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15部分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因安置点离村庄较远，自行迁往宁朔。对安置在永宁县的本县移民影响很大。1957年6月，陕甘移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移民任务缩减，移民情绪波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行返籍。先后返回1510户2071人，占迁出人数的56。3％。1959年秋，省内移民开始后，部分迁往宁夏的移民返回库区，要求内迁，先后返回898人。


“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生产队的收入，安置区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加之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和库边的社队到库区耕种土地，诱发了移民大批返回库区。1961年10月，外迁移民返回库区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人，坚决不回宁夏……”


华阴一县虽只有千余人，而数县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者却有万余人之多。


根据这种情况，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央西北局在陕西西安人民大厦召集陕西、宁夏两省（区）开会，专门研究三门峡库区移民由宁夏返陕问题。


据当天的会议纪要记录，参加会议的除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白治民、西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李登沄外，宁夏民政厅副厅长金民、宁夏安置办主任林德民及陕西农业厅厅长赵锦锋、陕西粮食厅副厅长高秀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纪要记载：1956年至1958年，陕西三门峡库区迁往宁夏移民2。9万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移民自发返陕达五万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门峡库区难以送回宁夏的移民达9400多人。为了确实解决这一问题，宁夏民政厅金民厅长来陕，先与陕西省农业厅赵锦锋厅长交换了意见，又共同向陕西省谢怀德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并请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参加对移民返陕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次西北局召集的会议，实质上只作了一个决定：允许陕西迁到宁夏的移民都回陕西，由陕西进行第二次安置。但会议仍说：“首先应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尽可能地把宁夏现有移民巩固下来。”会议同时强调：对经过认真工作后仍坚决要求返陕的移民，不能强行阻止。要给他们迁移自由。对他们，宁夏要送好，陕西要安好……


会议纪要很快便报送到了中央。几天后，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陕西、宁夏的决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陕的决定传到了陶乐县。


如今已70多岁的华阴市华西村移民张吉胜当年在陶乐县马太沟人民公社食堂当管理员，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会忘记这个
时间！”


提到这个难忘的日子，张吉胜那已干涩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思绪又随着这个日子回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下了点小雨，我在大队值班，马太沟公社文书岳明德来叫我通知移民干部开会传达返陕的事。当时我根本不信，还骂他你小子想回陕西想疯了吧。当他把盖有公章的通知亮出来后，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楞了片刻，才回过神来，激动得一把将岳明德抱起来转了好几圈，然后一下把他扔在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我也不管，便朝着大队干部修水渠的工地一路狂奔。刚下过雨的路上有些滑，摔得我满身满脸是泥。我一点也不在乎，在有移民居住的地方，我还会边跑边扯着嗓子高声喊‘中央同意我们回陕西啰！’害得好多人追着我问，‘张吉胜，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又也像我一样狂奔着把这一消息传递给其他人……”


4月20日，宁夏移民返程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归心似箭，但每一个人都有几分离去时的牵肠挂肚，每一个人都没有回归故里的喜悦。


天还未亮，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早早地起了床。不是为了收拾行李——知道返陕的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忙着准备”。家里的财产为换得一点粮食几斤蔬菜，大多数移民只剩下一床被盖几件衣服，早就家徒四壁了还有什么可收拾的？也不是为了做最后的早餐——大多数家庭将所有的粮食都已做成了路上所需的干粮。即使还有粮食，谁也没有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吃早饭的心情。


就要回家了，但在这块耗尽了移民们的家力财力，让他们吃尽苦头，甚至让他们家破人亡的不毛之地，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好多人都挖开地里的坟墓，将骨头装在麻袋里或用木板钉的盒子里。他们要把亲人的骨头、灵魂带回家，谁都不愿让自家人独在异乡成野鬼。有的家庭亲人刚死不久，尸体刨出来时肉还没有烂，这些家庭的人就将骨头连肉一起装到麻袋或木盒子里。尸体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但这时谁也不管不顾了。那些无力运走亲人骨骸的人只有到亲人的坟前点燃纸钱，流着泪向独在他乡的孤魂做最后的诉说；对那些死后连坟墓也没有一个的亲人，他的家人只有面向黄河，面向茫茫沙漠长跪不起，祈求一方神灵保佑他们那些死于逃亡，至今尸骨难收的亲人在九泉之下一路走好；婚嫁在当地的女子们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的痛苦，那与家人道别时的哀哭也就格外悲伤，直撕扯得爹娘肝肠寸断；那些家庭人口完整的移民们也感情十分复杂，他们默默呆立房前，在风沙中告别这块给他们留下了太多辛酸、太多痛苦的伤心之地……


终于可以出发了，男人们扛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行李，搀扶着走路都颤悠悠的老人，婆姨们背着皮包骨的孩子，默默跟在后边。黄河沿岸，沙漠边缘，一支支像溃败的大军在失望、绝望的气氛中缓缓向集结地蠕动着。然后，无蓬的车队从多个集结点载着历尽磨难的移民们驶向银川平乐火车站。


嘈杂拥挤的火车站站台上，送行者大多表情凄然。他们都是不能回家的三门峡库区人。他们中，有子女与当地人结婚后不愿骨肉分离的家长，有已被折腾得山穷水尽而回不了家的移民，有在当地已找到了一份不错工作而不愿回家的“工薪阶层”，有因为有移民留在宁夏而还要继续留下的移民干部。望着乡党都挤上了回乡的列车，这些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些未回乡的移民和移民干部肯定比回乡的大多数人强，至少，他们没有遭受在库区和安置区多次搬家的颠沛流离之苦，没有因闹返库闹土地问题闹救济款问题而遭受劳狱之灾，没有库区发洪水后的苦恼……


