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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干部的处分并未能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在这次“双核”中，县移民局向东堤村派驻的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的联络员有无责任？应承担什么责任？还有，镇里的领导难道连自己的属下许双全等5名村委干部是不是移民都不知道？镇干部们心中无鬼，为什么连名单都不准人看……
在渭南市，移民的怨气远远不止源于土地、非移民和冒领移民直补款等问题。陕西省政府在针对大荔县上访问题的一份材料指出：“三款”（危房款、安居工程款、扶持生产周转金）管理不当在移民中引发了较大矛盾。材料记载：移民返迁后，从1990年至2005年底，国家在该县累计发放危房补助款194。5万元；安居工程款2044万元；扶持资金2025万元。但在发放过程中，由于存在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问题，造成部分资金虚报冒领、挤占挪用。
返库初期，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150元，2004年移民人均纯收入才达到1075元，与全县平均收入2006元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前些年，大多数移民都盖不起房子，住在矮小的庵棚里，所以，没有享受这一款项的移民意见较大……
“移民意见较大”本来就够渭南各级政府头疼了。这时，偏偏又出了一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
第六章 “逃犯”逃进中纪委
34、举报者李万明
李万明，转业军人，一名有着40年党龄、42年工龄并在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后改为渭南市移民局）有26年“局龄”的国家公务员。
初次见面，这个“国家公务员”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穷困潦倒——个子高而瘦，属于关中人说的那种晾衣杆身材，满脸的菜色更将其营养不足的窘境暴露无遗。略显短小的牛仔裤遮不住他那双快“张嘴”的皮鞋，一阵风过，卷起他那件低档的西装时，记者看到了他衬衣上的补丁。一辆记者从没有听说过也不知是哪家街道小厂制造的自行车破旧得叮当乱响。
李万明穷而好客，见面后硬要请记者吃饭。东张西望地在渭南城里走了老半天，他才把记者带进一家饺子店。那顿饭，共吃掉58。6元。他掏出一把10元5元1 元的零钱抢着买单，数了一阵后尴尬地问记者：“有零钱吗？还差六毛……”
那一刻，记者发现牛高马大的李万明为六毛钱憋红了脸，憋得满头大汗。
人们对李万明的印象不尽相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说他“一根筋”，不懂得人生膨胀和收缩的真谛，为了与自己八竿子不搭界的移民，他成了“**愚公”，二十多年告状不止；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认为李万明有正义感，有古代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范；库区移民大多叫李万明“反腐勇士”……
当“反腐勇士”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的社会背景下，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破格重用”已成为官场常态的环境里，李万明在政治前途上无望自不消说，他还必须承受因制裁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李万明的爱人张安霞是下岗工人，厂里长期发不了生活费。自开始举报以来，李万明基本上也就与涨工资无缘。两个人用李万明一个人的工资本来还可以勉强维系，怎奈他要进行的举报花销巨大——见到李万明时，针对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他已把“举报信”写得长达15万余字，并14年连续不断地655次投书举报。为举报，他花光了自己的4。8万元积蓄，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
记者看到过记载他家经济命脉的那本时间很久却依旧成色很新的存折，上边有七八次业务往来还没有上千，而余额只有20元……
最艰难时；他不得不让爱人张安霞给别人洗衣打扫卫生换钱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甚至在邮局赊帐，用卖血的钱去邮寄材料。
告状的人或者说“举报者”在三门峡库区都是没有多少通信自由的。李万明更不例外，他的信件常常莫名其妙地“丢失”，他的举报网站被查封，他的电话经常“串线”。为了躲避个别权力者对举报行动的查卡和拦截，他只好经常到60公里外的西安去打印和邮寄举报材料，“有关部门”盯得太紧时，他还曾南下数百里，到陕鄂交界处的陕南安康去寄信。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在他的举报上信留下过“墨宝”，至今，他的举报连同领导们的那些“墨宝”都已成为一段历史“躺”在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档案室里接受岁月的检验……
总之，在官场，他很上“档次”——他是全市唯一有中央领导在其“作品”上作过批复的一般国家公务人员，他是全渭南唯一有“案底”留在北京和西安某些部门的平头百姓，他也是整个渭南唯一被陕西省委常委会两次研究讨论过的科员级人物。
政治上的“高档次”却压低了他物质方面的待遇——因他长期与移民“同流合污地搅在一起”，使他在丧失升迁升职机会的同时，在经济利益方面更是莫名其妙地蒙受着损失——8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在记者几年前采访李万明时，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970元，比少他两三年工龄的同事少出300至400元左右。
渭南政府个别官员对李万明进行经济制裁的配套措施是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再偶尔来点“黑牢把戏”——职工会、年终总结、党员评议会，甚至宣布单位那几个因贪污而判刑的人的问题，都会专门或捎带着“帮助”李万明一番。
对这样的“帮助”，李万明大多是付之一笑，用沉默应对那些可笑的政治把戏，用沉默表达自己对玩弄权术者最高的轻蔑。
对自己的“举报事业”他从不沉默，相反，还变得更加顽强而执着——执着到产生了一种“让神都畏惧的力量”——领导由此有了此人不除，后患无穷的不安。为消除后患，就找个“破坏库区稳定”的理由将其抓到一个军事基地关了二十多天的黑牢。
对这一切，他无怨无悔更无畏，走出“黑牢”，迎视着那些幸灾乐祸与世态炎凉的目光，他的脑海里老回响着一句美国人海明威的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他告诫自己：命运可以把你打倒，但它并没有阻止你站起来。一定要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站成一个不败的形象！
