就要走上前按响门铃，但最后一刻，她清醒了，强烈的自尊使她止住了脚步，忍着饥饿蹒跚着渐渐离去。
就在母亲几乎山穷水尽、陷于绝望的时候，同住一室的一位同学带来了上海一些院校提前招生的消息，这消息无疑象一缕光明驱散了母亲心中的阴霾。
到上海去！母亲和几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母亲离家的时候，家里人最后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能报考上海的大学，他们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大染缸，再纯洁的好人掉进去也会改变颜色。这个约定，母亲是同意的，因为她当时的计划是投奔大姨，一门心思考取南京的金陵大学。可世事难料，母亲离开安庆后，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何方，再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了。
当母亲告别金陵大学这所朝夕相处一年的校园时，她的眼眶湿润了。这毕竟是母亲为之倾注了汗水、心血和感情的第一个梦。而如今这个梦伴随着囊中的羞涩破碎了。考不上金陵大学，成为母亲这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七月来到上海。顾不上游玩举世闻名的十里洋场，黄埔外滩，母亲躲在廉价租来的小阁楼里，一头扎进了书堆。那是一间高不过一米的阁楼，没有窗户，钻进去连腰也伸不直，正是江南最炎热的季节，阁楼里就如同一个桑那房，呆不一会就是满头大汗，我母亲在里面整整呆了一个月，悬梁刺股，宵衣旰食。也许命运终归要垂青勤奋和努力的人，这年初秋，母亲终于考取了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我后来问母亲：“是不是从小就有志于从事幼教事业？”
母亲听罢哈哈大笑道：“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幼稚学校是干什么的。我每天拼命地在众多招生院校的简章里寻找着官办两个字，我需要的是助学金。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第一感觉是，我终于找到管饭的地方了。”
母亲的回答先是令我惊愕不已，接着便也开怀大笑，觉得母亲不去学哲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用最简便的语言解决了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那就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母亲的答案真是淋漓酣畅，痛快至极。
四 参军
1947年夏秋之交，母亲走进座落在静安寺附近的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幼稚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母亲考取的这所国立大学是因为校长的赫赫名声而引人注目的。它的校长就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及儿童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浙江省虞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3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践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929年，又与陶行知共同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中心——中华儿童教育社，接着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幼稚教育实践基地——燕子矾幼稚园和我国第一所劳工幼稚教育实践基地——上海劳工幼儿园。1940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创办了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霸主地位，被誉为“儿童教育圣人”。他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提出了一整套“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培养儿童成长的首要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以及“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他特别强调要把“大自然、大社会”当成“活教材”，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
全国解放后，陈鹤琴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其提出的“活教育”理论遭到批判，从此告别教育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平反复出工作，可惜三年之后，便因病逝世，终年91岁。
母亲考取上海幼师之前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陈鹤琴校长的“活教育”理论很快吸引了她。母亲开始意识到，要想改造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无处不在的旧中国，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代“爱国家、家人类、爱真理”的“新人”，才能担负起振兴未来中国之重任。于是，母亲开始有了一种舍我其谁、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但是，母亲很快就破碎了“育儿救国”的梦想，时局的急剧恶化再次把她卷入政治旋涡之中。
母亲说，有两个人对她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校长。当时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浓郁。校长陈鹤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慈祥和蔼，乐于助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妈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许多外围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险遭日伪军暗杀。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都被他聘为幼师教员，掩护起来，才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而他自己则为此两度被捕。他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外，其余六个都是中###员。1947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做为陶行知的至交好友，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活动，并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不久，他便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并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嫉恨之深。
母亲时年19岁，正是需要和觅寻偶像的年龄，于是，入学不久，便将全部崇拜投入到自己校长的身上。并由此朦胧地出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陈鹤琴是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腐败了；他拥护共产党，自然是共产党得人心。
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