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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冤案在市里有关领导操纵下再次发生。1995年，高家村有四个组因与咸阳市某种子公司超大穗小麦培育造成损失2。6万元。四个组的组长找到时 任村主任的董生鑫商量，大家决定，这个损失款2。6万元谁去要来了，就只给单位交两万，剩余的6000元归收款人所有。
钱被董生鑫要回来了。他按当初的决定留下了6000元。“根据群众举报”，华阴市检察院对董生鑫进行了立案侦查……
1997 年3月14日，华阴市检察院的阴检办经字（1997）02号查处结论称：法庭上，高家村副村主任李中尧，组长王慧明、李春厚、张百忍等人举证：索赔前曾议 论说过：只要能要回2万元，超出部分归个人所有。法庭当庭宣布董生鑫无罪。据此，检察机关认为董生鑫要款个人所得的6000元不能按犯罪处理。向有关方面 通报，消除不良影响……
再次被“无罪释放”的董生鑫没有因为免除了“二进宫”的灾难而心生悔意或从此胆怯害怕，他依旧没有停止当地干部认为属于不轨的那些“违法活动”。1992 年，省里给每户移民补助5000元，扶持盖房。但华阴等县的政府干部以“利息”、“手续费”层层克扣。一些移民只得到了一部分，一些移民一分钱都未得到。 1998年，问题被董生鑫等人举报，省里知道后对地方官员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被批评的地方官员们心中的怒火自然要冲董生鑫发泄：当年的8月，五方乡政府通 知董生鑫的大儿媳到乡里检查是否怀孕，董生鑫的二儿“觉得副村长故意找茬”，便同其打了起来。9月7日，华阴市的《华山报》以“五方乡迅速处理一起殴打计 生干部事件”为题报道了这次打架的结局：“……为了维护国策的尊严，为今后计划生育工作铺平道路，现已将董生鑫父子殴打计生干部一案交由公安机关查处。对 董的二儿子董某行政拘留15日……”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董生鑫告诉记者：欧洲的名言说，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五方乡的官员们却拆了我的房子。8月28日，派出所通知我 去谈话，五方乡政府出动40余人以违反计划生育为名将我家的房子夷为平地。董生鑫说到这样一个情节：乡政府一干部事后为了强调自己的做法正确，还对董说， 拆了你的房子又怎样，拆前就给市委某某领导汇报了的……
1998年9月4日，陕西的《华商报》报道了强拆房屋一事。当月的23日，该报的一则消息又这样披露了官方对此事的态度：
“……毁房后，五方乡政府曾就其作法向华阴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出了一份《情况反映》，其中谈到对董采取强制措施：‘强行搬运董家财物30件（部），现 金560元，拆毁房屋二间，毁坏瓦房三间’。并认为‘乡政府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是正确的，维护了法纪尊严，声张了正义’。
“尽管如此，在9月10日晚召开的华阴市政府市长办公会上，这种作法仍被认为‘应应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严肃处理’。该会议纪要的第四条指出：乡政府 的强制措施在执行中欠妥，行为过激，应予以批评和纠正。纠正的具体做法是，‘由市物价局对董生鑫房屋损失情况进行评估，赔偿问题由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协 调处理’……”
对市政府表现出的姿态，社会反应冷淡。一位知情说，这完全是以装腔作势的姿态掩人耳目。华阴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谈到此事时打比喻说：“这是猫哭耗子。” 老书记认为：五方乡的行为事前是得到市里个别领导认可的，见事情闹大了，就出个会议纪要来表示姿态，洗清自己……
也许是深知事件背后的内幕或缺乏证据，绝大多数华阴人只能静观事态动向，连像李集新这样老资格的领导干部也没敢站出来替董生鑫“出头”。他说，当时，我们 只能暗中同情像董生鑫这样的移民。
也有胆子大的。华阴市高级律师刘君臣表示：自己愿免费替董家打这场官司。这场官司打到1999年6月30日才“打”出了一份“华阴市法院行政判决书”。这 份判决主要作了五项判决：
一、五方乡政府对董生鑫实施扣押财务，拆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二、五方乡政府应返还董生鑫被扣押的现金560元，并赔偿三轮车轮胎一只等物品价值733元；
三、五方乡政府赔偿董生鑫房屋损失共计3。2万元；
四、五方乡政府赔偿董生鑫因此事而产生的交通费、打印费共计2700元……
第八章 舆论风暴
53、“内参太温柔”
媒体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门峡库区问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如今，我们能看到那时媒体关注留下的“记忆”几乎都是以《内参》的方式出现的。国内的 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几乎都针对三门峡库区的问题发过《内参》。
那时，媒体对“库区问题”还处于一个观察、了解、认识阶段，对其中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随着观察、了解的深入，当发现库区那些令他们目瞪口呆的问题的确存 在时，记者们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某报一位记者讲述他当初的惊讶和愤怒时说：“真不敢相信，移民的日子水深火热，管移民的官员竟敢拿移民的救命钱去投资， 去借给私人，去任意挥霍。移民无地可种，官员们却把安置移民的‘富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惊讶和愤怒之余，办报的“政治家”们和新闻纪律极强的记者们并没有也不敢把“问题”捅出去，他们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着库区的问题——毕竟是建国之初敬爱 的领袖们在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没有他们弄出的这么一档子遗留问题，库区的官员们就是想乱搞也没有机会，如今，他们的 “问题”再多，他们再怎么对不起移民，但毕竟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好把因国家领导人之错而导致的官员“问题”都披露出去，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 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们贻笑大方？
媒体及其记者都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某种渠道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给移民一个公道，又使那些有“问题”的官员从中受到应受的教训和处罚，于是，发《内参》 成了数家报刊的共同选择。
各家媒体所发《内参》报送的级别都很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管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水利部长、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成了媒体的主要报送对象。
《内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预着三门峡库区的一些问题。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曾先后分别对媒 体的一些《内参》作过批示，随后，部分《内参》层层批转——问题也开始出在层层批转上——一份内参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 西省水利厅。1996年4月，省水利厅便派该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该厅所辖省移民办一位副主任（系被举报人）两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渭南进行“内部调查”。
