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期间，敝人在陆军省报道部工作，兼职内阁情报局。当时情报局传达了各省次官例会上为激发国民战斗意志，各省均承担制作广播节目工作的决议。工作由陆军省起头，敝人受命负责。提高斗志，嘴上说说容易，可怎样才能真正作出有效果的广播节目，实在头痛。 陆军省记者聊天时，一个曾到品川采访某省前大臣的记者说：“夫人送我出来的时候，正碰上美军俘虏队列从大臣门前经过。夫人说：美国人给弄成那个样子，太可怜了。战争打破了日本人认为英美人高人一等的想法。”当时敝人灵机一动，“就是它了！”于是写好了广播稿。NHK方面特别征求我的意见，把题目定为“太可怜了”。 这个节目播送以后，大量报纸和杂志转载，其反响之大，敝人也感惊讶。后来，其他省都没有制作广播节目。 敝人当然决不是说应该虐待俘虏。此前，敝人在上海任陆军报道部长时，曾经带关岛送来的美军俘虏出去看棒球比赛。以敝人对于战俘的感情来说，完全可以理解日本妇女那种温柔的心情。倒是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发生了不可容忍的事。美军阵地平常就是他们的练兵场，熟知地形，日本军队的进攻很难攻进去。两个步兵大队乘小艇从美军右翼登陆，孤军深入，受到敌方沉重打击。我方侦察兵亲眼看到美军用夯地的滚子，把日本伤兵碾死。 敝人战后在比利时当了俘虏。俘虏的正餐，是米粒都数得出来的稀里咣当的粥。日本人都瘦得象腊干一样。每天大约有五十人因疟疾而死。参加战争的人所经历的那种战争的悲惨，将永铭我心。 秋山邦雄 88岁 无职业 调布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被人告发，受到宪兵欺侮
事情发生在终战以前，日本战败已经势不可免的时候。一个宪兵忽然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家根据战时立法，收拾起祖传的纺织业，改为机械零件工场，正埋头苦干着我们根本做不惯的工作。 宪兵在工场内查看了一圈，洋铁桶太少了吧，砂袋准备了吗……这么乱搜一阵。临走的时候说：有话要问你，明天十点以前到宪兵分所来一趟。我追在后边，打听有什么事要问我，宪兵只是说，来了就知道了。听说他回去的时候，还到附近的商店去，打听邻居对我家的看法。 父亲第二天到宪兵分所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心里翻腾着不祥的预感，打电话到宪兵分所去问，根本没人理睬。九点左右我又一个人到分所去，站在门厅里说明来意，一个男子出来喝斥：“还能杀了他吗？回去！”一点头绪也没得到。 夜半时分，父亲终于被放回来了。父亲说，我们让邻居给告了。塞班陷落，日本只有战败一途。父亲在出征士兵送别会上说了一句：塞班被美军攻陷，太糟糕了。结果被附近不知什么人告到宪兵队。宪兵想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塞班陷落的，让我父亲写了交待才放他出来。从此我们家就在宪兵那里挂了号，每天都要找碴，直到战争结束才算完。战争撕裂人心，留下深深的伤痕。 有山幸 已故 川越市
你们就没有一点慈悲吗？
札幌福利办公室的佐藤俊夫，因批判政府的战争政策，在日美开战的第二天，从东京出差回来，以根据治安维持法实行预防性拘禁的名义被捕，关在苗穗监狱。托了国民庆祝奇袭珍珠港的福，全国都进行了此类逮捕。严酷的拷问，恶劣的环境，佐藤俊夫终于在昭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瘐死，年三十四岁，没能看到他所预言的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关在他对面的单人牢房的佐佐木宣太郎，战后在《在病房里》一书中，如实描写了他走向死亡的那一段阴森森的日子。 遗体还给左藤的妻子和四岁的女儿的时候，一丝不挂。那位刚强的妻子质问：“你们这些人，连给你们亲手杀害的人一幅床单的慈悲都没有吗？”那些人一言不发。 妻子以“非国民”者遗属的身份，在特高警察的监视下，在世人的冷眼中，养育他们的女儿。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分昼夜地干活，终于力尽而死。 战后，传说战争是有些人违背了天皇的意志而发动的。可是，违背天皇的意志发动战争的军人，政治家给他们发优抚金，而因与天皇意志相同而死的人，却什么补偿也得不到。在战后的困苦中挣扎着长大成人的女儿，想知道父亲倒底判的是什么罪，申请法院交给当年法庭纪录的复件，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张纸片：“该文书已销毁。”这个女儿，以后成了我的妻子。 战争的恐怖不仅是敌人的子弹。疯狂的政府竟至于残杀自己的无辜的国民，实在太可怕了。 山下三郎 61岁 公司经理 东京