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混得不错。比如：华阴县原二区区长胡安定，1957年去陶乐后一直定居宁夏，几年前从某区人大主任岗位上退休；华阴县原关北乡乡长田春华，1957年去陶乐后任该县民政局局长，后任该县副县长；华阴县刘怀荣的弟弟刘怀化在逃亡中跑到宁夏某煤矿当了驾驶员；大荔县户家乡村民孙寅道随女婿住在银川市内……


13、“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


大荔县移民志记载：到了1962年3月底，有1。2万迁宁移民返回库区，坚决拒绝回宁夏。经宁、陕两省协商，报国务院批准，迁宁移民全部返陕，重新安置。陕西省责成渭南地区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在蒲城、白水、澄城、合阳、临潼、渭南、富平、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大荔县按3035户、16260人进行安置。其办法是分散和对口相结合，以投亲靠友为主，安置在县境内的634户，3650人。分散安置在外县的2401户，12610人。其中：蒲城的110户，550人。澄城的111户，554人。富平的605户，3500人。还有白水、合阳1575户，8006人。


华阴县的移民志也说：本县迁往宁夏的10673人全部返回，安置在渭南地区境内。


作出以上安排后，问题出现了：1。2万自发返库的移民拒绝到其它新安置区。当时的渭南专署成立了朝邑、沙苑和上洼三个库区区公所，配备干部60多人。官方的材料说：经过两年的动员，并采取强制措施，这些人于1964年底才撤离库区。


移民第二次去安置区的过程的确十分艰巨。当时，正值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毛泽东主席发誓不吃红烧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安、渭南、华阴、大荔等县市那些吃不饱的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干部、厂矿工人纷纷到库区种地，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的收入，安置区也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到库区耕种土地。库区里到处麦浪翻滚，炊烟袅袅。从宁夏归来的移民好生奇怪，刚一下车，便如脱缰野马直奔他们的老家而去。


明白眼前大片的土地已经易主后，移民们虽愤愤不平却不敢去惹那些鸠占鹊巢的主，他们的单位都是“国有”性质的，人也是国家干部，“民不与官斗”的恒古真理压抑了移民们的满腔怒气。虽不敢招惹“国有农场”，但移民们也不肯离去，他们像那条发现了黔驴的老虎，在农场周围虎视眈眈，准备相机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拆的老房子框架还在，用床单破布或茅草往上一遮便算安家了。那些没有老房子框架可利用的，就拣些砖头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搭个庵棚，或者找些树条高粱杆把四周一拦就蓝天当房地当床——回了家，又是春暖花开时节，即使是睡在露天里也比住在宁夏那被风沙扑打的土墙房子里心情舒坦。


住的问题解决了，口粮有政府供应着，移民们打算就这样安营扎寨了。可没过多久，公社的、县里的干部们又找到了废墟里，像当年动员大家“一人迁，万人安”时那样动员大家，“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创业”。华阴县西阳乡副乡长李华（化名）回忆说：“动员移民上山上塬真比动员他们上刀山入火海还要难！”上过一次当的移民们正没处撒气，“去你娘的！当年骗我们去宁夏还没有找你们算账呢！”


李华等忍气吞声，满脸堆笑地凑过去劝导：“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嚷了起来，“回来了又要骗我们上山上塬？还嫌没折腾够？没把我们全折腾死？”


“我们就父母都饿死宁夏了，你们该不该负责？”


“我们现在吃没吃，住没住，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李华找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挥动着双手喊道：“社员同志们，不去怎么行呢，库区早晚是要蓄水的呀！现在没蓄水，过三五年，十年八年难道还不蓄水？不蓄水，国家花那么多钱修这个电站干什么……”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给顶了回去，“少啰嗦，等蓄水了再说，什么时间蓄水我们什么时间走！”


“要去你自己去吧，反正我们是不走了！”


“对，你们就是像以前那样来捆来绑我们也不走了！”

……


前去动员的干部被轰出了废墟。移民们不走，干部们自然有办法“治”这些不听话的移民：不走不发粮！


这点制裁对从宁夏那条死亡线上爬回来的移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粮食，可库区有的是野菜。回到老家，乡亲邻里，亲戚朋友处都可以借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条饿不死的活路：库区那些大小农场都需要劳力，无事可干的移民们就去帮工，干一天给三元钱还管三顿饭。有吃又有钱，难道还怕政府不给那点供应粮？


库区政府的领导们见状，又通知各个农场不准招收移民干活。这也无妨，七八月，关中麦熟下镰抢收，移民们便成群结队地去收割后的大地里拾麦穗，一天下来，竟能拾到三五十斤，麦收结束，大半年的口粮也就攒下了。


在同农场员工接触中，移民们发现“黔驴”的本领也就那么几招，除了有个国字招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他们胆子大了起来并向其进攻了。先是试探着去农场的地里偷点粮食，接着去抢种点农场的土地，农场的人敢有什么动静，移民们一拥而上，将其打得心服口服。


有的干脆当起收租的“地主”——找到农场的负责人，转弯抹角地哭穷，要求借点粮食什么的，农场的人一方面是同情这些已迁徙得一无所有的可怜移民，二是怕这群穷疯了的人对他们“打家劫舍”。于是，粮食“借”给了移民，少量的土地也“借”给了移民……


农场肯借地借粮，移民与农场自然相安无事。但库区这种风平浪静的日子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1963年初，华阴某生产队的移民去偷部队农场的粮食被发现，像所有偷盗现场一样，偷盗者在前边拼命逃窜，失盗者在后面猛追，结果，偷盗者一不小心掉进井中被淹死。


淹死了同伴，移民们难免兔死狐悲。想到外来者在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建农场，自己无地可种，如今，吃点粮还得去给占地的人打工，还得去拾别人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