从牢狱之灾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李万明对“事业”的认知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得失置之度外，继续勇敢而毫不吝惜地在举报上倾注自己的精力与财力。
再坚强的人，也有人性薄弱的地方。在李万明灵魂深处，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领地——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永远的疚愧——老人病重时，他仍在忙着举报的事，母亲一怒之下拒绝治疗和服药，致使病情加重，不治身亡。李万明说：母亲去世后，我在睡梦中常听到她老人家骂我是不孝之子。
对李万明这盏“不省油的灯”，渭南官方颇多“微词”。当了17年渭南市移民办主任，一场意外车祸致伤后已退休在家养病数年的郑博接受采访时首先对记者介绍的是：李万明这人自私，爱告状。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使人明显地感觉到：眼前这位只能躺在睡椅上接受记者采访的老者昔日的怨气仍未消褪。
渭南市政府则以文件的形式这样表述李万明的“举报动机”：“他在举报中的一些提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以移民款不能乱用这个正确的提法掩盖自己企图搞乱单位，搞乱移民工作的恶毒用心，其迷惑性和欺骗性也就更大……”
还有更不客气的干脆用辱骂代替了对李万明的评价——采访时，记者向渭南移民局的一个矮个子问路：“知道李万明住哪里吗？”矮个子警惕地打量记者一阵后恶狠狠地说：“找他干啥？这家伙脑子不正常，是个神经病！”
与官方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三门峡库区移民对“告状者”李万明的感激不尽。移民先后给他送去170多面锦旗——“铁肩担道义，移民幸甚；铁心反腐败，党旗增辉”的评语表达着一方百姓，一个阶层的肺腑之言。
素昧平生的移民还纷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他表示尊敬：赠送一只鸡，希望他补补身子；几斤水果，表示一点心意；塞去几元几十元钱，让其偿还寄举报信欠下的债务。他们甚至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冲出警察和干部们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前去华县赤水镇江村给李万明的母亲扫墓……
这些零星的敬意使李万明获得了远远超过他职务的影响力，在当地产生了一种令个别官员生畏的巨大存在。一些官员们违背中央规定擅自压缩三门峡库区返迁人数的事，克扣灾民建房款的事，乱借移民资金，用移民资金办同学会、买礼品和在媒体上自我“宣传”等等令人尴尬难堪的事情通过他频频曝光，以至于在个别官员中产生了一种“闻名丧胆”的强大威慑——华阴市有四个妇女赴京 上访，回家后，被弄到“华阴市上访人员学习办”关押。“学习班”的“主持”们不给其饭吃，不让其睡觉。被虐待的四个妇女给李万明打电话反映情况，要求李找记者前去采访。李万明说，我会尽快联系。那四个妇女马上告诉看守她们的人：李万明找的记者马上就要来采访你们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学习班”的“主持”们闻风四散，将“学习班”的大门洞开，任四个妇女大摇大摆而去……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曾子墨认为：他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明哲保身。如果愿意同流合污，甚至不愁成为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他却“不明智”地做凡人眼中的傻事。
认为李万明“干傻事”的香港新闻人承认：“只不过，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在军队中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他把自己的举报行为说成是一个反腐败工程，他一定要让这个工程得到完满竣工。”
这位香港凤凰卫视的“名嘴”动情地说：在这个物欲横流，以至于淹没了良知和责任的时代，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深深感动；总有一些人物，让我们泪流满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但每个人都有机会仰视英雄。那些为了社会公正和良知而奔走、而奋争的人们，即使其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陈敏莉那篇“不计代价的反腐英雄”的人物通讯则这样介绍李万明：李先生是一位**主义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自己使自己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反腐，他前前后后已经花了至少4。8万元。为了坚持他的反贪斗争，1996至1997年间，他甚至需要卖血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
他的反腐工作同时也使他丧失了升职的机会，并且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妻子张安霞，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无时无刻都在担心着两鬓渐白、身体渐弱的丈夫。
在移民局工作的26年，他曾获得过不少奖，其中包括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却因为反腐举报，他不断得罪上级领导，结果被扣上“不合格党员”和“不称职” 的帽子……也造成了数年前他月薪（含副食补贴100元）仅970元人民币，使他成为局里同级干部中工龄最长而工资最低的公务员。
一个被官方“忽略”了的人却受到了媒体青睐——2007年元月2日；《公益时报》评出的“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李万明名列第六。同年，他被《维权名人坊》网站编入名人行列，并称他为“移民的代言人”。该网站给他赠言说：“非常感谢您情系移民的壮举，您真正做到了‘先天下移民之忧而忧，后天下移民之乐而乐’，中国移民的发展史上将会留下您浓重的一笔……”
李万明出名了，他成了一段传奇，一位英雄，一个被渭南某些官员不待见的举报者，一个被广大民众爱戴赞誉的普通人。
一个在厌恶和拥戴的激烈对立中得以存在并被社会承认的人物的出现算不了什么奇闻，然而这个简单而又复杂和涵盖了太多故事的新闻人物使我们不得不本能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李万明为什么要告状？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屈不饶地告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十多年如一日地告状不止，最终成为移民的代言人和“全国公益领袖人物”？
因为他是“**主义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这样的说法未免太牵强，太空洞，与他的实际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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