命丧煤矿的人们
根据学生动员令，我到煤矿工作，我想，这也是战争。我下了矿井，和朝鲜人一起，没日没夜干活，同生共死。瓦斯爆炸、塌方、或其他事故毫不希奇，天天都有，能活下来真是运气。逃跑的朝鲜人抓回来以后被打得半死，那惨叫声我听在耳中，也无可奈何。只有去医院的角落里探视伤寒病人时，稍稍尽我心意。 早餐量很少，那些朝鲜人有时把中餐的盒饭一块吃了，下午空着肚子干不了活，所以再配给一次面包，好让他们继续工作。下井的人分给两个面包。有一次，有人把其中一个递给我说：请吃吧。我说：我从别处也能得着，别担心。正说着，噼哩叭啦地开始塌方了，我们从石头缝里钻出来，逃得性命。 几年前终于凑钱给109名殉难者建立了纪念碑，把长眠在仓库里的遗骨迁到寺院，每两年做一次供养法事。虽然不是在前线，可是每天与死亡博斗，死于缺少食物、没有医药、强制劳动的人，数量很多。 滑川又夫 62岁 秋田大学矿山学部 秋田县
大钟哪里去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常去拜访一位老师，他家住熊本市郊外的一座寺院里。寺里有一座漂亮的钟楼，可是里边没有钟。一打听，才知道在战争中，大钟被贡献出去了，现在没地方去买。这大约是战后过了二十年左右的事。 这位老师在战争结束不久的时候，偶然从四日市的海边经过，那里搁着从全国寺院中收集来的几十座大钟，锈迹斑斑，任凭海浪拍打。这就是那些村子里世代相传的大钟，“怎么落得这么一副惨相啊！”，老师流着泪说：“不知它们后来怎么样了！” 不仅是大钟，从国民那里弄来的“贡献”（铜、银制品，铜火盆，珠宝等）真的用在国家的事情上了吗？ 河野清子 40岁 主妇 鹿儿岛市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战斗机与土簸箕
我们学生义务劳动到军需工场作工。我在研究所的硬铝研究项目当助手。战况已经相当不利，飞机原材料的质量数量都很低，老百姓连锅子炉子也贡献出来，还是杯水车薪。我们拚命地想办法。 当时已经是B29大举来袭的阶段，我们也回收打下的飞机。在我想来，我们日本已经如此困难，美国飞机的材料当然也在劣化。可是，经过分析，美机材料成分与平时的规格完全一样，打折的螺旋桨，断面闪烁着银光。美国的潜力让我心里冰凉，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听说，因为材料太差，日本战斗机的节流阀操纵杆都要特别做旧，因为马达上有裂缝，只能出八分力。 不知熬了多少夜才搞出来的硬铝，没赶上投入使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看见黑市上摆着我们生产的硬铝做成的汤勺、土簸箕什么，连我们印在材料上的标记都没弄掉。当时觉得全身发软。 现在，比当时纯度最高的产品还好的优质铝，已经用于各种用途。抚今追昔，备感幸福。 桥本幸男 61岁 公务员 东京
埋头苦干生产气球炸弹
“各位，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校长先生突然说。集合在礼堂的全体学生，听了这话，静静地转回来，然后，情不自禁地向校长走去，没人说话，只有粘满浆糊、变得硬绷绷的扎脚裤在塌塌米上滑动的声音。“刚才听见的是真的吗？”大家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等到回过神来，大家挤在校长身边。当确定真的可以回家时，大家“哈”地一声欢呼起来，不过最后，抽泣的声音渐渐扩散开来。 这一幕发生在昭和20年2月末，地点是小仓兵工场，女校四年级学生义务劳动，在那里生产汽球炸弹。 用接着蒸汽的铁板把几层日本纸用浆糊粘一起，然后用700张这样的纸板粘成直径10米的气球，下面系着炸弹。