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然后，形成更大的浪潮从这些县城涌向银川，最后汇集在银川汽车站，近7000名不堪饥饿贫穷的迁宁移民，连续40多天围攻宁夏自治区政府机关，哄闹政府领导，殴打当初以欺骗手段动员他们去宁夏的干部。因他们拦路挡车，宁夏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银川汽车站连续4天不能出车，中卫3天不能出车，仁存渡交通
中断2天——在讲述这一情节时，陈思忠等几个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这一词语。
“哎哟，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牵着大人，大人头上顶着行李，人挤人，人推人！”讲这段话时，老移民陈思忠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并连连摇头。他怕记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挤，又补充说：“只要到了车站周围，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双腿都挤得着不了地，骨头好像被挤断了似的，五脏六腑也好像挤到一块儿了……”
一道大门却将这滔滔人潮无情地堵在了汽车站外。早在这之前，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区及库区各级政府抽调人马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坐镇宁夏。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在移民到银川或北去陕西的必经之路，想堵死移民们的归途。当人们或绕道而行，或硬闯关卡不断涌进银川城后，省里去的某副省长改变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车站、汽车站实行死守严防。另一方面，与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作出决定：不卖给移民车票。
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的移民仍不死心，他们不断冲击车站，冲不进去就把车站的大门堵死。形成“我进不来，你也别想出”的对峙状态。
陈思忠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态：……数千名扶老携幼的移民聚集在车站不肯散去，他们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多次冲击车站，几十个年轻人还从围墙翻入，企图打开大门被制服。移民买不到票，迁怒于当地政府，纷纷涌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政府的门围得水泄不通。自治区书记刘阁平出面动员移民回安置点，话还未讲完，悲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点是死，在这里也大不过是个死，我们就死在这里！”“不卖车票给我们，坚决不走！”
但移民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先到银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怜的一点钱和干粮没几天就告罄了，“弹尽粮绝”之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开，或者回安置点重筹粮草，以图再踏归乡之路。或者掉头北去，进入茫茫毛乌素大沙漠，绕道返回库区。
第一批移民含愤离开了银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来，他们也先去汽车站、火车站，买不到票上不了车就到自治区政府门口去闹事示威，直闹得政府领导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后来，官方记录这一事件时只有两有寥寥两句：“6000多移民围堵自治区政府闹事达四十余天，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
视……”
无法在宁夏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又无力穿越茫茫毛乌素沙漠回陕的移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渺茫的办法——告状。缺少联系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们以县为单位进行串联（后来，据库区移民统计，六十年代初**的代表有六拨），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每人两毛三毛地为**代表筹集经费。怀揣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背着一大包馍的代表们出发了。他们不去渭南，更不去华阴、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农民看问题的思路很简单：是县、乡的干部用“宁夏条件比渭南好，宁夏可分十多亩地”这样的假话骗了移民，移民才去宁夏过得那样悲惨。支持县、乡干部骗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员，渭南的官员同省里的领导又是同穿一条裤子，同一鼻孔出气的——故**从一开始便走“上层路线”，他们直奔北京，把脱离宁夏，重新返库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政府。
**的代表出发后，移民们便望眼欲穿。那段时间，各个移民点总能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县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领导了！”“我们县**的人把材料交
到国务院去了……
后来，移民点传说的**故事已完全融入了传说者的想象色彩：“……我们县去**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移民代表汇报后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忍不住高声给陕西省的领导打电话问：‘你们给中央汇报时并没有讲要把移民安置到宁夏，那边怎么有移民？’陕西的领导回答：‘……我们是往宁夏迁了些移民。’周总理指示：‘把那里的移民全部迁回去！’”
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象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
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民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与省协议的。”
……进京**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些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会让他们终生不忘……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在库区采访时，不少移民对冷梦笔下三个支部书记**对于移民返库起到绝对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移民们说，只能讲他们的**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会是绝对作用，更不会是一访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库区，同很多移民**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同三门峡电站在修建中出了问题分不开……
翻开有关三门峡电站修建的记载，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在受饥饿、受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时，他们为之奉献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代表共三万余人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人们挥舞花束，欢歌笑语，热烈欢
呼工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在那欢呼胜利的庆典还未开始之前，西北利亚的“寒潮”就已使中苏关系降温了，“老大哥”不愿把他们当初承诺的援建项目进行下去。8月10日，科洛略
夫等苏联专家离开三门峡回到他们的“修正主义”国家去了，把一个有严重隐患的工程留给了中国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又一个万众欢庆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当时的报纸说：“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使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黄河已经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它的报复。专家们用可怕的数据计算着水库“寿终正寝”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到19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还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1962年3月，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国务院的决定把三门峡移民强烈要求返库的势头推向了**。《华阴县移民志》不惜笔墨地记录了这一**的形成过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举动，后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举动，返库次数、人数愈来愈多。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