这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曾在电话中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谈起过此事，他说：内参太温柔，内参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领导的批示被“摆平”，内参便毫无价值。而将文章 登报则不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并都盯着这件事，谁还敢打马虎眼？
丁国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他后来被陕西方面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行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工人日报》以“移民资金不能乱用”公开 报道了库区的问题。这则以“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形式出现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进，转载此文和评论库区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各省和中央 媒体。
为了“维护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全面反击。
如今，打开渭南、陕西的文件，只需读读文件中的一些标题，便可以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和近似于“判词”的辩解中闻到当年弥漫其中的浓浓“硝烟”—— 《工人日报》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新闻纪律的；《工人日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反映信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调查附记严重失实……
在“反映信和调查附记在库区造成严重后果”一部分里，渭南官方的说法更加吓人：《工人日报》的报道会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乱和蒙上长期阴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 的人借机利用，搞乱移民工作；会造成移民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会严重影响库区正常工作的开展，给库区移民工作造成长期困难……
渭南和陕西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讲出的话无疑是有份量的。从记者统计的情况看，1997年，经渭南和陕西有关方面不厌其烦地找某些新闻单位交涉，同时，以求中 宣部领导打招呼等手段对全国敢于对其曝光的新闻媒体进行“治理整顿”，此后的三年间，全国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的“负面报道”基本绝迹。
一级“组织”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控制是短暂的。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问题”的沉默终于再次以《内参》方式爆发。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击的《工人日报》再次发《内参》揭露库区问题。接着，《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内参》，对渭南市移民局的 问题进行了反映。
这些《内参》中，《农民日报》记者陈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郑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资金‘高压线’”最具代表性。
这篇《内参》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古代，挥霍浪费水利专项资金是要杀头的。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移民项 目。某中央领导更是极言：“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然而，记者在陕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办原主任郑博等人不仅敢碰移民资金这条“高压线”，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敢割这条高压线……
在该文“15万移民的‘救命钱’”一节中，记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库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给渭南移民局拨付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 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和30万亩土地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渭南移民局经陕西和水利部呈报了3。4亿元的“安置补充规划报告”，0。96亿元的扶持移民 生产周转金和大宗额的遗留规划报告。这些报告经国务院同意后大多下拨给了渭南移民局。
记者指出：大量“救命钱”没有用于“救命”。比如，将安置15万移民“压缩”为7万余人，从中余下大量的资金、土地和物资，被渭南移民办一些人挪用或挥 霍。具体事实有：
非法拆借给某些非移民单位和个人。经郑博批准，1986年以来，渭南移民局将650多万元借给临渭百货公司、蒲城某个体户、市政府机关，这些钱大多有去无 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资开发。经郑博等人策划，陕西省移民办、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门共投资900万在大荔办矿泉水厂；1993年，陕西省移民办、渭南移 民办共投资225万到陕北子长县打油井；1993年，用65万移民款到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1995年，向绿福德公司投资40万，这些钱全部亏掉。
为本单位搞创收。多年来，郑博等人用3000多万投资去办公司和“基地”，在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办经济实体30多个，渭南市移民办的每个科室也都给钱经商， 结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
内参还列举了用移民款行贿，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残酷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披露，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掌握了情况，也给各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采访线 索。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当时，由内参转向公开报道的**风暴已经形成，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 网络上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红，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章被渭南的“灭火队”利用关系“枪毙”，胎死腹中。记者第一次对渭南移民 问题采访的线索就来自于某杂志的被“毙”了稿件的同行——他说，事实肯定没有问题，他采访后，渭南个别官员为了不发稿件，派人提着10万元到他们社里活 动，虽被拒绝了，但稿件也被“毙”了……
对这种事实真实性没有问题的事件进