气球将升到9000米以上，乘着偏西风去轰炸美国本土。天气严寒，缺少食物，夜班每人发两粒兴奋剂。昼夜两班，连续站立十二小时劳动。和睡魔的搏斗永远没有尽头。宿舍里十叠大小的塌塌米上睡十二个人，倒下去就瘫软如泥，一觉熟睡到天亮。 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受足癣、冻疮、结核、神经痛、脚气病的罪，由于劳累过度，将近一成的学生毕业以后一时不能回家。当时生活的严酷、学生义务劳动中一忍再忍的悲伤，全都体现在我们得知可以回家那一刻，大家激动的反应中。 高见泽幸子 57岁 主妇 千叶市
退役将军当校长，学校自由化
为了纪念12月8日大东亚战争开战，每月8日，学校和工作单位都要举行激发斗志的仪式。在这个大诏奉戴日大诏奉戴日：为纪念1942年1月8日天皇下诏向英美宣战，每月8日全体国民挂国旗、举行仪式，激发斗志，祈祷战争胜利。 ，我们学校眼神不好的老校长，念颂宣战诏书时拉了一段。于是，献身教育界半个世纪的老校长，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就离开了学校。而一位在华北战场立过功的退役将军来代替他。 那天来到少年学生面前的，不是想像中叱咤风云的勇将，而是一个温厚的、好好先生模样的驼背老人。新校长上任以后，严禁高年级生欺负低年级生、教师体罚学生，解除了不许看电影的禁令。 而且，象其他学校那种由驻校军官、班主任老师强迫学生申请当士官预科生、加入陆军或海军的事情，也没有了。我想当少年兵，校长说：“不是只有战死沙场才是忠义。为建设新亚洲而尽少年之力，不也很好吗？”一席话，说服了我这个正热血沸腾的军国少年。校长说，他率领的部队曾经在中国杀害许多俘虏，浇上石油烧掉。校长认为，在军队中，新兵被老兵殴打，一腔积愤，面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爆发为没有人性的野蛮行径。现在看起来，校长非常担心帝国军队的这种恶习往学校里扩散。实在英明。 去年，见到校长的女儿。听她说，校长曾经说过：“不想当军人。想辞职。”在家里经常抄写佛经。这位有恩有义的校长，就是国崎登中将，战后曾尽力支援保护军人遗属。六十年代签订安保条约的那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梅靖三 59岁 海神会常任理事 柏市 。。
夜里在图书馆偷读禁书
战争时期，我在一座历史悠久的专科学校（现为大学）的图书馆，“虫瞰”（而不是鸟瞰）禁书，历时一年半左右。 大量禁书的书目卡片已经从卡片盒中抽出，书籍也与可以阅览、出借的一般图书分开，放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禁书有三大类：A组是美浓部达吉、津田左右吉、矢内原忠雄等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放在最上层的高级书柜中，加锁密封，大约30册。B组是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的著作，有上千册。因为太多了，没遮没盖的分别堆放在书库的几个地方。C组，陆军、内务、文部各省部局编发的文件，全都带有“保密”或“极密”的红字，这些东西本来是发给负责监视学生思想动向的学生科的，学生科没地方搁，寄放在图书馆。 我拿到钥匙，从最上层拿出书来，又怕有人进来。为了能尽快把书藏起来，我把书放在抽屉里读，如果有人来了，就关上抽屉，读放在桌面上的书，或者做做当日阅览统计什么的。如果时间允许，我就把A组的书放回书柜锁好，挑一些B 组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或C组的文件藏在怀里带回家中，看上两三个小时。有时能拿到《特高月报》，内容涉及了大量对天皇不敬的言行、共产主义运动或反对军队反对战争的动向、基督教徒的告解和批判靖国、朝鲜人反日运动等等。特高警察每月两次记录读书状况，把一些还没有定为禁书、而且其作者也没写过一本禁书的人定为需要注意的人物，要求准备登记本，把借这些书的学生全部记下来。 接触了大量帝国政府禁止或隐藏起来的文献，我几乎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